本书适合国际政治爱好者、研究者及其他读者阅读。
本书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客观的评析，明确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本书反映了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很多成果，力图回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值得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级干部、学生和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重视和阅读。
作者简介
本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长期从事苏联有关领域研究的资深学者。
前言
前 言
邓小平同志在倡导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十分重视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也很重视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同志明确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理论束缚，从尊重群众的首创性出发，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自己的特色，正如1991年7月1日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2008?年12?月18日，他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还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突破。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与分析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并总结其提供的经验教训。我们组织编写本书已酝酿很久。不仅是我们编写本书的组织者，而且是参与本书撰写的作者和很多同行，都深切感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之后，全国上下都在学习与加深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实际工作中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之际，如何正确地认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科学地总结其失败的教训，成为一个十分迫切与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这是我们下决心编写此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为了阅读方便，我们将书中涉及的101个问题分6编：编、十月革命与列宁时期。这一部分首先是简要地考察了十月革命前俄国政治与经济的基本特征，接着，论述有关十月革命的问题与十月革命后列宁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重点研究军事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等问题，分析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如十月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取得政权，列宁是如何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
第二编、斯大林时期。这一部分用了较多篇幅评析斯大林时期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斯大林在苏联执政时期长，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对苏联整个发展历史影响。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按照斯大林的理论观点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并推行到东欧等其他国家。这部分重点分析的问题有：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与主要弊端；推行超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与大清洗政策及其产生的后果；斯大林缘何抛弃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有关“阶级斗争尖锐化”、不断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对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所起的作用；怎样对苏联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如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进行客观评价；斯大林模式是怎么形成的，它与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什么关系。
第三编、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推行改革政策，绕不开的一步是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时期的重要标志。这里顺便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档案材料表明，“秘密报告”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而是苏共中央的集体决定。赫鲁晓夫是二战后苏联个改革者。如何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如何正确认识赫鲁晓夫时期在苏联历史上的地位，分析这一时期体制改革取得的进展与失败的原因，是这一部分要着重分析的问题。另外，在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发生了大论战，导致中苏关系破裂，出现这些问题的症结何在，亦是这一部分要说清楚的问题。
第四编、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等于1964年10月通过一场“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开始执政。他执政18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这一部分主要分析这18?年对苏联的兴亡究竟起什么作用，如何评价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的历史地位。本书作者认为，如果对这一时期给予总体评价，那么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应视为停滞时期，是积聚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的时期。形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在这18年里改革停滞不前，左的教条主义盛行，大力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对外实行扩张与霸权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从而导致苏联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
第五编、戈尔巴乔夫时期。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病夫执政，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我国学术界对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改革政策与其本人的评价存在很大分歧。有人把苏联剧变归结为个别领导人的责任，是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结果。简言之，把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归罪于戈尔巴乔夫等。考虑上述情况，本书在这一部分，集中分析的问题有：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缘何提出要进行根本性改革，一再强调改革紧迫性，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原因与苏联剧变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及如何认识其对外政策新思维等。总的来说，本书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首先是改革者，其次是改革的失败者，改革的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如果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必然会忽略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导致笼统地否定改革的必要性。
第六编、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这个问题既是广大读者关心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本书的作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苏联剧变的原因。应该说，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问题是如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正如指出的：“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
因此，在分析问题时，不能简单地把各种有关的因素，甲乙丙丁地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苏联剧变过程中呈现出的种种现象，任意夸大或缩小其中某个因素的作用。
本书作者明确提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邓小平同志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我们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加强制度建设问题，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而苏联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只是进行一些修补，这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动力机制，后走进死胡同。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所以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同志指出：“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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