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鲸记事》是以阿缺为署名的四人经典作品集，包含《云鲸记》《彼岸花》《咀嚼》《爱的伪经》《未来病史》《鼠年》《晋阳三尺雪》《第一次接触》等八个故事。其中《云鲸记》讲述了主人公为了接回前女友在异星球的骨灰，跨越光年距离，发现了一个更加美丽的云鲸世界，也发现了女友当初离开他的因由。唯美的云鲸世界，缠绵悱恻的爱情，让人在构想的科幻世界中依然迷醉和动容。
前言 器物与制度：东西方乌托邦狂想曲
文/陈楸帆
1978 年，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一时洛阳纸贵，畅销数百万册，代表了一代中国人对于乌托邦生活的标准模板，而今，我们只把它当成天真而过时的童话。
如果将托马斯·莫尔1516 年出版的《乌托邦》作为这一复杂概念的滥觞，至今成为检验历经500 年风云变幻的历史与社会变迁。当我们环顾四周，难免惊讶却又略带失落地发现，继承当年构建理想人类社会形态的纯正乌托邦文本已经不复兴盛。相反，以批判与讽喻为主要目的的“反乌托邦”（Dystopia）及其变种则大行其道，尤其是在科幻类型文学中。
我们不免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经受了20 世纪残酷的世界大战、核弹阴影、种族灭绝及极权统治冲击之后的人类，是否已经丧失了对于乌托邦的想象力与信念。对于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思想传承者来
说，乌托邦各自意味着什么？如果今天我们再次讨论乌托邦，我们应该讨论什么？
Part I乌托邦与逃托邦：两种乐园公元前500 年，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乐园模型，在其中人民可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或许是有史书记载以来人类所提出的第一个乌托邦草图。
一百多年后的古希腊，柏拉图将诗人赶出了他的理想国，并将王冠和权杖授予哲学家，政府可以为公众利益而撒谎，而每一个人都行其分内之事，满足社会的需求。放到如今，我们可能会称之为极权国家，但柏拉图的思想却滋养了西方文明关于乌托邦的所有想象。
究竟是“美好之地”（Eutopia），还是“乌有之乡”（Outopia）？
西方语境中的“乌托邦”（Utopia）一词从一开始便带有模棱两可的双关色彩，它是个玩笑，美好愿望，还是恶毒讽刺？也许兼而有之。
相比柏拉图语录式的《理想国》，出版于16 世纪大航海与宗教改革背景下的《乌托邦》尽管尚跳脱不出时代局限性，但已经设想出一个建制完整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托马斯·莫尔笔下的小岛“乌托邦”
原是住着化外之民，名叫“乌托邦”的文明人来到岛上后，逐渐将他们改造成文化与仁爱的民族，建立起富足强大的国度，追求符合自然的至善生活，信仰自由，财产公有，全民劳动，按需分配，除奴隶外人人享有民主。
类似风格的作品还包括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弗朗西斯·培根未完成的《新大西岛》（1627）以及塞巴斯蒂恩·默西埃匿名出版的《2440》（1770）等。尽管后人在形式、内容与功能上对《乌托邦》有着不同的延展与变形，但精神气质却是一脉相承。
这类被统称为“经典乌托邦”的作品往往有一种禁欲系乐园的气质，强调有节制、平衡的理性生活，而过分贬低了物质追求与肉欲享受。
同时，作者有一种为全人类代言的整体主义情节，着力展望一种全景式的社会改造与制度变革，试图构建一种终极的人类价值观与精神归宿。聚焦于抽象理念与规则建立，却往往忽略专业上的实操性与细节，呈现出一种“亦庄亦谐”的风格。这与世界另一端，来自东方的乐园想象截然不同。
在东方，无论是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封闭空间乐园；抑或是唐代浦岛故事中，某人误入山中洞穴，受到仙人招待，洞中数日，人间已过百年的封闭时间乐园，都毫无疑问地与老子思想一脉相承，描绘了一种逃避主义的“逃托邦”景象。
