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君按：年份戛然交接，世界变幻莫测，这一年，我们在人的脆弱中发现思想的韧性，在远处和近处的哭声中反思知行合一的实践，在区隔中尝试共同体的重建，在失落与破碎中探索沟通与联结的可能，而阅读仍然是一种重要的交流途径，一种古老的联结方式，也是生活中寻常感与永恒感的宝贵来源。
冬日严酷，但知识温热。2020年岁末，学人君继续邀请50余名不同领域以阅读、思考及写作为志业的“读书人”，挑选出本年私人书单，偏于学术但不废通俗，经汇编整理后分期推出，凡200余本。第一期私人书单汇编主题为“中国史”，文中分中国通史、古代史、近代史、共和国史等四部分。图书分类、排序大体按内容所属主题、时间，但一些“模糊地带”只能“模糊处理”，还请读者理解。
本期荐书学人
（依照荐书顺序排列）
伍 国 撒海涛 鱼宏亮 樊 星
严 泉 万昌华 牟 群 维 舟
唐小兵 马 勇 赵肖荣 张 崑
吕文浩 周 俊 樊建政 萧功秦
- 中国通史-
《中国历史通论》
作者：王家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伍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副教授
今年夏天（按：指2020年），在知悉王家范先生仙逝以后才找到此书来读。《中国历史通论》全书采用了一种“是则是，非则非，信则信，疑则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辨析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宏观问题，包括对“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反思，中国古代的“公”和“私”，“集权”和“分权”等宏观论题，以及私有制不健全问题的研究。读时突有所悟：当代历史学家王家范先生在分析某个古人或者事件的时候，他已经站在原始资料和历代多位学者的分析之上，到他这里，再经过他自己跨学科，紧追当代最新议题的独立审视和批判，其一连串洞见就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既通贯又扎实，同时新见迭出的的感悟和智慧。例如，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 ‘小私有’的小农本质上是为国家‘打工’的，他们必须看‘国家’的脸色生活” 。
王家范先生认为，哲学让人聪明，文学让人有激情，史学让人冷静。也就是说，真正让人获得心智的陶冶，并把理性reason，激情passion，智力intellect结合起来，还是必须回到文，史，哲这三个攸关人类心灵和智慧的最基本的门类。在制度以外，历史研究所涉及的是价值，情感，命运，人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家范先生对《后编》中承认他对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视：“我确实比较推重社会学对史学变革可能起的‘助产婆’作用。”王家范先生的史学观也是我所钦佩的：“一是意识到史学必须有批判的意识，二是追溯历史是为了现在和未来。”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作者：王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撒海涛 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生
中国的多民族格局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当中国要成为塑造未来世界秩序的参与者，如何凭借自身所具有的历史文化资源，民族国家的历史便成为必须要重新审视的时代命题。王柯此书即是从整体角度回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脉络的优秀著作。该书自2001年问世至今年再版，一直吸引着关注此问题的目光，频繁出现于各大图书榜之列，一方面说明了著作本身的魅力，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中国的民族边疆问题二十年来愈发与现实紧密相连的态势。该书前六章是历史脉络的钩沉，即所谓“天下观”与“华夷之辩”主导下历代边疆治理的得失叙述；后四章更臻纯青，对满清帝国新疆治理与近代新疆问题之间的关联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等皆有精辟论述。
作家阿来曾说：“只有把这些非汉族的人民也当成真正的中国人,只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也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惟其如此,各民族的知识分子,才能使优势的一方不陷于自大,以为只有汉民族才是真正的中国;也才能使弱势的一方不堕入褊狭,以为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真正的中国。只有这样双向地警醒与克服,我们才会有一个完整的中国观,才会建立起一种超越性的国家共识。”作者长期关注中国近代的民族边疆问题，其他如《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消失的“国民”——近代中国的“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等著述皆为精湛之作，读来自有体会，一并推荐之。
《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
