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民德如何归厚
【原文】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学而篇·第九章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学而篇·第十一章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为政篇·第二十章
《论语·学而》篇第九章，是曾子的又一条语录。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这条语录不长。尽管历代注释有些歧义，单就字面理解。并不特别繁复。一般的白话注释如下：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
历代译注产生歧义，主要在“慎终追远”四个字上。
比如在《论语别裁》中，作者南怀瑾先生就不同意古来译注。南先生认为：终，是终了结果的意思；远，有远因远由的意思。做人行事，欲慎其终，莫如先追其远。他还引用了佛学的概念进一步界说，“菩萨畏因，凡夫畏果”。用通俗点的话来说，想要求得最终好的结果，应该从最初的动因着手。这样，大家行事做人，注意慎终追远，整个社会风气也就归于厚道之德行了。
南先生一时之大家，并不因循前人，而能别开生面。但这样的译注，同时带来了一个问题：语焉不详的古语，或者无有定解的古语，后人随意给予解释，极其可能突破译介的传统规范。比方这儿的“慎终追远”四字，可能变成随意装入物事的口袋。
而且，按照南先生的解释，文理逻辑不易摆顺。做人行事，慎其终而追其远，注重个人之修为、处世之慎重，如何可以联系到“民德”社会风气方面？这样解释，恐怕难免失之牵强了。
那么，“慎终追远”，究竟应该怎样解释？
对此，我觉着还是遵从惯常的解释较为合理。“慎终追远”，说的就是“慎对父母丧事、追怀远祖功德”。我认为：惯常的解释，有合理的支撑。有着什么样的合理支撑？答案就在《论语》中。
《论语》的各章文字，虽然各自独立成章，但上下承接的章节，往往多有内在的联系。《论语·学而》篇第十一章，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编辑者在这儿放置孔子谈论孝道的语录，不啻是在呼应曾子的“慎终追远”。
慎对父母死亡、追怀远代先祖，关乎孝道。“慎终追远”，说的就是孝道。孝道，是孔子仁学的核心构成之一；孝道，确实又关乎民德，关乎到整个社会风气。这样解释，相对比较顺里成章。
当然，曾子的这条语录惜乎太简，有言简意赅的优点，却也容易让人产生疑问。按惯常解释，“慎终追远”四字是“慎对父母之死、追念先祖”的意思；那么，读者首先就会发问：这样做了，如何就能导向民德归厚？其问有什么必然性？
社会道德、社会风气，当然应该注重。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常常会陷入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思维模式：经由宣传部门的倡导，每个人都争做好人，尊奉仁义道德，那么，整个社会不就变成一个君子国了吗？
但在事实上，事情远没有那样简单。社会道德状况，总是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对此，我们至少可以发问：社会道德风气的主导因素在哪儿？民德归厚的根子在何处？
且看《论语·学而》篇中紧接下来的第十章。子禽问于子贡，先是一个肯定句式，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我们的老师到了某一邦国。必定先要知道该同该地的行政状况。无论在任何邦国，统治者的为政状况、其言行道德，往往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夫子每到一国，必闻其政，关注的正是这个重心。
对于这一重心，孔夫子曾经多次言及，对居上位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论语‘为政》篇第二十章，孔子告诫季康子应该如何临民：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如果说，整个社会风气之良化，在于民德归厚；那么，期望民德归厚，居上位的当政者必须以身作则。当政者庄重，民众就会敬顺；当政者孝顺、慈爱，民众就会忠诚；举拔好人、教育能力不足者，民众就会勤勉。
假如居上位者在弑父戮兄、八佾舞于庭，乃至横征暴敛，仅仅指靠普通民众的慎终追远，怎么能匡救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
