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这个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新疆、内蒙古、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地区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
“文化中国”包括三个部分：历史上的中国国土本身（目前正经历不同的政治命运），海外华人社会（很多已经经历了几代人），以及有关中国的研究或写作。本书在这三个维度上， 对“中国”的多重意义进行解读和分析。本书由几篇原本独立的论文构成，但在结集成书的时候，作者在逐渐清晰的共同问题意识下，作了相应改动。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是印裔美籍学者杜赞奇通过对资料：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所编《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的研究，以个案的方式对华北六个村庄进行详尽的分析，展现了在国家政权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1900—1942年华北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图景。作者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经纪”等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婚姻圈、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乡村社会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又是如何作出回应的。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约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为主要舞台，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精神世界为主要课题。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到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动，其规模之深广是不难想象的。生活在这种激荡的旋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认识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想使中国如何变化，是《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所要解决的主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凝练的笔法、独特的视角，分别从“万国公法观的变化”、“法国革命观的变化”、“体制选择”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的转换过程，以及他们各具特色的心路历程。
作为一部富于创意和挑战的探索性著作，本书在广泛汲取和甄选中西史学*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三方面入手，通过比较中国与西欧之长时段历史的异同，否定了长期盛行的各种西方中心主义研究框架，也展现了中西社会、经济、政治史的总体脉络和各自特点。
本书叙述了一个非凡的秘密警察，一个阴影般的险恶幽灵——戴笠的一生。他的生活体现了20世纪中国所具有的、再封建式的多变个性与难以逾越的职业纪律之间的平衡。戴笠及其创建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是蒋介实反共反人民的忠实爪牙，在为蒋排除异己，维护国民党专制统治，以及保护蒋介实安全方面效尽犬马之劳，犯下了种种罪行。同时，抗日战争期间，在抵抗日寇、铲除汉奸方面也做过一些工作。戴笠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背景：作为闭塞的“中等县城”里的精华，他克服了某种城乡之间的差别——再具有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个人关系的乡村世界与一个更加广阔、充满职业责任和冷冰冰的专业知识的领域之间的差距
着重研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探讨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分为两大部分：部分共两章，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包括五个倚重文的个案研究，是杜赞奇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成果，目的是要在民族进化历史的范畴和框架笼罩的阴影下闪烁出一星亮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审视近现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筹诸多因素于一体，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
以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化为切入点，主要论述了中国为经济高速发展付出的环境代价，介绍了中国环境保护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取得的突出成就，分析了中国面临的环境压力以及环境治理的艰巨任务，探讨了怎样让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更好地协调起来。《一江黑水》2005年被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评为社科类*图书，2008年被剑桥大学评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50部著作之一。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通过对小说、医案、游记、照片、绘画的解读，揭示出西方同情与人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这种西方式对华“同情”的来龙去脉，并力图通过这些分析展现出关于“中国”的整体印象。作者在该书中的这种分析开启了思考西方过去与当今对华关系的新的可能性，而且通过对同情、受苦、经济交流以及再现式交换这四个术语的专门论述，进而建立起分析中国历史话语、同情与现代性的新网络。在结合了文化研究、亚洲研究、美国研究以及医疗史观念的基础上，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中西方关系的独特视角。
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超过两亿中国农民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寻求务工、经商的机遇。这一现象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再生产。本书所展示的，是人口流动所引发的空间、社会关系重构，以及跨区域联系网络的建立。通过展现一个典型的外地人口社区——北京丰台“浙江村”的发展、繁荣、拆除、重建，作者展现了后毛时代（post-Mao era）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以及私人社会空间对传统管理制度的挑战。本书挑战了“市场胜利、国家撤退”的简化论，强调要从更为复杂的日常实践和持续的变迁当中去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
英国植物学家福琼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来华，采集包括茶树在内的中国植物资源。回英国后，他写了几本颇具价值的著作，介绍其中国之行。本书对1843年和1848年的两次中国之行作了详细记录。书中对中国的茶树栽培和制茶方法详加阐述，对中国园艺、植物特性与分布、饮茶文化也多有着墨，但大部分描写的还是其在中国的奇妙经历及见闻感受。对部分中国文化，福琼表达了他的怀疑与偏见，但更多的时候，特别是随着其对中国了解的深入，福琼表达了他对中国自然景观与文化的惊奇及赞赏之情。福琼是传教士之外最早进入中国内陆的外国人之一，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教士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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