法律出版社，2015年
鱼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在所有的危机中，思想贫困的危机是一切危机的根源。
直到2020年年初，整个世界看上去还是一片繁荣兴旺。载满旅客的大客机穿梭于各大洲和地区，科技飞速进步，5G、智能机器人是许多高端人士的口头禅，各大证券市场主导着世界财富的流向……然后就是突然之间，一场起初规模有限的传染病，改变了世界的一切。整个世界竞相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政治领袖们互相攻击，互相劫掠防疫物资，全球化备受指责……现代人苦心营造的文明体系被撕扯到地，人们看到的是一片赤裸裸的丛林世界。到目前为止，世界疫情的发展依然看不到尽头，而世界的未来何去何从，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问题，我们能够坚定地立足的、据以反戈一击的堡垒，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一个启蒙时代。我们所有的现代价值都建立在启蒙时代上，理性、权利、公平、正义……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工业化、全球化、智能化，已经将历史发展的节奏几何级别的进行了加速。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发展出了更加复杂的金融、福利、社会官制的制度，技术对信息传递和人的知识获取都在产生日益加速的推动，甚至开始直接改变人的性质和面貌。而我们的思想和哲学面对这飞速的变化完全无能为力。无论是全球化危机也罢还是帝国主义危机也罢，我们赖以思考的工具除了启蒙时代，再无其它选择。这反映的本质是，这个社会种种冲突与问题的总根源，在于我们的思想严重滞后于时代，思想不能再引导精英阶层深入思考人类的未来，人类需要更多的思想资源来支撑其漫无边际的扩张。在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思想与哲学。
只有少数有洞见的思想家，在思考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对人类意味着什么。金观涛、刘青峰《中国思想史十讲》，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思想史著作，如果你看到这部著作中对人类早期思想集中爆发的轴心时代的分析，你就会对东西方历史道路的形成有了一个深入的认识。这部著作中充满深刻的见解，有关魏晋风度与佛教，有关常识理性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都会让我们在思想上沉淀下来，思考真正的、更加本质的问题。对于当代的思考，如果你能结合着金观涛编著的《赛先生的梦魇——新技术革命二十讲》一书，就更加清楚的认识到思想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也更能体会到，思想的贫乏，对一个时代有多可怕。
《國史大綱》
作者：钱穆
商務印書館，2013年
樊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这本书写于抗战烽火中，意在弘扬民族精神。只是“引论”中言中华民族文化于“和平”中进展，显然与中国历史多动荡、多战争的史实不合。书中也有对于民族“病态”的洞见，但认为“挽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也明显与中国历史上多暴君、昏君的痼疾不符。尽管如此，全书在恢弘的气势中揭示了民族精神一脉相承的发展历程，那便是儒、墨两派反对贵族的精神，是志在天下的“游士精神”，是汉代士大夫不畏强暴、与黑暗势力斗争的精神，也是新崛起的势力“来自民间的新精神”，还是某种高洁的“门第精神”，亦是一种“士大夫心中涌出的一段吏治精神”，可见不拘一格，多元浑融，多变中有所不变，在与各种病态的博弈中常常创造出各种奇迹。一般谈到的儒、道、佛思想在历史上居然产生了如此丰富多彩的形态，亦可见历史的复杂多变超出了哲学的博大精深。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的昨天，在新的危机突现的当今之世，读这样的国史是有助于树立起必要的文化信念的——这显然是与狂热的民粹主义截然不同的一种理性精神。
《简读中国史》
作者：张宏杰
岳麓书社，2019年
严泉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正如书名副标题所言“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将中国史放入世界史的大背景之下，厘清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思考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演变与未来趋势。作者化用西南联大皮名举教授的话，“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特质。”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工业革命等等，世界史内容几乎占了一半，全书共八篇，每篇都是在“世界史的坐标下”对中国的历史进行客观的呈现剖析和评价。虽然本书重点是古代中国历史，但是这种比较历史视角对于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同样是富有启示的。例如，一直到近代，中国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为何与被欧洲掌控的全球格局大相径庭？它的命运是因其广袤的国土而生，还是在与强大对手的角逐中造就，或者另有他解？在欧洲殖民的狂风暴雨中，中国却仍然屹立，保有了基本的独立，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在19世纪走上了不同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发展道路？