孝道，是仁的重要内容。在整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言及。但孔子提倡孝道，从来也没有忘记强调：孝道，不是为政者仅仅针对民众提出的要求，它首先应该是为政者必须恪守的起码道德。
所以，曾子提出的“慎终追远”，固然没错，却惜乎过简。他没有指出这一行为的主体。“慎终追远”，首先应该是对为政者的要求。当为政者、居上位者做到了，才可能行为世范，影响推行于整个社会，民德才可能归厚。唯此而已，岂有他哉！
P20-22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
幸乎不幸，我生长于国人狂獗批孔的上个世纪。
上世纪50年代初，学龄前，在乡间，偶然读到过一本早年农家子弟开蒙的《三字经》。“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那十二个字，成为我对《论语》的全部了解。 公元1954年，我开始读小学，语文课都是简单的白话。我和同龄人一样，在往后的小学中学课堂上，几乎没有任何机会系统接触传统经典。到1966年高中毕业，适逢“文革”爆发，更被剥夺了继续升学读书的权利。那样的年月，除了读毛泽东的语录本所谓红宝书，不允许也读不到任何其他书，遑论《论语》。“文化大革命”，全国内乱整整十年，运动当中套着运动，其间特别有一个全党全军全民“批林批孔”的运动。孔子和《论语》，被粗暴地肆意诋毁、侮辱、批判、审判。
可以这样说：20世纪自前半个世纪某些学人如鲁迅带头，到后半个世纪当局政令倡导发起运动，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极其彻底的“全民批孔”。
源自欧洲的殖民主义仗恃炮舰东来，要征服东方，必然要在同时践踏摧毁东方文明。中国在兵戎相见中无疑是失败了，推而及之在政治体制上落伍了，经济发展方面也滞后了；那么，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也一定就是一无可取了吗？中国人、中国的文化精英们，面对变局，进退失据。始而不能接受中央帝国的失败，继而迁怒于自身的传统文明。不惟数典忘祖，乃至为虎作伥，甘为殖民主义之前驱，诋毁自己的文明、糟践自己的圣贤。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有人开门揖盗，欧洲中心主义获此异军突起无私襄助，其喜洋洋者矣！
殖民主义的炮舰侵略武力征服一时横行，有如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并不能证明当时欧亚文明的落后。清兵入关，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明朝所代表的中国亡国，究竟关孔夫子何事？后封建时代的中国，乍然面对新兴的资本主义欧洲列强，这是一场不在同一等级水平的较量。失败的结局是必然的。满清的腐败，传统体制的落伍，社会发展形态的滞后，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归罪于孔子和他的儒学，没有什么说服力。文不对题，药不对症。
辛亥革命，满清被推翻，帝制已取消。中国走上师学西方建立民主制度的艰难转型期。其时中国文化精英们对自身传统文明进行反省批判的着力点，值得反省。科举久已废除，新式学校不再读经，义形于色、仇恨满腔的批孔因而显得是那样滑稽。他们身穿西服以及和服，痛打不会反抗的所谓落水狗，仿佛有万夫不当之勇。那样一副舍我其谁的嘴脸，除了“假洋鬼子”这一名堂，无可名状。即或不必认定他们心怀叵测，对祖宗掘墓鞭尸是为了服膺西方教主；他们只是属于“无知者无畏”，其动机还是为着国族的弃旧图新；那么，其暴民式的狂獗批孔也丝毫于事无补，恰恰是适得其反为害尤烈。面对失败，恐惧亡国灭种，起而反思自身文明的缺失，这原本不错；包括对孔子和儒学的重新认知批判扬弃，概无不可。但过犹不及，认定我们的传统文明一无可取，对自己的祖先掘墓鞭尸，过头比不及更具破坏性。
切阑尾，没切净，尚有可为；肠子五脏统统切掉，要不得。烤饼子，不太熟，加火可也；烤焦了。变成炭，何以堪？
当初，我不可能提出上述疑问。抛弃我们的古来经典，攻乎异端，早已变成了强大而真实的存在；贬斥古代贤哲，早巳变成公然而流行的时髦。生于处于那样一种既定的氛围中，你随波逐流而不自知。犹如我们时时呼吸于污染的大气中习以为常。焚书坑儒，的确是取得了预期效果。
到“文革”结束，中国终于摆放下平静的书桌，允许读书，我的两个孩子读书到底读到北大比较文学的博士、博士后。但据我所知，北大中文系的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至今并没有通读四书五经的课程安排。这就让人有些惊诧。我们古来的煌煌经典，被不肖子孙弃之如敝屣。
这样的状况，已是令人不能不对之进行思索。
