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怜悯与残酷
乔瓦尼· 博特罗（Giovanni Botero） 是意大利政治作品作家，曾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于法国定居。他提到当时法国乡间充斥着杀人越货的贼寇，家家户户莫不加派人手“看管葡萄园与果园；门锁、门闩与獒犬，能用来看门的全用上了”。博特罗显然没到过蒙田的庄园。蒙田描述他家唯一的看守人是“一名根据古代习尚与礼仪设置的门房，与其说他负责防守，不如说他必须合宜而优雅地迎接客人进门”。
蒙田坚持这种生活方式，因为他决心反抗胁迫，不想沦为看管自己的狱卒。吊诡的是，蒙田相信门户洞开可以让他更安全。地方上重兵防守的庄园反而遭受了比他更严重的攻击。蒙田引用塞内卡的话来解释：“重重锁链反倒引起窃贼觊觎，大门敞开则让宵小兴趣缺乏。”戒备森严说明这个地方藏有贵重之物；有老门房欢迎入内的庄园，反而让人动不起歪脑筋。此外，内战时构筑的防御工事几乎毫无用处：“你的手下可能就是你该提防的人。”高垒深壁防不了内贼，还不如以慷慨与荣誉来感化敌人。
事实证明蒙田是对的。他曾邀请一小队士兵进到庄园，结果发现这些人原本计划利用他的好客抢夺此地，然而他们放弃了。主事者告诉蒙田，他一看到主人的“面容与真诚”，马上就“打消念头”。
在庄园以外的世界，蒙田的坦率使他免于受到暴力伤害。有一次，蒙田穿过某个危险的农村森林地带，结果遭到十五到二十名蒙面男子的攻击，然后是一群骑马的弓箭手的追击，这场严重的袭击事件显然是经过策划的。蒙田被这帮盗贼带往密林深处，他的财物被洗劫一空，行李箱与钱箱也被拿走。这群人还讨论该如何分配蒙田的马匹与其他行李；更糟的是，他们打算拿他当人质来勒索，但无法决定要多少赎金。蒙田听到他们讨论赎金的问题，发现他们把价码定得太高，这表示如果没有人付得出这笔钱，他就得赔上性命。蒙田忍不住打断他们的讨论。他说，他们已经拿到想要的东西，接下来无论提出多少赎金，都没有意义。他们一毛钱也拿不到。显然，这个时候开口说话十分危险，但蒙田说完之后，这群强盗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们围在一起讨论一番，之后首领走向蒙田，气氛似乎变得友善起来。他取下面罩──极富意义的动作，表示两人现在可以面对面，就像正常的互动──说他们决定让他走。他们甚至还给蒙田一些钱财，包括他的钱箱。蒙田日后写道（如同那名首领的解释）：“因为我的神情及说话时的语气坦率且坚定，我保住了一命。”自然而诚实的表情，加上面对威胁时的勇敢，使他活了下来。
这种情况可能在任何时间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蒙田经常思考怎么做才是良策。是直接面对与挑战敌人好，还是虚与委蛇、人家说什么就做什么好？是该向施暴者求饶，希望他良心未泯放过自己，还是说这么做太过鲁莽？
问题在于，每一种回应都有危险。正面反抗也许让人印象深刻，却也可能激怒对方。听话也许能让对方心生怜悯，但也可能遭到轻视，让对方因此认为杀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虫那样不必多虑。至于诉诸人性，那也要看对方有没有人性！
在暴力泛滥的十六世纪面对这些问题，并不比在上古时代的地中海战场上面对这些问题或是在现代城市的巷弄内面对抢匪容易。这是亘古不变的难题，蒙田不认为有明确的好答案。尽管如此，他仍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在《随笔集》中，他经常提到两个人对立的场面，失败的一方也许讨饶，也许昂然不屈，另一方则可能饶恕或要了他的命。
蒙田在第一篇随笔中提到，十五世纪阿尔巴尼亚的军事英雄斯坎德培（Skanderbeg）在盛怒下准备杀死麾下的一名士兵。这名士兵向他讨饶，但斯坎德培不为所动。在绝望中，士兵抽出利剑反击，此举反而让斯坎德培印象深刻，他怒气消散，饶了这个人的性命。另一个故事提到威尔士亲王爱德华（Edward，Prince of Wales）走过被攻陷的法国城镇，下令将自己所到之处看见的民众全部杀死，直到他遇见三个负隅顽抗之人。他赞赏他们的勇气，于是饶了他们的性命，而后又收回成命，饶了全城百姓的性命。
这两篇故事显示反抗是比较好的做法，但蒙田在同一篇随笔中却提到另一则下场完全不同的故事。亚历山大大帝攻打加沙城（Gaza）， 发现敌将贝提斯（Betis）“只身一人， 部属全舍弃他，盔甲也残破不堪，全身满是鲜血与伤口，却仍苦战不降”。与爱德华一样，亚历山大也赞美他的英勇，但这只是暂时的。当贝提斯坚持不屈服，甚至无礼地直视亚历山大的脸孔时，亚历山大耐性尽失。他持剑刺穿贝提斯的脚后跟，再将其以马车拖行，直到断气为止。这名战败的将领错估了形势，没搞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
