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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的2021私人书单
《花衣魔笛手：传说背后的欧洲中世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世纪之美》，译林出版社
《被弃的意象：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文学入门》，东方出版社
张辉，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CCLA）副会长、秘书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审美现代性批判——20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东渐中的现代性问题》《德意志精神漫游：现代德语文本细读》《冯至：未完成的自我》《文学与思想史论稿》《文体与意义》等。
启蒙时代到来之前：三本书中的中世纪
张辉|文
2021年整个一年的最主要时光，几乎都是在写作一部关于G.E.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的书稿中度过的。莱辛的时代，被称为启蒙时代，所以我所阅读的书，也基本上与启蒙运动密切相关。不过，出于对照的需要，有时甚至是为了避免对研究对象下意识的盲视，我也会特别去读一些关于中世纪的书。
这里想说说其中的三本——《花衣魔笛手》《中世纪之美》和《被弃的意象》。
人们说起中世纪，难免和“黑暗”联系在一起。不过，记得多年前读贡布里奇的《世界小史》，读到中世纪那一节，第一个小标题“黑暗的中世纪”后面，就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问号（原文是：Finsteres Mittlealter？）。作者并说，“那不是一个漆黑的暗夜，而是像一个有着星光的夜晚”。最近北大历史系的同事李文丹博士惠赠的她所翻译的《中世纪历史与文化》（[德]约翰内斯?弗里德著），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这个已经似国宝乎成为常识的“黑暗说”。
对于中世纪的整体“能见度”，以我的阅读面，当然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但我所读的这三本书，却让我对启蒙时代到来之前的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
《花衣魔笛手：传说背后的欧洲中世纪》的作者是日本社会史家阿部谨也，过去曾读过他的《极简德国史》。这部书，从1284年6月26日德国小镇哈默尔恩，约130名儿童被花衣魔笛人所引导而集体失踪的传说入手，呈现了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丰富社会图景，让人联想起美国学者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值得注意的是，它让我们更充分地看到了从“正史”中无法看到的下层社会状况和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阶级的不平等，人民的饥馑、疾病与苦难，以及对解放的热切期盼。
读过格林兄弟所编《德国传说》的人，大概对此并不陌生。吹笛人，在另一个版本中，虽被替换为捕鼠人，但由于社会地位趋同，阿部谨也认为二者或可“被视为一人”。而吹笛人之所以要把孩子们带到远方，在阿部谨也看来，不仅与日耳曼人东扩、十字军大规模的集体移动可以联系起来看，而且也是很多人居无定所、奔波生活的某种写照。“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离开，是无奈，也是所能拥有的最后愿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大概不应该过高地估计中世纪的“能见度”。阿部谨也的下述结论尤其值得重视：“12、13世纪，欧洲各地城市都处于发展时期，市民生活涌动，生产力提高，也即呈现出‘开放社会’的样貌。但到了13世纪末，随着邦国的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单一模式’渐渐固定在这种民众的活力之上。我们不能被法制或社会制度的完善，壮阔的城墙或坚固的建筑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迷惑。”
或许正因为此，作者对启蒙思想者们蔑视相信非理性虚构传说的“俗众”，并试图加以启蒙的姿态，持有否定态度。原因是，“对于民众来说，仿佛是从长年累月的辛苦中渗落而生的虚像，比枯燥无味的‘史实’拥有更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于民众来说，所谓传说，“就是自身的历史本身，因此它源自事实”。
如果说《花衣魔笛手》提示我们格外关注虚构的传说，对我们了解中世纪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话；那么，《中世纪之美》则告诉了我们另一个更加感性而丰富的中世纪。
这本书，以讨论中世纪的审美感性开篇。在翁贝托?艾柯看来，“有人认为中世纪是清教徒式的，即中世纪人拒绝感官世界”，这个观点其实无视了中世纪的史实，甚至是对中世纪思维的根本误解。他举了一个貌似矛盾的例子，提醒我们注意，几乎所有的中世纪思想家，无论是不是神秘主义者，都曾在青年时期痴迷诗歌。而禁欲主义者则因为“能理解他们所反对之物的魅力，称其危险又不吝称赞”。这是中世纪的悖论，或也是人性的本然。因为，“无论哪个时代的禁欲主义者，都并非没有察觉到尘世愉悦的诱人之处，他们所感受到的强度其实比旁人更甚”。而且，“禁欲主义规训的戏剧性恰恰就在于尘世欢愉和追寻超自然之间的张力”。正是这二者之间的张力，而不是对哪一个方面的片面强调，才是中世纪活生生的模样。
与此同时，艾柯还认为，尽管在中世纪关于美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已逐渐形成，并最终诞生了“美是一种有机价值的观点”，但这也是其最为成熟时期的情形而已。至少在发展的过程中，这种观念开始日益没落，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分崩离析，艺术概念和诗性行为变得越来越不系统连贯”，并不是现代才有的事情，而是既在中世纪酝酿又在中世纪发生的历史。这或许不仅对我们认识中世纪，而且对我们认识所有时代，都具有借鉴意义。人为地给历史时代贴上本质化的标签，也许更容易，但也更没有价值。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不做判断，或总是给出模棱两可、莫衷一是的判断。《纳尼亚传奇》的作者、英国学者C.S.路易斯的另一本书——《被弃的意象：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文学入门》，就为我们提供了以中世纪为镜，反观现代危机的很好参照。不妨把第五章《诸天》中的文字抄录一段：“不管现代人在眺望夜空时有其他什么感受，最起码他能感受到自己是在向外眺望——就像从轮船的大社交厅入口远眺黑暗的大西洋，或者从明亮的门廊处远眺河岸而凄凉的荒野。但如果你接受了中世纪模型（笔者按：英文为the Model），你会觉得自己是在向内窥探。地球处于‘城墙之外’（笔者按：在中世纪的意义上，这个‘城墙’指月亮——也就是但丁《神曲?天堂篇》中的第一重天）。太阳升上天空，光芒耀眼。我们无法看清里头的景象。黑暗，也就是地上的黑暗，将帘幕拉起，我们可以窥见幕后豪华而盛大的景象：在这凹向地球的广阔空间里，灯火通明，乐声四溢，处处充满着活力。我们向内窥视……”
反复朗读这段文字时，我在想，我们固然可以嘲讽中世纪“落后的宇宙观”，可以否定吹笛人的“愚昧与迷信”，甚至可以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溃败而热烈欢呼，但我们会甘于仅仅看见现代精神的黑暗大海和凄凉荒野吗？
中世纪，并不应该仅仅是一个让我们现代人获得廉价自我满足、获得优越感的“黑暗时代”而已。正确地看见一个更为客观真实的中世纪，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历史，也对我们真正克服自己时代的问题和弊端大有裨益。至少，我们会从中世纪吸取教训，学会更加尊重人、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和创造性；至少，我们也会因此更加明白，人——任何人——都仅仅是宇宙和自然中平等的一分子而已，而并不像有人所常常自我标榜的那样，乃是世界和社会的主宰；至少，中世纪人对整全和永恒的追求，会激励我们努力超越生命存在的有限与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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