- 中国古代史 -
《中国转向内在》
（美）刘子健 著，赵冬梅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万昌华商丘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该书著者刘子健(1919-1993)是知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两宋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一书的英文版，初版于1989年。
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说过一句转引率颇高的话：“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刘子健认为此论正确，但还应更具体些。他们认为造成中国目前的样子，主要是在南宋时期。
南宋高宗朝是中国转向内在的关键时期。具体说来，这一转向可以分为三个互有重叠又各具主题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女真入侵与北宋灭亡，引发了空前的震荡与屈辱。第二阶段大体是1132年杭州选为临时行在到1138年正式定都。前一阶段的震荡与反应致使朝野士大夫把北宋的悲剧归咎于王安石变法，从而形成一个可以称之为道德保守主义的士大夫群体，而高宗正好借此“关闭了通向全面改革或任何机构变革的大门”。第三阶段，从开始绍兴和谈到高宗的禅位，出于战争的需要与国内国际双重安全的考虑，政局变得专制甚至独裁，道德保守主义者的儒家理想在现实权力政治的打压下化为齑粉。
著者认为，在君主政体下，“君相关系实际上决定着朝政的运作方式，仔细研究这一关系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朝廷政治”。大体从徽宗即位到高宗禅位的六十年间，原本由宰执官僚圈分享的决策权就被皇帝与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丧失殆尽，任何改革也就丧失了参与者和推动者。
在讨论中国转向的过程中，刘子健认为，“不应当只是归咎于国家权力”。惟其如此，他还分析了官僚知识分子中的两个派别，即道德保守主义者群体与现实主义者群体。道德保守主义者的官僚群体更推崇政治理想，与此相对，现实主义者的官僚群体则更讲究实利。统治阶层的这种分野，在任何政权里都不难发现。作为道德保守主义者的个案研究，著者选择赵鼎是慧眼独到的。赵鼎与张浚的短暂蜜月与劳燕分飞，某种程度上是“道德保守主义者和更讲实利的现实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冲突”。宋高宗其人，至今仍引起宋史学界的广泛争议。著者认为，“在统治初期，高宗心目中就已经牢固地确立了道德保守主义的基础”。这一抉择的目的，首先是一种政治姿态，无非向朝野表明他的统治与此前的黑暗年代有所不同，但最重要的是，可以借助道德保守主义思潮推涌而关闭任何变革的大门。宋高宗是一个谙于权术的皇帝，就政策取向来看，他是比现实主义更进一步的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惟其如此，他才会向金朝屈膝称臣。他在两派官僚之间搞平衡，声称程学（道德保守主义者无疑是其门徒）与王学（现实主义者往往是其拥趸）各有可取之处，而在实际上开始冷落道德保守主义者。
在转向内在中独裁模式最终形成，宋代知识分子出路何在，也是刘子健关心的问题。除去寡廉鲜耻者，那些思想高尚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宁愿闲居不仕，或是站在当权派旁边指点江山，或是无可奈何地转向内省，而较少关注国家大事；一部分还会去做官，由于深感“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是惟一的关键。如果能给皇帝注入新的动力，他就有可能改变政府”。南宋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家，之所以那么重视内省功夫与热衷为帝王师，深层原因应即在此。
新儒学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反对学派，在南宋前期转向内在之后，主要通过书院形式向民间传播与发展。以他们的人格与学问，在民间普及新儒学方面确实成绩斐然，以至于到南宋中期已有争夺正统的势头。而各种思想派别为思想意识权威而发生正统之争时，最高当局不外乎接受、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北宋采用荆公新学，实施新政，选择的是第一条接受的道路；南宋起初采取第二条压制的道路，直到庆元党禁解冻才开始转向第三条调和的道路。到理宗朝，国家终于承认新儒学成为正统官学，但著者认为这是“得不偿失的胜利”，他们必须饱尝胜利所带来的后果：新儒学被本学派在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所左右，也开始“习惯于压制政治上的批评声浪”；当新儒家在政治建议得不到推行时，就会反躬自省，寄希望于未来；新儒学“很久以前曾经是新生事物”，而现在最终“失去了变革的力量”。
