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高的角度出发，人只要参与到社会博弈就必然在比高中进化，或主动或被动。关于这介问题，我们是这样论述的：
人类比高依从如下五个阶段：
第一级比高：以力服人。
第二级比高：以理服人。
第三级比高：以财服人。
第四级比高：以养服人。
第五级比高：以爱服人。
在非教化时代，以力服人是最直接的。每个人都100多斤，其中有少数长得五大三粗，因此，在相互争夺利益时，有力的人就可能使用暴力征服人。
当然，力首先表现为个人暴力，而后逐渐演化为两个人的暴力，依此类推，逐渐演化为两派斗争，再是团队斗争，再是民族斗争，再是国家斗争，再是多国集团斗争。战争的来源必然是始发于两个人的利益斗争，而后是斗争双方想战胜另一方采取“绑架“亲近的人人伙而导致矛盾逐步升级。
比如，边界区有两个小孩打架，升级为双方父母打架，再升级为父母双方的亲朋群体打架，再升级为两个村庄打架，再升级为两个地区的战争，再升级为两个国家战争，最后升级为世界大战。
人是聪明的人，在不断以力服人的过程中发现，暴力不仅很危险，而且有时还无效。有可能自己在暴力中死亡，也有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人开始反暴力，开始新的算计。关于公共权力或国家的起源，制度经济学有一种非常别致的解释，认为公共权力是从暴力自然演化过来的，税率是从抢夺率自然演化过来的。《天下事》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群人，不务正业，专门从事抢劫，可称之为土匪。他们先是流动抢劫，从乡村到城镇，抢一阵子就换一个地方。日子过得虽然有滋有味，但风险太大，随时有被受害人致残或被官府捉拿处死的危险，劫匪们已经失散好几个兄弟，心底里也渴’望能够稳定下来。
后来，他们在流动的抢劫中发现了一座高山，算得上一块风水宝地，山下有大片良田，山上有居住环境，还有一个风光旖旎的湖泊。于是劫匪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白天下山抢劫，晚上在山上休养，一度过得非常逍遥。
但不久，劫匪们发现山下的居民都搬走了，良田大片抛荒，他们不得不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劫匪们围坐在一起，共商大计，最后他们决定以税代抢。第二天就派人与山下的居民约定，他们以后不搞抢劫了，而是代收保护费：养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收这些费的目的是保护居民们的正常劳动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有内部抢劫发生，他们负责惩办；如果有外来抢劫发生，他们负责追击。
这不正是公共权力的雏形吗？这也不是凭空设想，李自成就是这样一位先从恶后从良的土匪。按《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李自成开始起义的时候，是一个地道的土匪，一路上烧杀抢掠，席卷半个中华。“然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后来，他接连打了几次大胜仗，旗下的兵马达百万之众。觉得自己可以得天下了，于是行为大变，甚至秋毫不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据说，提出“税率是从土匪的抢夺率自然演化过来”这一理论的经济学家，便是从中国土匪弃恶从良的故事中得到的灵感。看来，暴力也不是绝对可怕，它存在着向好的东西演化的可能。
于是出现了以理服人。联合国就是在这样的算计下产生的，单位制度也是在这种利益算计中产生的。
再后来，发现理的本质也是暴力。就如法律判刑杀人一样，法律本身也成了暴力，新问题又产生了，于是人们又开始更新的算计，看还有没有更能规避危险而又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方法。结果，人们又找到了一法：以财服人。
以财服人就是比创造财富价值，财富不在你我身上，于是开始开发地球，从地球上挖掘财富，资本主义产生了，人类环境因此被破坏了。如此比法也不尽人意，结果，人们又找到了一法：以养服人。
究竟怎么以养服人呢？在利益争夺战中，征服别人不外就是从力和理两方面人手。从人类历史和现实看，人和人之间的较量也不外乎力和理。在宏观层面，最典型的如国家与国家之间，力就是军事，理就是文化。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的话说，军事属于“硬实力”，文化属于“软实力”。当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较量更可能是这两者甚至更多因素的结合，即所谓的“综合国力”。“养”别人也不外乎从力和理着手，也就存在两种方式：以力养别人和以理养别人。但“养”的后果有时可能造成养虎遗患的结局。例如：
美国一面推销西方理念，一面推销先进武器。不料，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高达400米、多达110层的世贸双塔化作废墟，人们惊呼第二次“珍珠港事件”。事实上，这是自1812年以来美国本土第一次遭遇袭击。谁干的？本·拉登！何许人也？不是别的什么人，就是美国养的一只老虎。冷战期间，为与前苏联在阿富汗争锋，美国一手扶持了本·拉登，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人给人。时过境迁，如今本·拉登成了美国人最刻骨铭心的痛。P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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