另外一些故事同样清楚地显示屈服会带来危险。蒙田对于陆军中将特里斯坦·德·莫兰的事记忆犹新。一五四八年，此人在盐税抗争者面前表现得太过怯懦，结果在波尔多街头被处以私刑。当一个人示弱却引发对方的狩猎本性时，万事休矣。如果你面对的是一名猎人，那么几乎没有活命的希望。蒙田想象一头雄鹿在历经数小时的追逃后，筋疲力尽，受困于一处，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任由猎人宰割————“用眼泪乞求怜悯”。这么做是缘木求鱼。
无论想起多少抗争场景，似乎都没有得到一致的诠释与固定的解答，而这也是这些故事令蒙田着迷的原因。在每一起事件中，失败者要做决定，胜利者也必须做出抉择。如果他误判形势，可能会对自己不利。如果他饶恕的对象把他的慷慨当成弱点，那么下次被杀的可能是他自己。如果他过于严厉，那么将引发一连串的反叛与报复。
对于这个问题，基督教的做法比较简单：胜利者要表现出怜悯，受害者要完全顺服。但在真实世界里，这么做显然不可行————绝大多数基督徒在充满暴力的宗教战争时代，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蒙田对于神学关注不多，依然埋首于古典作品，似乎完全忘记基督教的存在。对他来说，真正的难题是心理上的而非道德上的。就算与道德有关，也是古典哲学使用的广义的“道德”，也就是说，不是死守某个教条定义，而是学习如何在真实生活中做出公正而明智的决定。
整体来说，蒙田认为受害者与胜利者都应该设法让双方达成最大的互信————就像善良的基督徒一样，失败的一方应该寻求怜悯，胜利的一方应该施予怜悯，但双方都应该开诚布公，“无私坦荡”，不要畏畏缩缩，也不要摇尾乞怜。双方应该展现出“纯粹的自信”。
但这无法适用于雄鹿，因为狩猎关系破坏了同情的前提；遭指控的人与拷问的人之间似乎也无法产生同情————狂热与职责的要求阻碍了这种可能。战争扭曲了正常的心理，暴民的歇斯底里正是心理扭曲的表现。在古典时代，乃至于在蒙田的时代，士兵在战场上的行为不受限制的原则与事实是被普遍接受的。他应该处于“狂怒”状态：无所畏惧，充满狂暴，你无法也不该期望他们做到自制或施予怜悯。
蒙田从最极端的例子发现了“狂怒”的可怕。
在所有著名的战士中，蒙田最推崇的是底比斯将军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他以能在战场上克制“狂怒”而闻名于世。有一次，战火方殷，“在鲜血与刀剑的恐怖中”，伊巴密浓达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曾招待自己留宿的朋友。他转过身去，饶了这人的性命。这个行为看起来不值一提，但在战场上，军人总是杀红了眼，克制狂乱几乎不可能。蒙田写道，伊巴密浓达证明了他“掌控住战争”，在狂热之际，他使战争“受到仁慈的束缚”。
蒙田怀疑“狂怒”的传统只是一种借口。“我们还是不要试图证明这些邪恶、血腥与奸诈的倾向是合理的。”22 残忍本身已经够糟了，以崇高的心灵状态作为借口从事残忍的行为，则更低劣。蒙田哀叹宗教狂热分子的神圣热忱，他们相信上帝要求他们从事这类极端而毫无道理的暴力行为，是为了让他们表现自己的虔诚。
残忍让人作呕，蒙田禁不住产生这种感觉。他“矛盾地”写道，自己“残暴地”痛恨残忍。他对残忍的嫌恶完全出于本能，就像他坦率的神情一样。因此蒙田无法忍受狩猎，就连看到鸡被扭断脖子或是兔子被狗攫住，都会心惊胆战。蒙田喜欢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这使他可以假想猫怎么看事情，也使他在看到兔子被撕成碎片时，不自觉地浑身难受。
P231-236
世界一直在进步，也一直在退步，而我们必须在这样的节奏里不发疯地生活。这给了我阅读蒙田的充分理由。这本书写得如此博雅、优美……在嘈杂的时候，古典往往分外可靠且迷人。
————蔡康永
美妙的著作。充满创意与魅力，完整、宏大且睿智。
————尼克·霍恩比（英国作家、《自杀俱乐部》作者）
《阅读蒙田，是为了生活》为蒙田作品中生动的轶事赋予新意，趣味十足；同时，准确地展现了蒙田在哲学领域的影响力，以及不同时期的读者、诠释者对他的理解。
————《纽约客》
《阅读蒙田，是为了生活》令人愉悦，富有启发性。
————《独立报》
贝克韦尔成功地将蒙田对生活的热爱传递给了读者。
————《观察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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