在研究了中国转向内在的相关层面后，其症结十分明确：“国家权力始终处于传统中国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命门存在于政府和意识形态（政教）当中，其混合体决定着其他一切，包括经济领域。”在宋代或者晚明，即便“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日益拓展的贸易、重商主义的张扬和正在发展的城市化，也不能促成这一变化”。总之，企望通过经济的发展来熔化那个坚固僵硬的混合体，只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
在该书结尾，刘子健抛开了宋史，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最后，让我们将对新儒家的同情延伸到他们的现代继承人身上，这就是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科学家、技术专家、官僚、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等等。现代国家体系接掌了那个政治-文化的混合体，组织严密；而他们存在于体系之外，分散而无组织，除了服务，别无选择。在痛苦中，他们同样应当受到同情。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
作者：虞云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牟群艺术学者
我最近研究大足宝顶石刻的历史背景，细读虞云国教授著《南宋行暮》，书名出自陆机《叹逝赋》“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说的是南宋光宁时期的下坡路。虞教授是南宋史专家，著作等身，致宏极微。尤对光宁在世的七十七年这一段风云，利目深喉，洞幽烛微。虞教授笔下，大笔墨处对帝王宏观处境与个性心理、朝廷政治生态、理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沉浮退显……小笔墨处对南宋官僚层规、文官系统，行政体制的细屑描述，金融币制、农商税务的技术环节，后官嫔妃的待遇礼数，群臣之间的利益环链……蔚为大观，精采纷呈，真实感受到南宋淳厚的文明积淀和精神风貌。
南宋是令人爱恨交集的朝代。她的文明与艺术达到当时世界顶峰，但同时又受到金、蒙野蛮国家的欺辱。光宁时代，丧钟已经敲响，敲钟者有外敌，有帝王的的暗弱，权臣的专扞，完备的体制产生的整体腐败。各种压力之下，明君的理想与复杂的现实，权力的欲望与性格的局限，导致光宗的疯臆，宁宗的忍惧，宰执的挟独，群僚的倾轧，理教的虚空，经济的溃退，国防的败局，权贵的骄纵，民生的凄情……这一切的交织，谱写出南宋光宁时期广阔而悲壮的史诗。
虞云国教授此书，典脉通贯，文彩飞扬，读来荡气回肠，拍案击盏，余音绕梁。其格在正史与演义之间。春秋笔法，开卷有益，岂在陈寿、罗贯中之殊。
光宁时期的诗词巨擎辛弃疾、陆游的名句，正好是南宋风雨飘摇，金散玉碎的写照，也是虞云国教授《南宋行暮》的境界与主旋律：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辛弃疾）
已是黄昏独自愁
更着风和雨。
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陆游）
《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
作者：马晓林
中西书局，2018年
撒海涛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生
似乎还没有一本游记，能够和《马可·波罗行纪》一样，自问世以来便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不仅在历史上提供了关于“他者”世界的知识图景，也长期以来受到一座座如山的研究巨人诸如伯希和等人的关注。选择研究这样一部著作的意义和难度可想而知。作为元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马晓林不仅对《马可·波罗行纪》研究的现状及路径进行了清晰处理，还运用文本比勘方法，复原出元代中国的礼俗场景，揭示了蒙元时代欧亚大陆多元文化交流的众多侧面，展示了出研究这一问题的学术能力和潜力。中国学界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发扬光大于杨志玖先生，作为杨先生的再传弟子，马晓林此作还有接续学统的意味。
《龙袍与袈裟：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
作者：罗文华
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鱼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藏传佛教已经日益充斥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消息说北京朝阳区的仁波切已经达到了数万人。更不用说许多富商巨贾、高官显贵、演艺明星都热衷于供养佛教的僧侣作为精神的导师这种小圈层亚文化现象了。这反映的是宗教社会学上一个重要的现象，传统现代化理论中认为理性与祛魅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石之一，已经被大大动摇了。我们看到的是经济越繁荣，科技越发达，而人类社会中越充满着大量“复魅”现象。人类在心灵上渴望感性的抚慰而不是理性的鞭挞，成为大众文化中的一个新现象。甚至在专业领域，众多专业化的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都无法摆脱种种自身情感需求的影响，学术著作中充斥着带有自身特定需求的随性解释，已经在形成了一种学术公害。
