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仍在两极摇摆中，20世纪60年代语言哲学转向及其后现代思潮似乎给形而上学判了“死刑”，然而如今不到四分之一世纪时间，形而上学“复活”的势头比预想的要快得多。如何面对西方哲学的这种摇摆现象？我们是否只能跟随摇摆？此其一。
其二，如果科学设定了人类的命运不过就在坍缩的“黑洞”之前，甚至有比“黑洞”来得更早的“人是机器”智能时代，那么世界的诸文化冲突能够转变为智慧文化对科学政治的纠正与救治？
其三，加上我们在第五辑刚刚展开的“中国人问题与犹太人问题”探讨，此辑仍将继续深入特殊文化种性之比较，并注意到“原生文化”如埃及、西亚、印度、中国，多属“无形神”系，而“次生文化”的“两希精神”则转变为“形而上学一元论”或“一神论”。这究竟是“进步”，还是蜕化为“帝国意识形态”，从而使“启蒙”一开始就蒙上了“殖民”的阴影？
上述三点构成我们《启示与理性》的三位一体问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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