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是个大问题。现代化过程*基本*主要的人口变动矢量就是农民进城变成工人。农民工则是这一变动的中间形态或过渡形态。他们进到城里从事非农的工作却还未改变农民的身份，未被城市所认同接纳。他们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是矛盾的复合体，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
数以千万计的大规模的农民工现象无疑是中国特色。长期以来我们实行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政策，把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城市有了用工需求，一旦阻碍劳动力流动的行政壁垒被突破，劳动力大转移也就势如潮涌。而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多数农民外出时仍能保留自己的农业生产资料和住宅，不必举家外迁，背井离乡。另一方面，城市的户籍管理、社会保障乃至政治整合制度仍未能适应调整，不能将他们及时吸纳为城市居民。农民虽已进城务工，但农民的身份没有变，于是出现了大批农民工。
以农民工这种形态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人口转移的过渡方式对我们来说有某种必然性。它可能会产生两个积极作用。一是有利于直接回馈乡村。农民工每年带回家的资金成百上千亿，同时他们还带回外部的文化信息和社会关系网络。其对贫困农村的发展促进作用是财政转移支付所不能替代的。二是有利于分散快速城市化所产生的压力。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很多就业岗位会随产业更替和市场周期而频繁流动、频繁涨落，例如建筑业和一些劳动密集的加工业。另有一些就业岗位本身就是非固定、非正规的，例如某些服务业。农民工适应了这些特点，为城市提供更具弹性的劳动力供给：需求大时可以迅速增加供给，需求急剧下降时又可返乡而不至全部滞留城市成为庞大的城市失业人群。
但是必须看到，大量农民工长期不被城市吸纳整合乃至受到歧视忽略，定会积累很多的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造成重大不稳定因素。
刘怀廉同志的这本书是系统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有益尝试。作者广泛收集资料和各方面研究成果，通过历史的、国内外的、跨科学的比较，为农民工问题研究搭起一个较为全面的平台，有助于人们从总体上去把握探索这一问题。考虑到作者还在中部地区担任地方领导职务就更难能可贵。因为农民工问题决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关键切入点。这个问题驾驭得好，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可以比较顺利。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心农民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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