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都与其特定的时代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
远古时期，虽然黄帝号令天下，“方制九州”，但全国境内大大小小的部落各自独立，不下“万国”。为了各自的生存与利益，大家你杀我夺，征战不断。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尧、舜、禹等领导人为此十分焦虑。为平息战乱，大家互相结盟，“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经过协商，有相当一部分诸侯国实现了结盟联合，诸侯国由上万个减少到三千多个，一直到周武王时期还有“千八百国”。现在浙江的诸暨、上虞等地名，就是由于大禹在此分别会盟诸侯而得名的。据史书记载：诸暨是指“禹会计而诸侯毕及也”，上虞是因为“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故日上虞”。这些地名充分反映了尧、舜、禹时期的政治特点。这种政治理念和治乱方略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得以进一步延续，到西周时，周武王曾大会诸侯于孟津（今河南孟州市），甚至为秦王朝统一中国也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强权政治，大刀阔斧地实施郡县制改革。据统计，秦朝全境分设48郡（最初只有36郡），郡名至今还作为政区地名沿用的有19个。诸如秦淮河、秦皇岛等名称，足以反映秦始皇不可一世、气吞华夏的政治宏图。秦淮河是为了断绝、消除金陵的“王气”而人工开凿的，秦皇岛是因秦始皇人海求仙“尝驻跸于此”而得名的。
西汉既继承了秦的郡县制，又在部分地域恢复分封制，先后设置了103个郡国，其中有近40个郡国名称现今仍作为政区地名在使用。汉高祖为了进一步巩固疆域，实现国泰民安、“广大汉业”“扩大汉疆”的目标，以显示自己的宏图大略，从而于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设立了广汉郡（今四川广汉市）。
唐朝时，为了对广阔的疆土实施有效控制和管理，在政区设置上也多有创新，实施了分层管理与分类控制，既设立了道州郡府，又设立了都护府及边州都督、节度经略使、羁縻州等。武则天比较崇尚武力，自己又姓武，所以武则天时期新设的郡县多冠以“武”字，现在浙江的武义县、河北的武安县、重庆的武隆县以及江西的武宁县等，都是由此而得名的。
宋朝时，行政区划及名称的设置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全国共分为十五路，下设“府州军监”。其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皇帝的“潜邸”（又称潜龙邸，特指非太子身份继位的皇帝登基之前的住所）后来几乎都成为了府。如宋高宗即位前的封地原名康州，高宗即位后升为德庆府；宋徽宗即位前的封地原称端州，即位后改名为肇庆府；宋光宗即位前的封地为恭州，他即位后升为重庆府。这种将“潜邸”升府的现象，说明宋朝的统治者迷信“发迹之地”，表示不忘“故土之恩”，显示出强烈的怀旧意识。
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故在政区设置和名称上具有其民族特色。元朝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了“省”这个行政区划概念：“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扩大疆域是元朝始终不渝的理念和追求，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设置了广元路，这是今广元市名称的来源。元朝统治者把这种强烈的“扩充元朝疆土”的政治理念和宏伟抱负，永远铭刻在地名之中，以期世代铭记。
明清时期，政府基本上沿袭了前代的行政区划和体制，以省、府、州、县为主的地方政体进一步确立。体现明朝地名特色的当属“守”“卫”二字。明朝把地方行政与军队分开管理，府州县只领民户，另设卫、所以领军户，因而全国设卫所上千，其中卫有493个，如天津卫、威海卫、宁夏卫、哈密卫等。清朝的地名特色是在北方设置了“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黑龙江将军”“伊犁将军”等，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70多个羁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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