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有一件不得不记的小事：《江城》《寻路中国》的作者何伟回到中国，到四川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他离开这里的12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铁开到了涪陵，从重庆过去只要38分钟，而他当年到涪陵支教时只能乘船抵达，一路要走8个小时。
再次回到中国，他首先要学会的是如何使用打车软件。中国人看的书也和十几年前不一样。“非虚构”概念被何伟带火了，从图书出版、报刊深度报道到如今的新媒体写作，非虚构写作都成了一门显学。经历了连续几年的电商打折战，新书不得不走向精品化，单本书价突破了50元，定价100元以上也是寻常事。
2014年9月8日，上海，美国作家何伟举办签售。/图虫创意
房价和书价的上涨，让买书、藏书越来越变成了一件必须精挑细选的事。藏书五万册的翁贝托·埃科曾计算过，他的书放在意大利米兰的普通公寓里，每本书所占空间的房价至少40欧元。在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生存空间越来越昂贵的时代，书籍的位置在哪里？被寄予厚望的非虚构，又如何记忆过去、描述当下、想象未来？在阅读和写作之前，没有答案。《陈寅恪家史》
作者：张求会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义宁陈氏家族的奋斗史，从客家迁徙户到文化托命人的家族命运，呈现了从古典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历史转型脉络：从陈宝箴官宦生涯里的功名奋斗、维新变法，到陈三立的功名、商业和文化等政经诗文方面的身份纠缠，再到陈寅恪的身世遭际和文化立命，陈氏家族的近现代命运与遭逢，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家族缩影和身世特质。正因此，陈氏家族的传奇遭际，给后世留下了太多的伪说和传奇，真伪难辨。张求会致力于陈氏家族研究近二十余年，对陈氏家族的史料及其运用不仅如数家珍，且以勘校纠谬的谨慎精神，让“陈寅恪家史”中的每一句话都源自于信史，还原一个真实的陈氏家族史。
陈寅恪一家。/wikipedia
全书史料注释内容几乎超越了正文内容，正文的每一句话皆浓缩自大量脚注的纠谬勘误，对于陈氏家族的历史传闻则往往考究其流传史之过程，堪称“信史佳作”。
该书的脚注也是近年来历史研究著作中极为难得的特色，让脚注不再被当做附庸，不让脚注沦为例行公事的堆砌仪式：
有的脚注是对史料出处的二次考证，有的是对史料引文的错讹校订，有的则是对正文话语的多重实证，更有甚者是对某类陈家传闻的谱系化考据。
该书脚注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正文内容，重新恢复了脚注的尊严，对信史研究有着标杆性意义。
《伦敦人：大城市的日与夜》作者：[加]克莱格·泰勒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方：浦睿文化
什么样的人会在伦敦这座城市落脚？他可能是一个有案底的人，因为把伦敦视为一个“用黄金铺设着人行道、只要来了生命就会得到改变”的地方，背包里揣着福柯的《规训与惩罚》、齐格蒙特·鲍曼的《废弃的生命》就来了；
他可能来自伊朗，几经波折来到伦敦，终于感觉自己是一个“人”了；也包括作者本人——他在加拿大西部的一个海边小村长大，2000年抵达伦敦。他花了5年时间采访了200多个人，倾听他们的伦敦故事。“如果你最关心的是房贷问题，那就不要在伦敦想这个事。”
“如果你关心健康，那肯定有比伦敦更好的地方。”但是，他从访谈对象那里最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但我不能去别的地方，这个地方属于我。”
“伦敦人就是你目之所及的那些平常人。”/《伦敦生活》
那么，什么样的人算得上伦敦人？有人说，真正的伦敦人出生在可以亲耳听见老伦敦城内鲍尔钟声的地方；有人说，真正的伦敦人永远不会支持曼联；还有人说，一个伦敦人从来不会自称“伦敦人”。
作者则说，他对“伦敦人”这个词只有一种定义：他们就是你目之所及的那些平常人，不管他们的故事是什么、不论他们来自何方，他们一直在这座城市动、动、动——伦敦是一座充满动词的城市。希望作者去采访《伦敦生活》女主角Fleabag，跟她来一场对谈——但说不定作者会觉得Fleabag有点popular了（他应该听说过这部英剧在中国颇受欢迎），他更愿意倾听普通人的故事。他记录的是伦敦人的故事，也是所有城市居民的故事。
《生死秦始皇》作者: 辛德勇出版社: 中华书局
辛德勇说，通过《生死秦始皇》能一目了然地看破秦始皇的生死玄机。话虽自夸，却有根有据。史学考据如何做到通透、可信，有两点至关重要：
第一个是：许多所谓的“学术争议”，很可能是因学问没做到家、解读史料的能力不足而产生的伪问题。
比如，《史记》中的“偶语《诗》《书》者弃市”一句该如何解释，历来众说纷纭，进而又影响到对其他历史问题的判断。
辛书追溯词源本义，考据得出“偶语”“偶言”乃是“寓言”的原始写法，即借着某个由头说事儿之意，遂使人豁然开朗，以往种种纠结与不解，随之烟消云散。