在这个方面，罗文华的《龙袍与袈裟》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全面检视、探讨历史上藏传佛教如何将自己贴合在官方文化中的过程。罗文华本人是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藏传佛教研究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常年游走于青海、西藏各地大大小小的寺院的探险者，无论是有关藏传佛教中的种种法器、仪轨、诸神、庙宇、信众，还是佛教的信仰、义理与思想，他都有着全面的研究与深刻的体认。他曾经主编过《藏传佛教众神》一书，将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种神祇与信仰一一进行了检视。我相信这是一部有关藏传佛教最权威的著作，更是一部有关清代皇家信仰中最深入的一部著作。这种著作的阅读，可以让普通公众一举褪去众多中外以清代藏传佛教为题的装神弄鬼的作品所带来的虚妄。
《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
作者：周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维舟 作家、书评人
在王业键等前人基础之上系统研究了清代田赋制度，堪称推陈出新的典范之作。周健提出，即便是集权如清代，在实践中也不得不依靠地方来完成赋税征收，这一兼有“集中”与“分散”的管理模式是户部-省-州县等各级政府间的“包征包解”。这样的治理模式其实不仅限于财政，社会学家周雪光称之为“行政发包制”，即中央提出目标，由各地结合实际，灵活完成。
田赋事关国家正供，其间的种种现象，正表明当时的中国仍非一个现代国家，其分配、交税所依据的与其说是普遍意义的法律秩序，倒不如说是根据不同层级之间复杂的权力博弈。由此入手也可窥见传统国家的治理困境与现代转型之难，种种症结，于此均可见一斑。
这其实需要相当程度上的跨学科学养为基底，作者对史料爬梳极为用心，大体谨守史学藩篱，不过这个问题事关国家的整体结构化转型，所关涉实远远超出财政和官僚体制本身，这一点本书所申论略欠深入。
- 近代史-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作者：杨国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杨国强先生师承近代史名家陈旭麓先生而又自成一家，无论史识、史才还是史笔都是独步中国史学界。这十年来我从他的学术与人格中都受益良多，每次遇到学术问题或人生出处之困顿我都会求教于他，是他告诉我面对这个时代与体制应该如何安身立命，选择一条最适合自己的学术道路做有内在价值和文化尊严的读书人。他之前在三联书店出版又再版的晚清史著作《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和这本《衰世与西法》都是我常读常新的大书，从中不仅仅可以洞察历史体察人心，更能够获得一种从其他学术书写中不太能获致的精神的力量，历史书写成为了一种面向读者的心灵建设与人格养成。
面对晚清以降近代中国的一百多年的新陈代谢历史，杨国强老师更多的是秉持一种人文主义的史家立场，对近代历史人物多了几分了解之同情，也因此对他们在历史处境、个人意识与行动的三角互动中的左冲右突、内外交困的境地有一份苍凉之共情与力透纸背之睿识。他所处理的晚清中国面对西法逼入而古老的华夏民族被“轰出中世纪”的历史经验与创痛，以及因此而伴随的虚骄自负而内里自卑的民族情感与历史记忆（比如《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西潮与回澜：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历史》等名篇都是值得一再重温的文章），对于我们如何处理今日崛起之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以及越来越世俗化的中国与人文主义传统的关系，毫无疑问有着一份不容轻忽的借鉴价值。
《历史的“三峡”》
作者：[美] 唐德刚
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唐德刚先生“中国必将走出历史三峡”之论断影响巨大深远，国内外许多研究者据此分析中国社会过往几百年的历史，以及未来若干年的历史走向。唐先生的这些分析散见于他的各种论述，比如《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现在新出的这本书，集中选编了唐先生相关主题的一组论文，对于理解唐先生此论之思路、立意，甚有帮助。唐先生在这部书中指出，过往几百年就是中国在大航海之后的转型史，就是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其目标就是建构一个与世界潮流大致合拍，又能切合中国固有文明逻辑思路的新型国家。这个转型期就是“历史三峡”，本书就是分析转型的难点与目标。唐先生语言诙谐，幽默，读其书犹如面对一个博学的长者，听其娓娓道来。
《追寻富强》
作者：[美]斯蒂芬·哈尔西
译者: 赵莹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严泉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为一本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反思之作，斯蒂芬·哈尔西的《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无疑是具有创新性的。从一开始，他就试图挑战关于近代中国的传统史观与历史认知。在哈尔西看来，过去有关中国百年现代化（1850-1949）的主流论述都采用了一种元叙事（meta narrative），晚清最后60年是政治羸弱与衰败不堪的历史。当然，民国近40年的历史也是动荡不安与分崩离析的。从民族主义感情来评价，人们普遍认为这段时间是在西方列强魔掌下的“屈辱的世纪”。
