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东北亚的权力结构呈现一种均势状态，均势的逻辑必然导致安全困境的出现，而朝核危机正是这种安全困境激化到一定程度的爆发。如何突破这一困境？目前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双边同盟，二是多边机制。美韩、美日代表的同盟路径是冷战遗留产物，为能在后冷战时期继续发挥功效，美国进行了同盟的再定义。多边安全机制在冷战后的东北亚一直处于空白，为解决朝核问题而建立的六方会谈机制有希望成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雏形，这也得到了有关国家的支持。朝核危机的发生让两条安全路径不期而遇，由此引发了我们的问题：同盟安全与多边安全会产生怎样的互动？二者能否兼容？为解答此问题，许亮编著的《东北亚安全制度中的同盟主义与多边主义：理论与历史》选取了转型中的美韩同盟和处于起步阶段的六方会谈机制为研究对象。二者与朝核问题关系密切，而且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中，比较有典型性。
冷战后，东北亚存在两种安全路径：同盟主义与多边主义。是同盟体系主导多边机制，还是多边机制替代同盟体系？这将决定东北亚安全模式的未来走向。朝鲜核危机的爆发让这两种安全制度不期而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二者联系互动的视角。许亮编著的《东北亚安全制度中的同盟主义与多边主义：理论与历史》采用制度主义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选取美韩同盟与六方会谈为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中的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制度能够有效弥补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中的治理缺位。权力不是制度建立的必要条件，但却是制度运行的重要影响因素；共同利益是形成制度合作的基础，而外部性收益会导致制度失衡；观念塑造国家的偏好，制度离不开观念的指导；制度建立后具有自我维续的惯性逻辑，即“路径依赖”。因此，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和路径依赖是影响国际制度的四个因素。反之，制度也可以分配权力、塑造利益和建构观念。同盟和多边机制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安全制度，但在一定条件下，二者是可以兼容的。 美韩同盟是冷战的产物，进入后冷战时期美韩之间权力、利益和观念重新分配，同盟难以适应东北亚新的安全形势，陷入失衡状态，需要重新定义。然而，美、韩对新时期两国同盟的定义是有分歧的：美方主张同盟能够扮演地区“警察”，管理东亚安全；而韩方希望同盟只是朝鲜半岛的“门卫”，保护韩国安全。多边安全模式是摆脱安全困境的zui佳出路，但在东北亚却一直处于空白。朝核危机爆发后，六方会谈成为各方所能接受的zui佳方案，也是在东北亚建立多边安全机制的一次有益尝试。 在朝核危机中，同盟主义与多边主义发生制度碰撞，六方会谈地位提升，美韩同盟呈弱化趋势。主导权的搁置、利益的可塑性、集体身份的建构和制裁权的转移，这为六方会谈兼容美韩同盟提供了空间。当然，也存在一些变数，国内政治的反复与制度自身的脆弱成为影响二者兼容的zui大挑战。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多边安全机制尚不能完全取代美国的同盟体系，二者将共存共容。未来东北亚的安全制度既不会适用“北约模式”，也不会采取“东盟模式”，而是一种嵌套式制度联系模式。中国奉行多边外交，要积极参与到东北亚多边安全制度建设中去，同时也要谨慎应对美韩同盟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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