秦王朝波澜壮阔又众说纷纭的兴亡大历史在书中露出了真容。/《英雄》
第二个是：历史研究须始终保持对“最基本的人情事理”的尊重。
辛书中说，“要是在基本的人情事理这一关上过不去，不管你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有多么时尚的理论和方法作支撑，或者是有多么新鲜的出土史料作证据，我都不信，打死我也不信。”
类似的体悟，也见于民国史家吕思勉。吕曾说，“研究历史，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根据着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
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
吕重视从“明白、近情”之事去推想“糊涂、荒诞”之事，辛在意“基本的人情事理”，做学问的旨趣是共通的。
《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作者: [美]马里乌斯·詹森译者: 曾小楚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出品方: 理想国
1950年代，马里乌斯·詹森对他人提起自己的研究对象坂本龙马时，“得到的反应似乎总是怜悯和困惑”。
在日本人看来，坂本也只是个早死的维新志士而已，名声不出土佐。1961年，詹森的《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出版时，情况已经有了变化。
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具备时尚元素的历史人物被文化界再发掘，包装成滋补民众文化需求的符号，坂本因其自身特质脱颖而出，被塑造为勇敢乐观的时代弄潮儿。
司马辽太郎从1962年开始连载的小说《龙马来了》对此居功至伟，50年来光是电视剧就拍了5版。
坂本龙马的信，写于庆应2年12月4日，现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wikipedia
《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也同样经受了50年的考验，成为西方世界了解日本幕末历史的重要著作。詹森书中的坂本当然不如司马笔下的传奇、乐观，但却更具现实感。
全书不始于坂本之生，也未终于坂本之死，而是全景勾勒出坂本所处的时代环境，活动其间的人物和死后影响。
书中对坂本推动萨长联盟、开创海援队、提出船中八策等重要功绩，都有专章研究，细节丰富、角度犀利。本书没有繁琐的考据和不知所云的理论构建，语言简洁、叙述生动，能使读者对坂本身份意识、目标、自我定位、西方观的形成，产生更进一步的认识。
《被统治的艺术》作者: [加]宋怡明译者: 钟逸明出版社: 中国华侨出版社出品方: 后浪
宋怡明（MichaelA. Szonyi）是一位匈牙利裔的加拿大汉学家，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是其代表作。他在福建沿海做过多年田野调查，其间收集了一批族谱、地方志和口述资料。
从这些记叙中，宋怡明发现了明朝军户“被统治的艺术”，他们在被动服从与主动反抗之间，找寻和官府打交道的最佳策略——既获得体制规定外的利益，又不至公然违反朝廷法度。军户在乡村、卫所和军屯，与体制“斗智斗勇”的一个个故事，都使读者看到，在明朝严苛、僵化的军事体制下，百姓唯有成为“刁民”，才可能过上一点好日子。
久而久之，军户制度自然走向崩溃，明朝被迫改行募兵，以至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走向灭亡。
从明朝入手，剖析中国文化肌理。/《大明王朝1566》
在本书最后，宋怡明由福建军户种种“被统治的艺术”，讨论到中外“早期现代国家”的共同特点。
在他看来，了解这些历史，“不只有助于我们了解遥远年代的日常政治，还能够将过去和当代的中国社会联系起来”，或可谓之以史为鉴。《法国人民》作者:[美]查尔斯·蒂利译者: 汪珍珠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法国人是以爱折腾闻名于世的民族，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68一代运动，乃至如今家常便饭般的罢工游行。
因此，也难怪法国会被查尔斯·蒂利，这位以研究集体暴力和社会抗争闻名于世的社会学家相中，一再提笔对其进行剖析，试图找出法国人折腾背后蕴藏的本质原因。《法国人民：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历史》（原书名“The Contentious French”直译为“抗争的法国人”）可以说是蒂利对法国人折腾史的一次提纲挈领而又细入毫末的综合分析。
但综合分析并非整体研究，这部书虽然如书名所言，内容横跨法国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历史，但它却并非将其写成一部抗争通史，而是着眼于一个具体问题，即民众在抗争时采取的方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wikipedia
