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著作以克里利的诗歌评价尺度为切入点，考察了克氏在在不同的场合宣布或承认的四个尺度：1）诗歌是诗人自身现象性的反映；2）形式是内容的延伸；3）语言是自足的事物；4）情感为诗歌的首要尺度。在此基础上，作者探寻了这些诗歌尺度的渊源和影响。克里利的诗歌尺度可溯源至济慈的“消极能力”。虽然以反传统的先锋派诗人被人们所熟知，克氏却和美国诗歌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传承了爱默生、惠特曼、坡和狄金森等十九世纪美国诗人的观点和风格，尤其是自爱默生已降的本土化倾向，也发展了庞德、威廉斯和朱可夫斯基等美国现代派诗人的诗学观，帮助美国诗歌实现了从“图像创作”到语言游戏的转身。克氏诗学深受其成长“地方”的影响。这个“地方”体现在他的语言、个性和思维方式里，成为了他本土意识的载体。此外，克氏从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等多个流派的视觉艺术家那里，得到过“积极的刺激”。克氏的诗歌尺度成为了语言派诗歌的影响源之一。语言派诗人在理论上对语言的物性的强调，在实践中的创作手法，都可在克里利的诗歌中找到先例。投射诗奥尔森和克里利 “合作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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