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之道为什么“不可说”？如何说“不可说”之道？这是《老子》注疏、诠释与研究史上的大问题。如何突破主客对立的二元论的认识模式，用现代话语将其描述清楚，提供一个既契合《老子》又能嵌入现代哲学话语体系的诠释，是本书的问题意识。本书选取了三个古代的诠释个案、三个当代的诠释个案，用比较的方法，检省这些诠释及其方法论。《老子》中有“常道”与“非常道”之分，前者是非对象化的，后者是对象化的。“非对象化之道”是《老子》的重心，它不是绝对的不可说，而是需要用特殊的方式去说，老子本人提供了这样的言说典范。非对象化的“常道”具有四个特点：动而无死、生而无名、妙而可观、虚而可法，这正是其不可对象化地进行言说的原因，其提醒后世在理解与解释“常道”时既要借助语言又要超越语言。由“非对象化”之道延伸出来的规律之道、处世之道与治国之道构成了《老子》的宇宙论、人生论与治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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