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近现代有很多注家都力求出新，但实际上，如同古人对古代经典中一些难解之处避而不谈，今人也有同样的问题，如4？13：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很明显的，这一句是强调“让”在礼制中的重要作用的，本句的核心就是这个“让”字。但近现代的注家，纷纷注释解读“何有”“如礼何”这两个语气词，而不注释“让”的字义，这也是避重就轻的做法（就我所见诸注中，钱穆对“礼让”的解释还是比较到位的）。总之，现当代的《论语》注本，接近错误之处多有（不信），而意义偏离、不准确不贴切的更多（不达），词句蹇涩不通的也多（不雅）。若以达这个标准来衡量，有些流行的注本其不达可达数千处近万处之多，以治学而言，可谓惨不忍睹。但对读者来说，如果不是自己去思考字义，不自己去尝试注释一下，这样的错误是无法发现的。在这个注本中，注者注意了以下问题：1.以其近者相验证，不以后世所流迁变化者为准。用古人的思想去推理古人的思想，用古人的情境去印证古人的情境，用古代典籍的字义去验证古代典籍的字义。也就是说用古代（一般都选战国之前）其它经典中的字或词来印证《论语》中的字或词，以其它经典中所提到的古代思想来印证《论语》中的古代思想（孔子述而不作，所以论语的思想有很多是其他诸家也提及的），以此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不用后世才出现的字义去解释春秋时代的字义。2.利用《词源》等字典工具，全盘思考一个字或词的全部意义，通过不断地否定得出讲得通的一个或数个意义。如《学而》篇之1中“学而”的而字、之5中节用和之6中的则字，都通过这种方法，得出了前人所未曾得出的新的结论。3.通过一句或一段中不同字词的各几种不同字义，按其排列组合来确定每一个字或词的意义。从而得出一个或多个合乎文法的解释。如《学而》之5中节用和6中则字的解释。这是我在教学中运用的由喻而得出的阿法狗学习法（即对数学方法中的排列+组合与计算机方法中的选择一起合并运用）在注释古代典籍中的运用。4.对每种于语法文法上合理的解释，与古代政治社会生活常识相印证，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经验相印证，以否定掉在社会实践中不合理的解释。5.通过对古代经典中不同语境下同一个字的字义，来找出更适当的现代词汇进行解释。字义丰富，指向不同层面的，通过不同语境下的字义来进行汇解（汇集、组合解释）。6.翻译中尽量指出古人的语法方式，如对亲仁的解释中，提出了“以仁为亲”的解释。古人的语法方式虽与现代式的解释其义相通，但古人的语法方式下义理更浓重，如亲仁的现代解释为：亲近有仁德的人，而古语法的解释则为：将那些有仁德的人视如亲（父母等至亲）来对待。古语法式的解释或许不如现代式的解释更通顺，但其义理则更厚重。7.量其所欲，度其主宾。译古文，很重要的是找到主语和宾语，这两个如果弄不清楚，那么整句话的翻译就可能与原义背道而驰。而恰恰，《论语》中简略主宾的论述很好多。我们可能以为，古人省略主宾是偷懒、是疏忽大意、是后世错简，若如此想，那是小看古人了，因为在华夏时代，喻的运用还是较为普遍的，而喻的运用，是不能固定的，表现在文法和语法上，一是比喻中的指喻（请参看本文后面部分），也就是说我只讲了喻（如没门），而没有讲所喻（如这件事，如这个要求，如这个想法，如这个期望、意图……）。为什么指喻会出现呢？这是因为喻文明和喻文字都是要以一当百的，都是要以一个简单事物运用到更多事物中去的，这是在修辞上，用指喻。其实指喻本身也是省略了主谓宾的，那么在语法上，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越是古人就越喜欢省略主谓宾，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因为喻的贯通性，比如学而实习之，就省略了主语，那学而且习的是什么呢？当然可以讲作知识，还可以讲作六艺等社会技能，还可以讲做道，还可以讲作圣王之道，还可以讲作先王流传下来的合乎仁义的正确之道，很明显的，运用喻的贯通思维，我们才能更理解为什么古人不讲主宾，因为一个不讲主宾的句子是具有多指向性的，是可以更广泛更普遍的运用的，是可以贯通到更多领域更多方面的。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明白历代注家将古代经典中的一个字用一个词义来注释，是多么地不智和愚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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