上个世纪初，激进分子们号召“打倒孔家店”，我还远未出生，不曾躬逢其盛。“文化大革命”中，标榜为革命的“批孔”，则搞成了举国上下的政治运动，“打倒孔老二”的口号甚嚣尘上。在我的目击和记忆里，所谓的批判，属于类似司法审判。首先对儒学、对《论语》作了“有罪推定”，然后对两干多年前的孔子进行“缺席判决”。一边倒的万众声讨，则是人云亦云，犹如群犬吠声。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读过原典，断然就坐定了革命派的交椅，义形于色，和四书五经不共戴天起来。
除了专门的研究家，中国究竟有多少人读过《论语》？如果作一统计，那一定是一个令人心寒的数字。读书种子多乎哉？不多也。少数研究《论语》的专门家，在高压统治下，被迫违心作咬牙切齿咒骂孔夫子的模样，那情状更其令人心寒。
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存在究竟碍了谁的事？
《论语》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究竟是不是那样罪大恶极？
对于两千多年前的一个人、一本书，不惜发起“运动”，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这中间的意味值得深思。
如果说，当今时代，尽管中国的大学中文系并不大张旗鼓倡导读经，那么，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部门严令不许读经。于是，年过六旬，我第一次通读了《论语》。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我先看过中国书店出版的《四书五经》中的朱熹所注《论语章句集注》，然后看了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由张燕婴先生译注的《论语》。开始记录一点读后感一类文字，我本的是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简体字本。出版译注，是一件功德事。简体字本，更考虑到广大普通读者的需求。这一版本印数有十万册，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着实不能算多，但到底也是聊胜于无了。
所以读简体字本，是我愿意从最普通的读者角度来获得阅读体验。当今的广大普通读者，借助这样的译注本，了解古来经典是否可能？
欧洲人读他们的古典，那要经过几重语言翻译；中国当代人读古典，则相对要容易得多。汉字“书同文”，认字首先没有太大障碍。从古至今，汉字包括“形、音、义”三个方面，“从音求义”，读音基本恒定。把握了单个汉字的音义，语法方面只要入门，汉语古文经典，所谓文言，也不是太难解。今人可以直接读几千年之前的经典，这真是中国人的幸运，读书种子的福音。
诗三百篇，开头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道德经，开篇文字“道可道，非常道”；几乎用不着翻译。著名的论语，开宗明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著名的“三乎”之第一乎，简直明白如话。
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愿意读，《论语》并不特别难读难瞳。阅读的过程，可能带来某种愉悦，甚至能够有所会心。
笔者在读书当中，竟渐渐生出若干心得。
些小心得，首先是片断的。对原文或有一点个人体悟，对注释或有若干不同见解，对孔老夫子或有自认为渐渐清晰的整体印象，片片段段，形成了一些并不连贯的文字。
我的文字，我的看法，我的心得，我的观点，除了是片断的，还非常可能是片面的。一孔之见，或者竟能发他人所未发，不敢专美；或者竟是错解和偏解，偏激而片面，也概无掩藏之必要。
片断的，甚而是片面的若干心得，是为“片解”。
当然，《论语》属于语录体。编辑《论语》的孔门弟子，从来没有像林彪吹捧毛主席语录一样，将之鼓吹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话高度。语录体的《论语》，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其中每一条语录，即便有微言大义的品格，读者也都应该将之放置于整个系统中来研读领会。
笔者的《被误读的<论语>》，依循《论语》原本编排顺序，写出个人的心得体会近一百条。希望每一条，也尽量是一种放置于系统中的理解。
逐条写出，愿就教于方家。这点心情，恰如孔子讲过的：愿“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言吾过者是吾师也。
