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以为，艺文至境在于“从心”。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论语。为政篇第二》)何谓“从心”?随心、随意、随情者也。故柳宗元《与杨晦之书》将“从心”写作“纵心”，取“纵情”“任意”之义。作为随园子弟，本院文艺学专业学人历来崇尚袁子才之“随”，向往“红雨随心翻作浪”之佳境。《随园诗话》卷一云：“《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而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子才先生力倡“率意”“惟吾”，且有诗篇高呼“著我”(《续诗品．著我》)；如此文心，泽被随园，令我文艺学专业诸学子于“而立”之年即心仪“从心”境界，吵手著文，拓开艺境，挥霍“我”之豪气。斯集诸篇，充溢着这等精神实质；余编毕，油然而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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