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鄭注版本以南宋撫州本爲zui善，有《古逸叢書三編》影印本。越刊八行本之經注文本可與此媲美，而遠勝於余仁仲本、岳本以下諸本。《禮記正義》版本以南宋刊單疏本zui屬珍貴，收錄於《四部叢刊三編》，而僅存八卷。越刊八行本之版本價值僅次於單疏，且具備全書七十卷。可見如今學者欲研習《禮記》鄭注，閱讀《禮記正義》，當以越刊八行本爲zui善本。潘明訓舊藏越刊八行本，上世紀二十年代有影印本及影刻本，影刻本至九十年代又有重印，但如今已不易購。日本足利學校數百年來一直典藏一部越刊八行本，雖缺八卷，印製時間頗早，較之潘明訓舊藏本，補版甚少，價值更高。本書對照影印潘氏本與足利本，極便校對。通過比對，讀者可以直接觀察、理解宋版經過補修，增加挖改、換版，文本逐漸失真的過程。毋庸爭議，本書就是《禮記》鄭注、《禮記正義》的zui佳版本，可以作為標準，同時會爲讀者理解版本提供一個歷史的視角，有很高的文獻學價值。
乾隆年間，學者之間流傳一種惠棟校宋本《禮記註疏》，同時從日本傳來《七經孟子考文》，都記錄了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的異文情況。阮元《校勘記》的優勢，主要依賴這兩種校記，而阮元他們無緣得見越刊八行本原書，所以未能妥善解釋兩種校記偶有不符的情況。今經考論，基本認定潘明訓舊藏本就是當年惠棟所見，至於足利學校藏本即《七經孟子考文》所據，自不待辨論。本書對照影印潘氏本與足利本，等於將惠棟校本與《七經孟子考文》的底本直接拿出來供讀者檢查。利用本書，我們可以輕鬆解決阮元當年的疑惑，還能推論南宋前期原版原貌，不能不令人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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