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公的儿子两岁时继承王位，人们称他为小主，由他的母亲在背后把持朝政。由于信任太监，朝廷混乱，朝廷上有才华的人都隐退了，百姓也怨声载道。
公子连逃亡在魏国，听说国内的情况就想回国夺权，到了华山的关口时，右主然把守，不允许他进入，并说：“忠臣不事二主，现在的国君虽然幼小，但法令要求我只能为他效忠，公子您还是退回去吧。”
公子连没办法，只好改道到了翟国，从翟国边境进入秦国。小主的母亲听到公子连入境的消息，立即命令军队开往边境。不料，到了边境以后，官兵反而把公子连拥立为国主。
公子连带领部队赶回都城，小主的母亲没有办法，只得自杀。公子连自立为献公。当百官朝贺时，公子连想起当时在华山关口被右主然拒绝人关的事情，于是就想把他抓来治罪，以泄心头之恨，同时奖励在翟国边境关口把守的菌改。
大臣监突劝道：“千万不能这样。秦国还有许多公子在外面，您如惩治了右主然，那其他公子都可以轻易回国与您争夺王位，那时国家的法纪就乱了。”
公子连这才明白过来，于是将菌改赏赐后调离关口，另给了一个职位，同时原谅了右主然，并大加奖励，要其他关口守将向他学习。
这个故事所隐含的思想在于：只有规则，才是制止王位争夺的东西，而人的效忠反而会引起更多的混乱。事实上，在法家那里，规则的最大作用就是确定包括王位在内的一切权益的“名分”，只有确定名分，才能天下大治；而如果不确定名分，天下必将大乱。
商鞅说：“政策法令，是人民的生命，国家的根本。上百个人追捕一只野兔，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变成100只，而是由于兔子的所有权还没有确定。卖兔子的人在市场上到处都有，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因为归谁所有已经明确。由此可以知道，确定名分(解决所有权)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名分不确定，所有权不明确，势必要发生混乱。如果体制是治理的体制，想乱也乱不了；体制是混乱的体制，想治也治不了。混乱的体制，越治越乱；治理的体制，治理就很容易了。”
法家的其他代表人物也都不厌其烦地复述这个例子，说明他们都认为法律和秩序的根本作用，是“定分”或者说是确定名分。
法家的这种理念，很接近斯密在《原富》里政府“守夜人”的论述。根据斯密的论述，政府的职能主要有三项：(一)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二)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负或者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三)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当然，为了维持政府的尊严，还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花费。
在法家看来，规是木匠用来校正圆形的，矩是用来校正方形的，而法律像规矩和绳墨一样，虽然可以使人合作诚信，防止各种不必要的纷争；但这些只是过程、手段和结果，只有“定分”才是它的最基本的功能。没有确定名分，赏罚无由实行，诚信无由实现，纷争便无法消止。
尹文子指出：“名分定，万物不争；职责明，私欲不行。人不争，不是因为无心争，而是因为名分已定，所以争也是白用心；私欲不行，并不是没有欲求，而是职责已明，所以有欲望也不管用。然而私心、私欲人人都有，能使人无私无欲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制止私心私欲的方法得当。”
可见，在法家那里，“法”的“定分”的功能并不只是一句抽象的空话，它把规则或者说法律的性质、特征和作用都涵盖在内了。它对于现代领导者的启示在于，只有把员工应得的待遇都用规则确定下来，并且一丝不苟地执行，才能得到员工的合作。须知，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社会，每个人对于自己该得到什么、该得到多少都是很清楚的，领导者如果因此指责他们自私是毫无益处的。真正的要做的，一是一视同仁地看待自己和别人的各种“自私”需求，二是真正使规则具有规范性，并伴以权威性和强制性。特别是后一点，如同一把尺子和一杆秤，长短有度，轻重有衡，必须有一定之规。只有如此，才能使尺子和秤发挥应有的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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