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错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
嵌错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是战国时期的青铜盛水或盛酒器。1965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壶高40．6厘米，口径13．4厘米，底径14．2厘米。圆形盖上有三个鸭形钮，壶侈口斜肩，鼓腹圈足，肩上有对称衔环兽耳。壶身遍饰错红铜的图案花纹和内容丰富的图像，分为三层作横向展开，每层之间以斜角云纹二方连续的装饰带相间隔。
上层图像包括习射和采桑两方面内容。习射所表现的是东周贵族的礼仪活动。两人在屋内射箭，前面一人正引弓欲发，后面的人刚刚发射完毕，屋前的箭靶上已射中3箭，而其下方还有一组人正持弓箭鱼贯而来。下方的人实际上是处于前景位置，因平列画面难于表现前后景人物之间的透视关系，故处理成上下叠置的构图方式。表现屋内人物活动，则采用剖面画法。采桑的画面表现得相当优美，一组妇女提篮在林中采桑，有的攀坐于树上，人物之间动作相呼应。
中层图像包括宴乐和弋射两方面内容。宴乐活动描绘东周贵族钟鸣鼎食的生动场景。大屋中，两个佩剑着长服的人正举起觚类的酒器相酬应，其后有人在温酒，屋外有人正相向而来。其前方有丁宁、编钟、编磬等乐器，一组乐人正在演奏。旁边还有人在鼎旁炊食。弋射，箭头有倒刺，箭尾系绳可以回收，画面上表现一群鸿雁正掠过长空，几名射手仰天而射，被射中的雁带箭坠地，箭尾绳在空中划出动感很强的波状线。
下层表现的是激烈的水陆攻战场面。攻城画面表现一群战士携盾持矛，爬云梯仰攻，有的被守军砍翻滚落下来，后继者仍继续进攻。在城墙上，双方战士也在激烈搏杀，水战部分表现两只战船相向交战，船上插着战旗。交战双方战士紧握长戈、戟，长距离格斗，而船头交战的战士已处于生死存亡的最后一击之时刻，两船的水手奋力划桨，跃入水中的战士正准备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嵌错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表现出战国时代美术家高超的艺术水平，在绘画技巧还不发达的条件下，他们充分发挥平面铺展的手法，使作品发挥出最大的表现力。
商鞅刑太子师傅
周显王二十三年（前346），商鞅第二次变法，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进一步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因而，新法遭到旧贵族的激烈反对。变法令公布以后，以太子驷的教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为首的旧贵族代表，故意违犯法令，阻挠新法的推行。其后，太子驷也犯法令，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所以，商鞅的这一举动维护了法律的严正，也推动了新法的推行，但得罪了太子，留下了后患。商鞅将公子虔处以割鼻刑，将公孙贾黥面（面上刺花）。
玺印产生并流行
春秋中晚期以后，玺印大量产生，并流行于各个地域各个阶层。玺印的产生及其普遍应用，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首先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已有很大发展，铁制工具普遍应用，城市经济已经建立，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较大的商业城市和中、小型集市，国家之间和城市之间的水陆交通皆有一定的发展。唯有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进行较大规模的货物交换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为了谋取商业利益，在频繁的交易中，就需要办理一定的行政手续，因而作为一种信物的凭证————玺印，应运而生。在两周时代，西周显然尚未达到如此的经济水平。春秋中叶以后，王室的势力衰微，各大诸侯国的经济力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例如齐国，不仅地广物博，而且鼓励人民经商，晋国商人，富比国君，郑国富商大贾更可直接参与政治，越国大将军范蠡，则弃官经商，成为巨富。
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政治上的巨大变革。春秋中叶以后，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急剧转变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土地得到空前的发展，伴随而来的一个突出的变化，首先是传统的宗法制度和贵族间的等级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使那些靠贵族血缘关系的世卿世禄制度，也随之瓦解。旧贵族的势力日益没落，新兴的地主阶级和相当于士一阶层的知识分子，得以参与国家机构的管理。但是，这样一些新的官吏，既不是名门贵族出身，又没有近亲的血缘纽带，全凭自己的才能或战功取得显赫的官职，因而必然会引起国君对他们进行种种控制，而他们则竭力摆脱控制，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需要有一种信物来体现他们同国君之间的从属关系，以及执行其职权的凭证。得到这种凭证，无论是对上下官吏，或同僚之间，均能互相保护和支持，得使平日政务顺利执行。．这种凭证就是由国君授予官吏的官玺。据《韩非子》记载：西门豹初为邺县县令的时候，第一年，魏文侯很不满意他的政绩，而“收其玺”，即罢官缴玺。西门豹请求再让他继续留任一年，“愿请玺复以治邺”，后来西门豹在任内自己觉察到重敛了百姓，于是“纳铄而去”，即交回了官玺，辞去了官职，这说明在战国时代，官印已普遍使用了。
玺印的起源，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青铜工艺技术的发展。春秋中叶以后，青铜工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发明了焊接技术，变浑铸为分铸，而且在雕琢花纹方面出现了捺印板的新工艺。这种青铜工艺方面的花纹印模，为玺印的发明提供了重要条件，可以说玺印就是在这种捺印板技术的启发下产生的。
玺印产生于战国之前，但主要流行于战国时代，现存先秦玺印基本上是战国印。
战国正名之风兴起
《庄子·天下》记录的宋研、尹文是最早的正形名的人物。他们都认为名为物形的反映，这是最早的有关概念的内涵、外延、名称的划分。他们的以形为物之概念的内涵的观点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他们的正形名的要求本身是一个逻辑进步，但直接起源于对诡辩的反对，因而宋研强调正名的法则。在他们中，尹文由本体论（道）说了形的产生。但更重要的是，对于抽象概念（无形的名）他提出了“寻名以检其差”，也就是取其外延的形的公分母的方法。他把名（概念）分为三科（体词与谓词的不正确分类），他分谓词为名（体）与分（谓，相当于形，内涵），指出了二者的分离。
彭蒙、慎列、申不害、尸佼等人对正名的方法及其本体论来源有很多议论，现在保留的不多，但可以看出他们走向形而上学化和琐碎化。相反，留传下来的是以诡辩吸引人的惠施和公孙龙的东西。
正名思想在战国的兴盛与儒、道两家有关，孔子、孟子的正名论是一种政治和伦理工具，老子从其本体论出发要去辩正名，庄子从其相对主义认为辩不如不辩，法家也从法制角度强调了正名。
在正名（其实是正实）中采取什么原则，各家所用不同，儒法也以具体正名为主而少理论。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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