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尔雅》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的自然状况和社会状况，因而极为后代所珍视，汉文帝时代就曾把它同《论语》、《孟子》、《孝经》并列于官学，作为通读古代文献的基本必读书。唐文宗将它列为经书，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它流布很广，校注和研究《尔雅》的学者很多，仅清代到近代就有不下20家。研究集中在校正文字如阮元、严元照等，补正注疏如周春，疏证如邵晋涵和郝懿行等以及释例的如陈玉澍和王国维等等，这些恰恰表明它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汉武帝时，乐府得到加强和扩建，盛极一时。乐府为谱新曲新辞，从全国各地搜集各民族的民间音乐，使民间俗乐经乐府集中、提高后，在汉代宫廷和宫廷以外的音乐生活中展现了丰富多彩的面貌。乐府中民间俗乐的主要体裁为鼓吹乐和相和歌。随着乐府兴盛，鼓吹乐和相和歌也随之兴起。
鼓吹乐源自于西北少数民族的马上之乐，汉初流人中原，在中国发展、成熟为一个新的乐种。汉代从民间引入宫廷，主要用于宫廷、军府、官府的仪仗、军旅和宴飨，是乐府及太常编制的乐种，部分取代了周代雅乐的职能。相和歌则源于北方民间，它由清唱的“徒歌”(亦叫“谣”)发展为“一人唱，三人和”的“但歌”，再加上管弦伴奏，歌者用“节”打节拍，最后发展成为相和歌。相和歌得名于《宋书·乐志》的“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是“街陌歌谣”与先秦楚声结合，在宫廷发展的产物。相和歌主要在官宦巨贾宴饮、娱乐等场合演奏，也用于宫廷的元旦朝会、宴饮及祀神乃至民间活动等场合，有娱乐欣赏的性质。相和歌比鼓吹乐应用更为广泛，影响更大。
相和歌曲目绝大部分是在民间歌谣基础上加工整理或另填新词而来的，如《东武》、《太山》两曲就是齐地民歌经文人填词而成的，部分则来源于战国楚声的旧曲，如《流楚窈窕》。来自民间的相和歌的歌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及纯真的感情。如描写官吏劫夺人民的《平陵东》；反映家人思念服役亲人的《饮马长城窟行》；描写病妇临终托孤和丈夫为饥儿乞讨求饮的《妇病行》；描写孤儿遭兄嫂虐待的《孤儿行》；以及描写罗敷不畏强暴的《陌上桑》，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由文人创作的相和歌，歌辞内容就比较复杂，有描写统治者求仙问道的《善哉行》、《西门行》、《步出夏门行》和《董逃行》；有歌颂人民不畏强暴、怒斥权贵走狗的《羽林郎》；有颂扬官吏政迹的《雁门太守行》，均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鼓吹乐的曲调和歌辞起初也来自民间，进人宫廷后，或将原辞换上新辞，或删除原辞成为器乐曲，但都保留了民间歌曲的纯朴内容和特征。如反映爱情忠贞的铙歌《上邪》；反映反战情绪的横吹曲《紫骝马》；反映战争残酷的铙歌《战城南》，都是劳动人民朴素感情的体现，有特别的感动力和社会意义。
鼓吹乐按用途不同，分为四类：一是黄门鼓吹，也叫“长箫”。由天子近侍掌握，在天子宴席、饮膳时用，也有专用于天子仪仗的；二是骑吹，用于仪仗，随行帝王、贵族等车驾，因用箫、笳、鼓、鞅等乐器在马上演奏而得名；三是短箫铙歌，主要用于社、庙、“恺乐”、“郊祀”、“校猎”等盛大活动；四是横吹，用于随军演奏，朝廷常用来赏赐边将。
相和歌正式乐曲分为引、曲、大曲三类。
引就是引子，仅用笛与弦乐器演奏。曲即中小型乐曲，大多为声乐曲，可分为吟叹曲与诸调曲两类。大曲是大型乐曲，一般是歌舞曲，也有部分声乐曲与器乐合奏曲，它是相和歌中最重要、也是最能反映当时艺术水平的部分。大曲是将器乐、歌唱和舞蹈融合一起的形式，是前代宫廷乐舞的延伸，但它摒弃了古乐舞浓厚的宗教色彩，加入了厚重的世俗内容，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加之音乐更为活泼，表现手法更为多样，又迥异于古乐舞。大曲的音乐结构由艳————曲(解)————趋————乱构成，同时又有平调、清调、瑟调和楚调、侧调等调式，可以表现复杂的节奏层次和调式色彩。
鼓吹乐的打击乐器以鼓最为重要，另外还有靴等。吹奏乐器包括箫(排箫)、笛、笳、角。相和歌常用的乐器则有笙、笛、筑、筝、琴、瑟和琵琶。鼓吹乐和相和歌所使用的乐器，一部分是继承先秦已有的乐器加以发展，一部分是新出现的乐器，如笳、角、笛(竖吹)、筝、筑、琵琶、箜篌就是汉代新出现的乐器。汉代的琵琶是柄直盘圆的琵琶，与今日的琵琶不同。
在汉代民间俗乐发展起来的鼓吹乐和相和歌，反映了当时民歌发展以及汉族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融合交汇的情况，在战国至秦汉的音乐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取代了宫廷雅乐的主导地位，对后世音乐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两千多年来，鼓吹乐不仅为封建宫廷仪式音乐所采用，而且深人全国各地的民间音乐。现存的各种鼓吹、吹打、吹歌、管乐、锣鼓等，都由它繁衍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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