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棠（一八七〇-一九二三）学诗堂经解是一部纂辑诗经释义的专书。是书取录较广，从其材料来源看，漠唐注疏大家，宋、元、明、清学者的诗说都有所择取，而取材较多者为清人胡承珙所撰毛诗后笺。这是由于后者本身即是一部取材异常广泛的诗学着述，李氏从中获益良多。
但学诗堂经解绝不是简单地照抄搬录，该书做得*多的是简化前人论述。例如对毛诗后笺。后笺的特点是就某个解释对象而“漠学”、“宋学”，经史子集，着者同意的、不同意的，俱旁徵博引，各种材料蒐集弥伙，因此更像是学术史论着。李氏则通常只是从中辑录对词义解释有用的材料，一般不涉及学术争论，因此学诗堂经解的内容大多为解释词义，更像单纯的训诂着述，而各条正文也显示出内容单纯化的特色。仅从两书的题目来看，就体现出这种不同。毛诗后笺是以诗经篇名为目，每篇之下各条开头都是诗句，论说物件也以诗句为单位，因为胡氏着眼于经义。学诗堂经解的题目则反映出以词为主要解释对象的特点，例如“关雎”、“窈窕”、“逑亦作仇”之类。因此李氏的简化实际上反映出他更重视词义训诂，两书主旨是不同的。客观上，李氏此书的内容也更清晰，具有简明的风格。
李氏与前人的这种差异和时代变迁、传统经学式微有关。学诗堂经解撰于辛女革命前夕，是时“新学大起”（茅谦学诗堂经解叙），李氏本人也多次赴日考察学校，拜在南京兴办国内*早的师范学校，这些无疑说明李氏对时局变化的了解和适应。但当时经学还处于可以利用的状态，康有为、章太炎等人革新经学，做法虽然各异，但皆体现出利用旧学以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希冀。李氏也对传统经学心怀挂牵，因传统经学式微而“有殷忧”，常感于“国学之日湮”（见茅谦学诗堂经解叙），故其“简化”做法有使后学快速掌握旧学精华的目的。
学诗堂经解在引述前贤的同时，也发有自己的肇音，所以有时材料虽然取自前人，但解读却有不同。茅谦学诗堂经解叙说是书『治诗之旧说而断以己意』，是比较公允的。由于此时“漠”、“宋”之争已是尾声，在诗学上，学人多能避免门户之见，李氏也多能从诗文出发，在吸取前人训诂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诗学见解，而不专主某家，因此解释内容较为客观。相较而言，他更看重毛传，故每条几乎都首列传说。但他也拜不惟毛是从，毛传之外，也复述他说，*后择优而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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