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清华的记忆
张先生年轻时和张荫麟关系很好，张荫麟是清华的才子，陈寅恪特别赏识他，他后来留美，回国后即作哲学系和历史系合聘的专任讲师。张先生住蔚秀园时对我说，30年代时，有一天收到张荫麟的信，说很赞成张先生的文章，愿意和张先生订交，所以两人成为好朋友。张先生还说，可惜张荫麟为家庭所累，为女人所累，死得太早。张荫麟长张先生4岁，当时的才名颇盛一时，所以他主动结交张先生，张先生觉得这是他早年在清华很值得纪念的事。后来我有一次看到张荫麟评冯先生《新理学》的文章，觉得他的观点确实跟张先生接近。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写成初稿时也请张荫麟看过。晚年张先生也提起过张荫麟，张先生说：“张荫麟走错一步，陈诚当时看重他，请他作秘书长，他离开清华去了，结果不合而散，清华也不接受张荫麟了。他只好到浙江大学，家庭又出问题，结果死了。”
张先生也提到与张荫麟并称清华才子的钱锺书，说：“张荫麟是清华才子，清华有两个才子，一个是钱锺书，一个是张荫麟，张比钱早一些。张荫麟文史哲全通，但他写出的东西，像《中国史纲》，是在历史方面。钱锺书本来和我也有交谊，但57年出事后，路上见面我和他打招呼，他不理，以后我也就不理他了，不高攀了。不过他太太还客气，57年后见面还点头。钱锺书自己说在清华早年最得力的老师是张申府，他经常去看张申府，所以在张申府家他和我见过多次。解放后他请张申府吃饭，要我作陪；所以我还欠他一顿饭。”张先生说这话时，是微笑着的，表示他对反右时的人事变化并不在意。张先生还说：“钱锺书有些看法还是深刻的，解放后有一次他对我说，咱们是沾了理科先生的光，本来文科先生不要了，可是理科先生还得要，所以咱们都沾了他们的光了。”
30年代时清华的师生不多，所以大家互相都认识，1987年的时候，当时我在哈佛，有人带我去看方志彤先生，方也是清华出身，一直在哈佛教书，太太好像是德国人，他蛮健谈，说他和钱锺书互相最了解，钱看过什么书他都知道，他看过什么书钱也知道，他还说冯友兰的妹妹嫁给张岱年。我当时想，他连冯先生和张先生的亲戚关系也知道，的确是清华的老人儿。他的藏书想要捐给北大，但那时北大连运费都拿不出来，此事直到近两年才办成。后来回国我跟张先生谈起，张先生也知道他，说他是朝鲜族，我恍然明白，我说怪不得听他的口音有点特别。
1990年年底，我因北大老不给我分房而颇觉忿忿然，因此产生离开北大的念头。于是在一次会上与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诸位先生提起，思想所的钱逊、刘鄂培先生都很积极，我跟张先生谈起这事，张先生立即表示赞成，说“到清华也挺好，你还可以在北大兼课”。可见张先生对清华确实是很有感情的。于是1991年我给北大吴树青校长写了信，谈我的房子问题，那时我已经作了决定，如果吴校长不能解决，我就去清华。不过，吴校长收到我的信后，很快就批了，学校给了我蔚秀园的房子，这样我就没有离开北大。
为我介绍学界前辈
张恒寿先生是30年代清华研究生毕业，张先生与张恒寿定交甚早，两人在抗战时都在北平，过从较为密切，据说还同住过一个院子。我做研究生的时候，读《中国哲学大纲》，知道张恒寿先生是张先生私交甚笃的朋友，治学方法也非常相近，互相欣赏，所以我把张恒寿先生一直当做亲切的前辈，好像武侠小说所说的本门师叔(其实恒寿先生比张先生略长)。80年代前期他出版了《庄子新探》，大家都觉得很了不起。他也写宋明理学的文章，论断很平实，所以我很留意他的文章，也很景仰他。但是认识张恒寿先生是在1986年夏天，当时在北京西山开了一个中国哲学价值观的讨论会，张恒寿先生也带了他的学生来，他一见我，好像熟人，很亲切，对我的学习研究也很了解，我想这是因为他和张先生是至交，所以对张先生的学生很注意。后来，大概在1989年冬，我跟张先生谈起张恒寿先生，表示也想和他多亲近，张先生说他每年夏天来北京，到他女儿家住一段。这事就这么说过去了。没想到，1990年8月的一天，那时没有电话，忽然收到张先生的信，告诉我张恒寿先生来北京了，并告诉我他女儿在和平里的地址。从这件事可见张先生待人做事的诚恳，对有益于学生的小事，也记得这么清楚，我觉得这在别人是很难做到的。于是我就去拜访张恒寿先生，他送给我在人民出版社出的《中国社会思想与文化》，我呈送了自己写朱熹的两本书。因听张先生说张恒寿先生善写字，我便请他为我写一条幅，这就是后来我家里一直挂的那幅恒寿先生写的王阳明诗“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可惜张恒寿先生1991年就去世了。
