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性教育，必然要担负起“立人”的重要使命。作为这一时期美育思想的代表人物，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又受到西方席勒、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本主义美学思潮的影响，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了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地位和尊严、倡导个性发展的，以“立人”为核心的美育思想。这一美育思想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担负着思想启蒙的重任，体现着传统美学的现代性转换，形成了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也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特色。
中国美育思想的现代性，既不是单纯的认识论，也不是本体论，更不是道德或艺术层面的问题，而是由美学所折射的实存问题：中国或中国人是否能通过审美方式获得有价值的生存或精神拯救。
如果说，古代重伦理教化的美育思想排斥审美的独立性及人的个体性，因而塑造出一种委曲求全、退避忍让的国民性，使得大多人成为顺民，缺乏个人的思考力和创造力，因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那么，王国维、鲁迅等人正是有鉴于此才迫切呼唤个体意识的觉醒，要求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如果说，中国古代美育的特征在于儒道互补而以儒家思想为主，突出人格道德的完成并以感受和领悟为教育方式，突出艺术美和自然美对人的感化，那么，中国现代美育则是强调爱国主义和审美理想的结合、人生与艺术的结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现实主义和空想主义的结合。
中国古代强调以“诗教”、“乐教”陶冶人的性灵，使道德从外在的约束变成内在的精神追求，将道德对人性的影响从表层引向深处。即孔子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乐能冶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儒家的美育思想焦点一直投注在对人格的塑造上，他们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出发，对美育与人格建设中的价值观念以及心理学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在儒家的美学与美育理论中，人的本质与美的本质是统一的。由善的培养而及于美的人格，是儒家美育论的目标。
《礼记·大学》将人格修养归结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这种人格境界的培养，不是一般政教所能奏效的，必须依靠审美教育途径。我国早期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将学术与救国救民结合起来。他们认为，美育是疗救国民性、提升国民人格的重要手段。梁启超认为人的情感培养有助于塑造新的国民人格，而传统美育中的情感教育的观点是可以借鉴的。他写《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一文，也是为了开掘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情感表现特点与价值，以陶冶当时的中国人。王国维认为美的作用就是使人臻于知情意全面发展的境地，从而造就一种新的精神生活方式与健全人格。他从这种角度去研究美学，并将美学问题与改造国民人格的问题结合了起来，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贯的忧思精神。蔡元培提倡“五育并举”，培养具有“完全之人格”的新民。他从培养健全人格的角度出发，把中国的美育传统与他的道德建设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提出运用美育的特殊方式，教育人们树立远大的人生观，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完善的人格，使人的本质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他从审美的普遍性分析，认为审美的普遍性之所以是“人类公性”的反映，正在于它能使个体从利害关系、自私欲望、偏狭观念中超脱出来，成为人格高尚的人。
审美是人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提高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要途径。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强调道德是政治的根本，要实现社会的改造，就要先从道德上改变人，这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正确途径。他指出五种教育以道德教育为“中坚”。“中坚”教育有两层含义：一是保证智育、体育的正确方向，克服利己主义的不道德行为；二是连接智育、体育的中间环节。
国民教育与实利教育必须以道德原则为依据、为规范，否则就会加深利害观念、人我之差。世界观教育及美育是最终完成道德教育的手段。培养人们具有超越利害观念及人我偏见的高尚情操，是实现人类自-由的重要途径。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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