为此，哈尔西试图采用与传统论述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尝试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借助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框架，对近代中国的制度变迁作出全新的阐释。书中不少地方新意迭出，但有些看法无疑是富有争议的，特别是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成功的积极评价，有时候显得过于宏大叙事，更重要的是忽略了国家建构进程中的问题与挑战。例如，这种立论无法解释20世纪上半叶中国频繁的内乱与革命现象。
《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
作者：[美]周策纵
译者: 陈永明/张静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赵肖荣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基础教育学院讲师
对于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来说，“五四运动”像一块界碑，史实和意义深深地固化在我们的意识和心灵深处。与众多对“五四运动”史的书写不同，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脱离了历史的宏大意义，着墨展现了其中的历史细节和非传统意义，更多地指向了书名的副题——“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这一主题，即“五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不乞灵于古圣先贤，诗云子曰，或道德教条，不代圣人立言，而是诉诸真理与事实，替自己说话，这种尚“知”的新作风，可看成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最重大的转折点。
写作一部史学著作，作者持何种历史观、如何在众说纷纭中寻求真相，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尤其是五四运动，事件复杂，史料未及，不同立场的各自解释，真乃“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作者至少检阅过1915-1923年间的六七百种报纸，坚持凡论必有据。作者自述，他写作此书，虽借鉴了多元历史观，从希罗多德到罗素，但主要受中国史家两种优良传统的影响和支持：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一是不求得宠于当时，却待了解于后世。
这本书对我的意义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作为普通读者，它拓展了我理解“五四”的视野和维度；二是作为大学老师，它丰富了我学习历史、讲授历史的方法；三是作为一个天资愚钝却抱定要终生学习的人，作者治史治学的精神深深地激励着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白话文运动的危机》
作者：李春阳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张崑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学博士候选人
在圣经著名的巴别塔故事中，上帝要把万众一心的人们打散，打乱的不是人们的血统、风俗、文化或民族，而是语言。李春阳抛开了一切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掣肘，单就语言本身的演化为线索，却展示出一段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来。历史问题盘根错节，至于如何阐释回答，可以百家争鸣、见仁见智。李春阳提出了一个跟所有中文使用者都相关、又几乎被所有人长期无视的问题。白话文运动，和“匹夫有责”的平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运动同时到来。没有白话文运动，充斥二十世纪的基于动员“群众”的社会运动必大不同，遍布全国的作为群众运动单位的单位体制必难以有效组织。
“匹夫”们正是通过“白话文”而得以相互理解、组织起来、创造历史和制造灾难的。在中国历史中，上溯文王之化，社会结构与语言文字在相互纠缠中各自进展，一边是平民争取参与公共事务的同质化运动，推动社会结构不断转型；另一边是语言文字作为人们相互结合的艺术，奋力将变化中的动荡社会凝聚到一起、恢复秩序。作者李春阳截取了整个历史中的一小段，竟与整个历史变迁相协调，既得益于作者思想上的连贯，又得益于其语言上的造诣，全书行文可谓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痛惜之情宛然。若有什么非要责备作者的，那就是，她对白话文运动的痛苦激情，牵引了全书，却抢夺了著作中思想的光芒。
《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