蒂利将抗争方式比作戏码，那么决定戏码如何上演的，自然是舞台。这个舞台，正是遭到抗争的人自己搭建的。蒂利更进一步指出，国家权力的扩张为法国人的抗争戏码提供了舞台和表演剧本。
19世纪的法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国家权力的扩大化导致负责运转的官僚机构变得日趋庞大和复杂，国家虽然在名义上掌控所有资源，但事实上能够动用的资金相当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
每一次国家权力的扩张都需要寻找新的资金来源，这必然跟民众利益产生冲突。而掌权者为了压制民众抗争需要投入的资源会更多，反而会进一步削弱自己的权力。因此，到19世纪后期，逐渐形成了一种对话协商的模式。双方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即“多次小革命可以避免一次大革命”，而这也塑造了一个表面上爱折腾内部却秩序井然的稳定法国，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西方世界。
《死屋》作者: [英]丹尼尔·比尔译者: 孔俐颖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品方: 后浪
“死屋”这个词来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半自传体小说《死屋手记》，即“死者之屋”，用来形容沙俄时期的西伯利亚。
这片广袤的荒原，因为沙皇“净化社会”兼带“殖民开发”的决定，在并不短暂的时期内逐步改变了俄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走向。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亲身经历为基础，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西伯利亚苦役的精神状态。
丹尼尔·比尔的《死屋》，则向我们展示了沙俄流放制度对人的改造，不仅体现在环境的残酷和肉体的酷刑上，甚至给俄国民族的心灵乃至世界历史的未来带来了刻骨铭心的深远影响。
画作《告别欧洲》描写的就是流亡到西伯利亚的波兰人，画家本人在右边方尖碑附近的流放者中。/wikipedia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道：“一个最高尚的人也可以因习惯而变得愚昧无知和粗野无礼，甚至粗野到惨无人道的程度。......到最后，就连最反常的现象也会为头脑和感情所接受，甚至感到十分惬意。”
就像契诃夫小说《在流放中》的老船工“精明人”，将流放生活彻底内化，像一块石头、一块泥土一样适应了西伯利亚荒原，等待着历史的另一重召唤。西伯利亚的流放史，从那口因杀死皇储而被流放至荒原的乌格利奇大钟开始。丹尼尔·比尔借助当时的新闻报道和官方报告等史料，追溯流放制度是如何形成、发展和衰落，以及它衰落之后又是如何变形的。
最终，乌格利奇大钟被西伯利亚人敲响，汇聚成另一股历史的回声，终结了沙俄王朝。进入20世纪，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在短暂的废除后，再度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实验。要理解俄罗斯民族的过去与世界历史的近代变迁，丹尼尔·比尔的《死屋》是不能错过的论述。
《“爱国的”独裁者：佛朗哥传》作者: [美]斯坦利·G.佩恩/[西]赫苏斯·帕拉西奥斯译者: 李永学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在中国的历史认知里，上个世纪曾长期统治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是一个典型负面人物，中外主流史观都将其视为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军事独裁者，介绍佛朗哥的专著甚少。斯坦利·G.佩恩所著《“爱国的”独裁者：佛朗哥传》一书，为读者讲述了一个丰满、立体的佛朗哥：他是一个政治家，同时也是皇家马德里足球队的狂热球迷、电影迷、忠实的电视观众、保守沉闷的天主教徒。佛朗哥奠定其历史地位的起点始于西班牙内战，与人类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武装冲突相比，西班牙内战是二战前的一场小型冲突，但却在世界历史中占有与其体量不相称的影响力，毕加索、奥威尔、海明威和加缪等文艺界的知名人士都曾作为共和政府的支持者卷入到战火中。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59年访问西班牙时与佛朗哥会晤。/wikipedia
关于佛朗哥的一些政治笑话曾流传甚广，有一则笑话是这样说的，佛朗哥时代西班牙引进的外国电影，坏蛋的名字绝对不能叫“佛朗哥”。
