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早年致力于反清复明，明亡后披发入山，隐身、授徒、著书凡四十余年。隐居期间，先生以“述往以为来者师”（《读通鉴论》卷六）的态度，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对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明代统治者的成败得失进行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刻的反思。写下了大量富有独创性见解的著作，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天文、地理、训诂、考据等诸多方面。凡500余万言。 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为弘扬船山学说，特在南京设局重刊《船山遗书》，计收著作56种，288卷。光绪年间，又补刻了6种，10卷，附于其后。共计62种，298卷。通称“金陵本”或“曾刻本”。后者也被称为“衡阳补刻本”。 本次出版的简体横排版，即以“金陵本”为底本，在内容上完全忠实于底本，其他版本适当参照。编者于本书zui后附加了后人的研究成果即：传记若干，以及刘毓崧编《王船山年谱》，王之春编《船山公年谱》。书名仍沿用旧名《船山遗书》。 文字编校方面，仅改正了原版中明显的错字。异体字和古今不同写法的词形，则按现行标准处理。其中有国家标准的，按国家标准修改，未作规定的则不做改动。之所以尽量保留原版的编排体例和文本，主要是能使读者能更真实地感受船山先生“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老子衍•自序》）语言风格和批判精神。
◆曾国藩白天打仗晚上校对，并专设“金陵书局”刊刻此书。 曾国藩对王夫之极为推崇，1862年他和曾国荃商定重新出版《船山遗书》。虽然已经召集众多知名学者进行编校工作，如刘毓崧、张文虎、欧阳兆熊等，曾国藩仍亲自校阅了三分之一的内容。当时湘军正在和太平军进行zui后的决战，军政事务极为繁杂，但曾国藩对《船山遗书》的编校工作一刻也未放松。在前后四年时间内，他坚持细心校阅、研读王船山著述中的重要篇章。不管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甚至伤风感冒身体不适期间也是如此。1864年曾国藩专门在南京设立“金陵书局”，批量印制《船山遗书》。◆王夫之逐一释读《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国学经典，传统国学的巅峰之作。 1651年王夫之回到衡阳，逐渐认识到反清复明无法实现，便将心思转移到讲学著述上。此后几十年，王夫之全心研读《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国学经典。每读一书，均逐字逐句做详细的读书笔记，并在此基础上推理演绎，zui后整理成册，自成一家。金陵本《船山遗书》共计62种，298卷，合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深入浅出，体系完备，实在是传统国学的巅峰之作！◆梁启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 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薰陶，zui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毛泽东一生研读《船山遗书》。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diyi师范学校读书时，受其师杨昌济先生的影响，多次去船山学社听讲，并在《讲堂录》中抄有王船山的多处语录以及杨昌济在课堂上讲解船山思想的听课笔记。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实践论》的过程中，认真研读《船山遗书》，并致信徐特立要求补齐所缺遗书各册。◆“金陵刻本”原样重现，简体横排。 本次新版，即是以“金陵刻本”《船山遗书》为底本。全书内容和编排体例与原版完全相同。除改正了当时刻印时的个别错字，其余完全没有删改。只是将繁体竖排转为简体横排，以适合一般的读者也能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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