作者：马建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吕文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长期以来，传播媒介因素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在主流历史书写中往往显得支离破碎、波澜不惊。从新闻史专史研究迈向传播媒介对于历史进程的作用研究，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在这股初兴的学术潮流之中，本书是新近出版物中较为系统的一种尝试。本书探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新式传播媒介发展与近代中国政治演进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主要内容包括：传播技术发展与应用如何掀开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如何改变人们的思想认知与社会行为方式，以及在推动近代中国政治剧变过程起到重要历史作用。
作为视角转换后的专门研究，本书给我们多方面地探讨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提供了不少新鲜的知识和启示。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社会有其根深蒂固的政治生活方式与行为逻辑，传播技术手段提供的只是新的手段与可能，远非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如何将这一新视角与以往的传统史学研究相结合，稳步推进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未来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作者：梁启超
中华书局，2015年
吕文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这本书早已是享有盛名的经典著作，其内容和地位都毋庸赘辞。二十五六年前上研究生时期，出于了解史学史和解决史学入门的问题，我就阅读了本书。早年的阅读，因自己缺乏研究经验，又乏高人提点，所获仅为一般性的增广见闻，对梁启超先生史学观的精微之处并未深入理解。以我现在的眼光再读，深感梁氏传统学问根底深厚，吸收西学能够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将新史学的根基牢牢地扎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土壤之上。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现在的新史学尽管枝繁叶茂，但其中国特色尚有不少欠缺，实应接续梁氏提示的路径加以深化。本书所述不限于理论，而且结合实例条分缕析，示人以治史的门径。无论是史学新人还是具备相当史学研究经验的学者，均可细读、精读此书，并将相关提示融入自己的研究实践之中。
- 共和国史-
《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
作者：李若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周俊早稻田大学招聘研究员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未曾像今天这样信息泛滥。疫情之下，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为真假难辨的信息而感到困惑。谣言的肆虐是社会环境的一种投影，同时，也是公信力丧失的一种表现。有趣的是，正是因为2003年SARS流行期间的直接感受，使得李若建先生开始研究谣言问题。李若建先生关注的焦点是1950年代前后的中国大陆。众所周知，因为政权更替以及冷战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在许多重要领域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在此背景之下，“毛人水怪”、“割蛋”、“仙水”、“神药”、“放蛊”等谣言肆虐中国各地，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在农村，男人晚上站岗，妇女并房睡觉，行人不敢单独走路。在这些谣言的背后，“苏联”、“原子弹”、“挖眼掏心”、“掘墓”等千奇百怪的要素相互缠绕。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接触这段史实本身就是一次奇妙的时空体验。为何谣言暴发的场景总是如此相似？为何谣言会反复出现？为何谣言不一定止于智者？李若建先生通过细致的案例分析，从历史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精彩的答案。
《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
作者：王海光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
樊建政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王海光教授治史，既注意具象史实的复原，更注意解读分析史料背后深层次的结构性逻辑，往往能有一些见微知著的启发。这本论文集分为撷史篇、评史篇、治史篇三个部分，分别谈当代史的史料解读、学术批评及史学方法，特别适合青年史学爱好者阅读。