基于自身经历，我的读《论语》，阅读之先有一个预设期待。批孔家对儒学的诋毁，极而言之是说：孔子和他的儒学是历代统治者的帮凶；儒生是为帝王统治出谋献策的。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可以不读《论语》，就追随了批孔家的言论人云亦云吗？
反复读过《论语》，我的结论正好相反《论语》相当多的篇章，一以贯之的重心之一，是对居上位者、对诸侯国君提出了严格要求。要他们修身齐家，施行仁政，建立道德社会。即便百般搜求罗织，除非颠倒黑白，我没有看到孔子有任何帮凶的罪证。
中国农耕文明数干载，朝代更替如走马灯，某些朝代、某些年头，相对的仁政是有的；但帝王们尽管可谓良莠不齐，他们中则几乎没有什么仁君。这不该怪罪到孔子的头上。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国却再也没有回到尧舜禅让的上古时代、没有建立起类乎西方的民主政体。这同样不能苛求孔子。
对于历史上的所谓农民起义，对于秦朝二世而亡，对于巴黎公社失败，对于东欧变局，我们都喜欢用“历史的局限”、“伟大实验允许失败”来开脱；对于孔子，对于儒学理论，为什么不能有起码的公允评价和客观评判？对前者，曲意开脱与呵护，对后者，刻意诋毁与抨击，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
焚书坑儒，血腥残酷，最终却是破产了。儒学仁道，顺天应人，毕竟成为强大的、强韧的、持久的存在。
纵观历史，士君子所奉行的文化，和帝王文化势不两立。无论察举、推举还是科举，读经的士君子进入仕途；这样的强大存在，形成了对帝王独裁的制衡。可以说，中国几千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中国的士文化，是我们值得珍视的一份传统，是我们一笔宝贵的遗产。士子精神，与当代知识分子尊奉的“社会良心”并无过分扦格，乃至可以顺利耦合。推进一步说，孔夫子所希望建立的道德社会，并不排斥民主。
孔子被后世尊为素王，不是偶然的。统治者的尊奉，并不能一定证明就是和民众的服膺背道而驰。事情也许倒是恰恰相反：广大民众的信奉坚守，谁都无法视而不见。
孔子尚仁；仁者无敌。
何况，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华夏文明，道统不灭。即或是文明的碎片吧，碎片中富含着文明传承的所有DNA。
何况，仁者二人也。仁，肇端乎夫妇。只要社会还由家庭构成，那就是仁得以生发的土壤。
何况，仁者人也。仁，是我们的赤子之心。仁学仁道连同血脉，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我们和孔老夫子的心相通，我们和孔子与仁永生。
在本篇后记的末尾，关于《论语片解》的几点说明，笔者觉得有必要列举如下。
其一，通读《论语》，写出将近一百条阅读体会，自认为这些体会是相对个性化的。是个人发自内心的若干阅读体认，不曾遵命写作，也没有什么先验的设定。在我一生的写作经验中，《论语片解》我写得极其认真，乃至十分吃力。
开始，我对自己的写作状态非常诧异，因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后来，渐渐有些明白————或许，我找到的只是托词而已————我在努力跨越数十年“批孔”造成的断裂带。绠短汲深，想要和古仁人的思想真髓有所接续，追索攀援的难度毋庸讳言。认真而吃力，正其宜也。
其二，仅从这篇后记来看，我对那些批孔家，用语非常不客气，似乎是在为遭受到太多不公正待遇的孔子和儒学打抱不平。一针见血、直击要害、痛加挞伐，多一些；平心静气、温柔敦厚、苦口婆心，少一些。
自己静静想一想，就这样也好。以直报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算是对批孔家、马屁家粗暴回敬一把。
其三，仁者人也；仁者二人也；仁者无敌；等等思想观念，出现在我的文章中，应该说所来有自。对孔子和儒学的重新评价与认知，前辈大家筚路蓝缕，接火传灯，功莫大焉。比如，从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的著述中，从曾仕强先生的电视讲座中，我都得益匪浅。
特别要说明的，从思想大家林鹏先生的著作中，我获益最多。林先生的大作《蒙斋读书记》和《平旦札》，成了我的案头书。拜读林先生的大作，成为启示我决心通读《论语》的最初动因。从阅读的意义上，我从此打开了一架先秦诸子经典的书柜，自觉读经，乐此不疲。从思想传承的意义上，林先生无疑是遥遥前行的一名拓荒者和开路人。
德不孤，必有邻。由衷感喟，尽在不言。
夏历辛卯孟春
公元2011年4月中旬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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