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任何阶级的政治，都是以维护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建立和巩固本阶级的统治为目的。政治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经济基础服务，给予经济发展以巨大影响。
经济的基础作用表现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穿、住等，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活动。离开了经济活动，人们就难以生存，更谈不到搞政治斗争了。但政治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地、主动地为经济服务的。没有先进的政治，经济就不能很好地发展，甚至不能发展。恩格斯指出，政治对经济的伟大的杠杆作用有三：第一，(先进的政治)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第二，(落后的政治)阻碍经济向前发展；第三，推动经济向别的方向发展。第三种作用不是归结为第一种作用，就是归结为第二种作用。政治不是目的，乃是经济的手段。阶级、政党、社会集团、个人等，要想获得经济上的解放，必须获得政治上的解放。政治最集中、最系统、最完整、最深刻地代表着经济利益。一个阶级，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自己的政治问题，不能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运用政权的力量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适应经济情况而推动经济发展，那么这个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自己的任何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所以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既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经济决定政治，那么任何一个政治家在考虑政治问题时，都不能不着眼于社会经济因素。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在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中，始终把经济基础作为制定政策的基本依据，并善于通过具体的政策、方针，深刻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例如，在革命斗争中，依靠哪个阶级，反对哪个阶级，这是革命斗争的首要问题。毛泽东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方法，就是从分析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人手，加以明确的区分。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为什么贫农革命性最强？因为“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毛泽东接着指出：在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这些贫农又分赤贫、次贫二类。所谓赤贫是指“全然无业，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所谓次贫，是指“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根据对贫农经济地位的深刻分析，毛泽东得出了“贫农最革命”的结论，鲜明地提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因此，在革命斗争中依靠贫农，便成为毛泽东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思想。再比如，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也是以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为基本依据的。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时把它概括为六个“同时存在”：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所谓中央军和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及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这样形成了中国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关系。落后的、分散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大约占整个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农民可以生产自己需要的全部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业产品，农村能够不依赖城市而独立存在，而且农村能够制约城市。基于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深刻分析，毛泽东认为，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依托农村进行革命力量的积聚与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不仅使我党有了进行军事斗争的可靠依托，而且有了开展政治斗争的强大阵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农村政治上的进步性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地区政治上的反动性，形成鲜明对比，这本身就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成为我党争取民众、组织革命力量向反动派进攻的重要条件。可见，注重依据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提出政略，确定路线、政策，是毛泽东具有高超政治斗争谋略的重要保证。
注重对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分析，着眼于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毛泽东思考政治问题的重要依据。
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导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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