撷史篇的三则史料，即1957年基层民众的右派言论、1967年初民间反“文革”传单、1978年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史料，看似微观历史的范畴，但又触及着历史的重大关节，更新了许多已有的历史成说。这三篇文章堪称微观个案实证研究的典范，人性关怀、见微知著、重返历史现场，等等尽显其中。特别是1967年初的署名“一个共产党员”的反“文革”传单，是目前所见的一个最早地从理论上系统批判文革的历史文本，填补了文革思想史上一个空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评史篇，以评名家论著为例，谈如何批判地读史著，实为作者对学术批评、学术规范的操演心法。其中，对杨奎松教授《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的书评篇幅最大，要言不烦，多切中语；对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的书评，被作者认为是“所有书评中最到位的一篇”；对《康生与“赵建民冤案”》的书评，将个案放回“文革”的特定历史语境，对“文革”冤案形成的政治机理的分析到位。
治史篇，直击治史本身，谈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时过境未迁》是首次对当代中国史学科概念提出界定的文章；《他山之石的启示：关于中国治史理路的再认识》，对哈佛大学文革史专家麦克法夸尔教授的治史理路进行商榷，探讨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理论建构问题；《回忆录的写作与当代人的存史责任》谈回忆录的书写方法、口述史料的价值、利用及鉴别问题；《磨洗与重构》则专门谈论当代史研究的方法，对史料收集、史料辨析、史实考据、学术综述、读书评书、个案研究、著史语言及史观理念等方面的问题，作系统性论述，斯为全书的点睛之笔。
最后，这本书的两篇前言，一为华东师范大学韩钢教授所作，一是国际文革史权威瑞典学者沈迈克教授所作，都从不同角度谈到他们对中国当代史的治史认识，在许多问题的理解上与本书作者不尽相同，也是不可不读的佳作。沈迈克教授讲的“多想”和建立学术信心之言，对我们青年学者颇有些语重心长的领悟。
《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
作者：[日]石川禎浩
译者：袁廣泉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20年
周俊早稻田大学招聘研究员
毋庸置疑，毛泽东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然而，研究毛泽东并非是一件易事，特别是关于早期毛泽东的相关问题。因为史料过于匮乏以及意识形态的束缚，许多研究早期毛泽东的所谓学术作品，与其说是研究著作，还不如说是在重新编织某种传说。石川祯浩先生的这部作品，广泛地运用了美国、俄罗斯、日本的历史档案，生动地描述了毛泽东早期形象的形成和传播过程。在今天，毛的形象可谓光芒万丈。但是，在1920、30年代，外界对“占山为王”的毛可谓知之甚少。
书中展示的诸多图像、文献资料，在今人看来，极具黑色幽默的效果。例如，当时的日本情报部门将一个至今不知是何人的胖土豪照片认作是毛泽东。而共产国际在1930年甚至莫名其妙的发布过毛病逝的讣告。石川先生对造成的信息扭曲的种种原因都做出了细致的分析。在这部作品的后半部分，石川先生通过考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各版本之间的差异以及该书在苏联、日本、中国的出版情况，含蓄委婉地批评了各国带有目的性的言论、出版、信息管控体制。这个问题或许才是这本著作的终极关怀。我们无意间占有且已不再怀疑的历史认识到底从何而来？影响我们历史认知的许多信息是否由于误解、加工、整理、篡改而变得无比扭曲？这是石川先生抛出的时代之问。
《A Decade of Upheava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Author：Andrew G. Walder , Dong Guoqia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樊建政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十年动乱》以江苏省丰县为例，借助于前所未有的广泛的信息来源，诸如大量的工作笔记、亲历者访谈、党内文件及军方文件，向读者展示了1966年红卫兵运动在农村引发的争斗，及其在1976 年毛泽东去世前的持续发展，其激烈程度大大超出人们此前的想象。
作为第一部聚焦于“文革”十年间县级派性政治的论著，《十年动乱》通过细致入微地考察一个曾被忽略的地区如何经历“文革”运动，全面地揭示了“十年动乱”极为丰富的本质内涵及造成动乱的复杂根源，对人们的既有认知做出了十分必要的匡正，并挑战了长期以来关于毛时代派性冲突的解释模式。
《邓小平时代》
作者：[美] 傅高义
译者: 冯克利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作者在最近仙逝，他在美国德高望重，又是少有的受到中国当政者、知识界与民众信任的美国学者。世界从此失去了一位致力于缓和中美紧张关系，致力于中美友好的杰出学者。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如果读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可先看本书最后一章的657页到659页，其中提到邓小平接班人面临的挑战。这短短的几页文字，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的深刻认识和良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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