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和生命力并不在于成为一种与儒、释、道相并立的独立的知识型理论体系，而是其思维方式所体现的超拔、灵动的智慧本身就是各家学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作为易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之一，“道”的思想具有多重复杂的结构。从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线索来看，它从经验、观念上升为话语、图式的演进过程本身既体现着先哲在思想深度上的开掘，又体现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社会结构框架的建构理路。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社会性、历史性思想与文化互动的产物。
“推天道以明人事”是整个易学思想最基本的特征，天道为易道之体，易道为天道之用。“道”在易学思想的进路中经历了从经验、观念到话语、图式的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展的时间线索来看，这个过程主要是在殷商到西汉这段时期完成的，这是与中国整个思想文化的发育成熟期相一致的。在中国思想史的视域内，易学所体现的是一个独特的认知范式。两千多年来，历代思想家通过对由一系列符号和文字组成的《周易》的研究和阐发，逐渐建立起了一整套关于宇宙、社会乃至人生的观念和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以动态的、开放式的结构容纳了先人观察世界的多种视角，并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框架的主要的“元结构”。在这套话语系统中，《易经》、《易传》和《易纬》是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心文本。
易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和生命力并不在于成为一种与儒、释、道相并立的独立的知识型理论体系，而是其思维方式所体现的超拔、灵动的智慧本身就是各家学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作为易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之一，“道”的思想具有多重复杂的结构。从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线索来看，它从经验、观念上升为话语、图式的演进过程本身既体现着先哲在思想深度上的开掘，又体现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社会结构框架的建构理路。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社会性、历史性思想与文化互动的产物。在易学思想史中，从《易经》到《易传》，“道”的概念的明显转换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折射出具有终极意义的“天”的观念逐渐摆脱旧有的宗教神学束缚而向理性化的认知转变，这种转变的最终结果就是将具“理”之“道”作为根本的属性赋之于“天”，使得“天”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绝对至上而又不可理解的神性实体，转而成为一个具有内在结构、容摄万物且可以通过特定方式加以体认的终极实在。这是一种全新的天道观，它的确立为重新界定天————人间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观念支持。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线索来看，作为一门学问的易学是通过对《易经》占筮体例的解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立足于不同的视角而形成的义理之学和象数之学是两套不同的解释体系。从“推天道以明人事”这个易道的根本“法门”来说，以“象”、“数”为特殊符号形式和运算法则，以操作者个体的超常心智活动为根本运算机制，从现象“推衍”出某种可以决定现象变化方向和结果的规律性普遍原则，是象数易学的主要内容。从理论形态上看，义理之学更多地立足于这些认知的成果之上(当然其中也包括直接取材于实践经验的内容)，进行人文意义上的发挥、推理，以获得更具一般普遍意义的对世界的解释，其根本的理性诉求在于“明人事”，即对“人事”的规范或日“人道”的构建。而象数易学的焦点始终“定格”在对“天道”的揣摩和模拟上，虽然“明人事”也是其现实的功利诉求，但这一诉求的对象往往只是个别性、个体性的祸福兴衰，所以其思想价值也更多地通过对“天道”之“推”的过程来体现。虽然象数易学特别是与之相关联的各种方技数术更侧重于对世界的“了解”过程，它们在“解释”世界方面也有着鲜明的特色，与义理之学注重理性的陈述相比，象数易学最突出的特点是观念的形式建构，这既是“推”的运演工具，也是所“推”之“天道”的呈现方式。在易学的成熟形态中，各种形制的图式是易学构架的基础单元，易道的义理陈述也是由此而发轫。这些图式往往有着复杂的起源，其中的核心部分与上古的巫术操作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源自于巫术的许多认知逐渐向知识转化，这些图式也在自身的不断完善过程中由“独知”向“共识”转型。这个转型的过程从文献遗存来看，集中发生在春秋战国特别是秦汉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易学的发展路向经过反复的冲突和选择初步确定，后世思想发展赖以扩张的基础资源也基本积蓄完成。从结果来看，一些图式由于无法调和其中固有的“独知”与“共识”的矛盾而退出话语的主流，另一些则完成了“共识”化的建构而成为此后理论建设的基础并且在历史的过程中渐渐沉淀在社会文化之中，成为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基本框架和理念预设。
尽管在“道”的范畴中“天道”与“易道”两个概念在原则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但以“弥纶天地之道”为宗旨的易道显然更具主体性认知的色彩。作为易道核心内容的阴阳思想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换言之，它既是“了解”世界的手段，也是“解释”世界的理念。如果将“易道”简单视为文本中的一个词汇和符号，受语言本身的局限很难将其与人的心智联系起来，一番梳理所能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平面化的知识性片段，然而如果将这些片段串联起来，却也可以透过现象化的表层线索窥测到心智本身的发展理路，这个理路在《易经》————《易传》————《易纬》三个核心文本的思想承续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显著。这是一个认知从初级的经验到观念再到高级的话语陈述和图式摹形的过程，也可以视作是“易道”在主体思想中发生、发展的基本过程。所以，就易学所蕴含的思维模式而言，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其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这一过程也折射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话语权力与话语的言说者之间存在的微妙的张力变易。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以具象和直观思维为典型特征的象数思想所构造的以“象”为基本元素，以“数”为基本法则的认知结构是一个以关系实在为核心内容的世界的图式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所有的结构单元和关联法则都是变动不居的，无论是“象”还是“数”都具有相当宽泛的外延而没有严格而绝对的界定。尽管阴阳、八卦以至于五行分别给出了这个结构下事物的基本类属性，这些属性在事物不断的运动变化中又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常常需要通过与其他事物发生关联才能得以显现某种暂时的规定性，所以它们并不具备现代认识尺度下的“概念”的意义。究其原因，乃是在这个认知结构中，所谓的认知“主体”始终是与“客体”相互关联、相互规定的，即《易传·系辞》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因此，在这个结构中的世界图式就不是一个“绝对”、“客观”的外在图像，而是一个具有浓厚“主体”色彩的“画境”。所以，这样一个具有很强主观“独知性”的认知结构很难被划归通过实证和逻辑推理构造出来的，以广泛“共识”为基本属性的社会性的理性知识框架体系中。
在易学的范畴中，两汉的象数理论借助阴阳五行的结构图式和天文律历的相关知识完成了对筮法的改造，创造出可以通过形式的运演而推算未来的新占法。由于这些占法借用了易卦的卦象符号和相关的筮数原则，故而也被纳入到易学的体系之中，从而极大地扩展了易道的形式结构，使其“真正”“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并进而成为天道的体现形式。然而这种试图将易道完全形式化的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入于机祥”，成为一套牵强附会的繁琐哲学，其症结就在于形式化的共识建构对于其成立条件的强烈依赖。形成这种思想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识”与“智”的矛盾冲突，外在的、来源于他人之知的知识只有通过实践的内化才能转化为内在的自知。虽然知识只是智慧的一种有限的形式存在，是以各种内容的事物之“理”————有形之则作为其终极归宿，但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它为实现向智慧的超越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起点。因此，知识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有形之道”，是进入澄明之境的切实可行的路径。只有寻“理”而不执于“理”，方有可能实现由知识之“理”向智慧之“道”的飞跃，即“转识成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