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地方性”这一变量引入“单位—社区”研究，将“单位理论”与“社区理论”结合起来，从“单位制度变迁”的研究视角出发，以老工业基地所在的超大型工业社区为研究个案，揭示“典型单位制”的形成及其表现形态，并进一步探讨“典型单位制”对老工业基地城市社区发展的影响与制约，深刻认识“单位—社区”研究的深层内涵，以丰富发展“单位理论”，破解“单位社会终结”和社区建设等理论难题。
本书将“地方性”这一变量引入“单位—社区”研究，将“单位理论”与“社区理论”结合起来，从“单位制度变迁”的研究视角出发，以老工业基地所在的超大型工业社区为研究个案，揭示“典型单位制”的形成及其表现形态，并进一步探讨“典型单位制”对老工业基地城市社区发展的影响与制约，深刻认识“单位—社区”研究的深层内涵，以丰富发展“单位理论”，破解“单位社会终结”和社区建设等理论难题。
作者认为，该项研究对于深入理解1949年以来中国“单位社会”这一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当下正在发生的复杂的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揭示当代中国发展变迁的“地方景观”。人们谈及“东北现象”，往往将其简单地视为经济现象，仅从“经济视角”加以分析理解。作者认为，“东北现象”实际上与“典型单位制”背景下的“单位办社会”的格局有着密切的关联。
学界似乎已公认：“单位”已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社会zui为关键的研究领域，试图研究中国建国后的社会情况，都无法回避“单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期的中国社会，单位制不是一般性的组织和制度，而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建立的带有总体性的组织制度设计，它决定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和体制；同时也是因为单位研究恰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同步；单位研究的展开的过程，也正是单位制度变迁以及走向解体的历史时期。
“单位—社区研究”捕捉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社会体制的转换问题。即在单位全能社会走向消解的过程中，新旧社会体制如何转换。本稿试图将单位制看作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特殊形态的共同体，从“单位共同体”的变迁及城市社区重建的视角展开研究。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与单位制联系在一起，二者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本稿将“地方性”变量引入“单位社区”研究，从“单位共同体”起源、形成及变迁的研究视角出发，以老工业基地若干超大型工业社区为研究个案，揭示单位体制变革背景下城市社区发展的模式与经验，体认其深层内涵，以丰富中国语境下城市社区建设理论，解决“单位共同体”变迁背景下城市社区重建等理论难题，较好地完成“单位社会”的转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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