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贫困区与体制的变迁和产业的兴衰密切相关，如果说发达国家的城市贫困区属于“社会排斥”的产物，那么中国的城市贫困区则是“体制排斥”、“社会排斥”、“产业排斥”和“单位排斥”综合作用的结果。辽宁抚顺莫地社区棚改前后变迁巨大，社会结构因城市居住空间改善而提升，展示了社区变迁、生活重建与社区治理的关系。棚户区改造是政府适度干预的一个典范，政府是棚户区改造的主体，政府的推进是棚户区得以“旧貌变新颜”的主导力量。但面对“后棚改问题”，单一的政府支持是无效率的，现有的社区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很好的补充作用。构建新的居住空间——社区，是深化棚户区改造的新目标。实践证明，单一的市场运作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单一的制度体系并不能解决政府的效率问题；单一的社区模式并不能解决社区治理问题。“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不仅仅是解决棚户区改造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甚至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应对突发性事件或重大危机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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