然而，在二战后到1975年他去世为止，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西班牙却悄然发生了剧变，政治高压消解，佛朗哥死后甚至实现了国家民主化转型和政治和解；经济高速发展，增速仅次于日本；西班牙结束外交孤立，与美国结盟，与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甚至在1973年，佛朗哥生前即与中国建交。佩恩最有趣的观点，也许是他将西班牙与中国作对比，他认为两国的治国方略非常类似——用不断发展的市场自由化代替严格管控的计划经济政策。仁者见仁，中国读者们应该认真读读这本书。
《巨浪下的小学》作者: [英]理查德·劳埃德·帕里译者: 尹楠出版社: 文汇出版社出品方：新经典文化
《巨浪下的小学》说的是巨浪下的日本。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9.0级地震引发大海啸，超过1.8万人遇难。死难者中，包括351名学生，其中74人来自宫城县石卷市的大川小学——该校几乎全军覆没。
大川小学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其他学校的学生大多数逃过一劫？《巨浪下的小学》采访那些心碎的家长和灾难亲历者，记录了很多无私奉献、坚忍不拔的个人，但也残忍地揭示了，海啸对房屋、桥梁、公路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也施加在人际关系上，灾难后的人们面临信任破裂、邻里反目、亲友交恶，幸存者们被划分为两种：孩子还活着的，孩子已经死了的。
掩盖真相绝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日本沉没》
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描述灾难与人性，更发人深省的是作者最终的追问：海啸不是问题所在，日本本身就是问题。灾后日本人井然有序地救灾、高度克制的情绪，展现了强大的民族复原力和尊严感，但问题也在这里，很少人追问政府的责任，大多数民众逆来顺受，默默消化了海啸带来的巨大痛苦，连愤怒都很克制。
直到海啸发生2年364天后，诉讼期即将结束，遇难学生家长才将当地政府告上法庭。官司赢了，遇难学生家长得到了赔偿金，但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被问责，法庭对学校领导层的过失、当地教育委员会的逃避、幸存教师的不实证词，都保持了沉默。灾难问责以一种日本式的体面结束了。在书中，一位遇难学生家长说：这就是日本的运转方式。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作者: [英]基思·托马斯译者: 芮传明 / 梅剑华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迷信”这个词，如今已经被牢牢钉在耻辱架上不得翻身，理应被放逐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奄奄待毙。但吊诡的是，它的生命力居然如此顽强，像感冒病毒一样感染到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为何迷信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让人为之意乱神迷？基思·托马斯的经典巨著《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正揭示了迷信妖魅般的魔力根源。16、17世纪是中世纪迈向现代的过渡时期，这是令人目眩的孵化与创造的时代，也是一个由妖巫、魔咒、术士和迷信构成的俗众世界。
查理大帝与教宗哲拉旭一世、教宗额我略一世在一起。/wikipedia
中世纪的教会利用了人们的无助，将前基督教时代的迷信和巫术收编进教会的仪式和崇拜之中，通过将“迷信”官方化来让人们接受教会权威的支配。宗教改革看似撼动了教会独一无二的权威，但它给出的替代方案却制造出一种新的大众迷信，对无所不在又难以捉摸的“天命”的狂热信仰。
自称领受天命的预言家和弥赛亚新鲜出炉，纵横天下，成千上万信众对其顶礼膜拜。
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剔除了宗教中大量巫术成分，却反而给了巫师术士填补空白的机会，前基督教时代的古老迷信法术纷纷借尸还魂。这可能是最具讽刺性的一点：旨在消灭迷信的种种做法，反而被迷信所征服。
正如基思·托马斯所指出的那样，迷信之所以拥有如此顽强而持久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它乃是人之本性。
正因如此，这本研究16和17世纪的巨著，对解释当代世界一样具有深刻的洞见。作者 |萧轶、谭山山、言九林、司马戡、 杨津涛、阎滨、李夏恩、朱人奉欢迎分享到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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