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望龄为明代大儒，他推崇。笃信阳明致良知之教，在他看来，历代圣贤对圣人之教的表述虽有不同，实则“东海西海，廓尔同心；先圣后圣，居然一揆”（陶望龄：《歇庵集·圣学宗传序》），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种学问，即**。这种学问至而发扬光大，所以他说：“古今谈道术者不为不盛矣，而未有如阳明先生。”（陶望龄：《歇庵集·招隐篇》）在阳明传人中，他十分尊崇王龙溪和罗近溪，而尤嗜近溪之语，赞之为“人天之眼，贤圣之腮”（陶望龄：《歇庵集·与何越观七首》）。在他看来，“新建之道，传之者为心斋、龙溪”（陶望龄：《歇庵集·旴江要语序》），而罗近溪是心斋之学的传人，因而是阳明之道的延续者。为了继承近溪之学，他精研近溪著作，特辑《近溪语要》一书。由此，陶望龄在思想上便成为心斋、近溪一脉的传承者。同时，他又与周汝登一道倡道越中，延续龙溪等人学脉，阐发王学思想。这使得他在思想上又深受周汝登影响，与其一并成为龙溪一脉在越中的重要传人。就修养工夫而言，陶望龄既强调本心的无善无恶、无为无染状态，反对执着用智，又强调本心与百姓日用的合一状态，反对道事分离。他解释“良知”说：“混同万有，昭察天地，灵然而独运之谓知；离闻泯睹，超绝思虑，寂然而万应之谓良。”（陶望龄：《歇庵集·重修阳明先生祠碑记》）
陶望龄的思想不仅体现了兼承“二王”（王心斋、王龙溪）、融会“二溪”（罗近溪、王龙溪）的特点，而且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他经常游历山林、出入寺院、结交僧流、阅读释典，尤其与云栖祩宏、湛然圆澄等人交往密切。他修习禅法，参悟“话头”，是当时有名的佛门居士。这使得他的思想具有融会儒释、贯通三教的倾向。他认为，三教虽然形迹不同、教法有异，但其归宿和宗旨却是相同的，它们都是通往性道的途径，因而，学者不可执着于三教的差异，而应借助三教的教法，实现自我心性的发明。他说：“学求自知而已。儒释皆津筏边事，到则舍矣。”（陶望龄：《歇庵集·与徐鲁源先生二首》）由此，他反对理学目前长期以来的辟佛传统，并认为明道、阳明、龙溪等人对佛教的批判实际上是“名叛而实近”、“阳抑而阴扶”，“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陶望龄：《歇庵集·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十五首》）。他将佛教思想与阳明**相融合，用佛学思想去阐释阳明的良知之学。
陶望龄在初入翰林时便以诗文著称于世，其著作受到时人追崇，流传于士林。嗣后，他任职翰林院，参与编修国史、撰述制诰，作了大量馆课、制草等官书公文；又与焦竑、袁宗道、袁宏道、黄辉、董其昌、周汝登等众多文人名士相交往，或集会结社，作诗作文，或书信往来，辩难酬答，或游览名胜，记述雅兴，写了大量文字著述；此外，还因他夙有文名，而常为人请托，撰写碑记、墓铭、赠序、书启等文章。本书收《歇庵集》、《功臣传草》、《歇庵制义》、《解老》、《解庄》、《陶石篑评会稽三赋》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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