张先生介绍我认识的另一位老先生是陈元晖先生。大概在1990年或1991年的时候，一天张先生对我说，陈元晖先生提名你参加孔子学会学术委员会的工作，你有时间去看望看望他。于是，我就照张先生给的地址，去拜访在景山人教社住的陈先生。见了面，我说谢谢您提名我做孔子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先生说，“我没提名你作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我一愣；陈先生接着说“我是提名你做副会长”。这使我大感意外。此后我又去过陈先生家两次，陈先生那时听力不太好，但谈得很愉快，因为陈先生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他也知道我是不赞成反传统主义的。每次我赠呈自己的书给陈先生，陈先生都把他新出的书回赠给我，他还说，我们比赛，看谁写得又多又好。我觉得这位老先生的精神真的丝毫不让青年，而且对青年学者极为亲切。可惜，不久陈先生就去世了。我本想写点东西纪念他，但我与陈先生的往来经验不够多，最终还是没写出来。P5-P7
尽管在哲学越来越专门化的过程中，人们所从事的哲学领域同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信仰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这使我们很难想象，再会出现古希腊苏格拉底或东周时代孔子那样的把哲学同他们的生活和信仰统一起来的哲学家了。但即使是这样，在从事中国哲学或广义的哲学、史学、文学等各种学术共同体中，人们仍然常常把“为学”和“为人”、“做学问”和“做人”两方面的一同升华作为心向往之的目标。同其他的话语一样，这句话同样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我敢说，张岱年先生在为学和为人两方面都令人敬仰。作为张先生的弟子之一，我对先生的风范也略有感受。曾承蒙张先生之大公子张尊操先生和诸位师友的厚爱，在张先生的骨函安放天寿园的仪式上(2005年10月)，我诵读了《祭岱年张先生文》，其中称颂先生云：
如先生之享九五之仁寿者，盖已稀矣。然吾辈仍嘘欷、嗟叹而情不自禁者，岂非痛失先生亲临祝贺盛会之机缘、而先生亦抱憾而别哉？国家多难，人生不济。先生时运多乖而终不可掩者，端赖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之浩气。板桥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可谓先生之写照。
穷则善其身，潜默而思大道；达则善天下，言传而著华章。先生困踬，厥有“大纲”；期于邦兴，乃有“六论”。晚岁争时光，笔耕尤为勤；陋室写新篇，综合而创新。
好学而深湛之思，先生治学之法门；儒雅而君子之风，先生为人之境界。先生之智，大智也；先生之仁，大仁也；先生之勇，大勇也。大智，故道通天地，学贯古今中西而不惑；大仁，故悲天悯人，厚德载物而不忧；大勇，故忍辱负重，寡怨从命，直行其道而不惧。呜呼，先生之逝也！
欲言而词穷，欲述而文拙。志道立言，驰播一纪之弘声，创哲学和文化之典式，垂恒久之盛业，可为先生颂矣；据德从善，操守百年之独行，树人格和精神之风范，建不朽之表仪，可为先生赞矣。
高山仰，景行行。弟子不敏，然心向往之。先生之愿，乃吾辈之愿；先生之念，乃吾辈之念。斯文薪传，前哲后哲一脉承；大德川流，希圣希贤代有人。
为纪念这位我们十分敬仰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泰斗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扩展对张先生哲学思想的研究，光大张先生的风范和精神，助推我国哲学和文化的新发展，2009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孑L子学会和张岱年学术研究会等单位和机构共同主办，在北京达园宾馆隆重地召开了“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光临盛会的各位先生、同仁和同道在“张岱年先生与中国哲学”这一主题之下，就“张岱年先生的哲学和文化思想”、“张岱年先生的哲学研究”、“哲学家思想与生命”、“百年中国哲学研究的反思”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并从各个方面回顾了张先生的治学和人格境界。这本纪念文集就是这次盛会所收论文的结集，内容包括回忆张岱年先生生平事迹的随笔部分和学术论文部分，既展现了研究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和学术的新成果，也展现了对中国哲学一些问题的新认识。题名为“学思之境，人格魅力”，旨在反映张先生在为学和为人两方面的大家风范。
由我来主编这本文集，我深感荣幸。对北大哲学系王博主任鼎力支持这部文集的出版，对张尊操夫妇对这部文集的关心，对北大哲学系李少华女士、博士后匡钊等的费心联络，对北京大学出版社田炜女士的辛苦编辑，我深致谢意！
王中江
2012年1月2日于北京集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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