唐传奇小说《南柯一梦》或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记》都可以视为“逃托邦”精神的延续，主人公或做梦或乘船游历，进入一个隔绝于现实的封闭时空，见证奇人异事、风土文物，但最终都选择了归隐道门或出世离尘。可见乐园在这一脉传统中并不是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理想存在，更多是为了与主人公的世俗遭遇两相对比，印证“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的虚无主义落笔。
也难怪在“逃托邦”的文化脉络中，我们看不到对于现存制度的打破与重构，毕竟在循环史观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王朝兴衰更替都是天道的一部分，再怎么变，最终都会回到原点。倒不如带领读者去看遍花花世界之后，告诉你一切尽是镜中花，梁上梦，让人更加安于现状，更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等级观念与统治艺术。
在乌托邦这件事上，儒释道的文化谜米发挥了高度一致的作用，它们将追寻者引向自我内心与身体。
东方人转向“内观”“丹术”“大小周天”，信奉通过冥想、坐禅、念诵、修真等带有神秘主义的方式，试图在身体与精神的宫殿中建立起一套不易受外界干扰的平衡系统，来实现终极意义上的平静喜乐，找到身体里的乐园。
与这些追求“无我”“止观”的东方修行者不同，西方世界来到19世纪上半叶，以法国圣西门、傅里叶和英国欧文为代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则是真刀真枪地提出改造社会的政治纲领。
无独有偶，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方案基于对人性的科学理解。比如，圣西门的理想社会由三个阶级组成，对应于人类的三种天赋：科学家、艺术家和生产者。而傅里叶则认为人性由12 种激情组成，进而推演出810 种不同气质，因此一个和谐社群的人口理想值在1700 ～ 1800 之间。
无论鼓吹爱的教义、提倡小型社区或是建立全能工会的尝试都最终宣告失败，有趣的是，他们都拒绝被冠以“乌托邦”称号，因为其含义为不可实现。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乌托邦社会主义都受到来自“科学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猛烈批判，分歧的根本并不在于目标或未来景象的价值，而在于转变的过程。
相比“经典乌托邦”的正襟危坐心怀天下，“世俗乌托邦”的发展脉络则要欢快精彩得多。
如欧洲中世纪民间诗歌《乐土》，集结了世界各地世俗天堂神话中常见的主题，如永不竭尽的食物与水、宁静无争的社会、完美气候与青春之泉，也包括了伊甸园与西方乐园元素，但结果却是塑造了一个女性随时乐意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乌托邦。
正如博斯在经典的三联画《人间乐园》所描绘的超现实场景，奇幻作家Peter S.Beagle 评价道：“色情紊乱，将我们全部变成了窥淫癖者，充满了令人陶醉的完美自由的空气。”无疑是这种纵欲主义乐园主题的光大。
到了神秘主义者爱伦坡的笔下，《阿恩海姆乐园》位于一圆形盆地，要抵达这神秘的所在不明的封闭空间，须逆流而上，穿越迷宫般的峡谷。
这固然可以追溯到乌托邦与牧歌传统，但倘若与以桃花源为代表的中国乐园模型等齐观之，则不难看出两者跨越时空的相似性。
无论东西，进入20 世纪后，人类的乌托邦幻象被战争机器一路碾压得粉碎，直到苏联解体、铁幕落下，宣告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乌托邦实验失败。全球化与消费主义的浪潮不可阻挡，人类对于乐园的欲望与想象需要寻找新的出口，于是我们有了凝固童年与将一切现实冲突简单化娱乐化的迪士尼乐园，于是我们有了延续反文化运动和嬉皮精神，每年只在内华达沙漠里存在八天的“火人节”。
中国“逃托邦”式乐园想象在这场全球化浪潮中被冲刷得更加狼藉不堪，只剩下终南山上自力更生搭建民宿的隐居者，勉强延续着老子在数千年前的避世寓言，并接受媒体与外界猎奇式的检阅，而国学“大师”则号召民众追寻内心净土。
Part II制度焦虑：从乌托邦到西部世界如果乌托邦就是指美好的不可能的社会，那么它可以涵盖文学虚构、讽刺、幻想、科幻、宗教或者世俗天堂、政治理论、政治纲领或者宣言、创造理想社群的小规模尝试和创造美好社会的举国努力等许多领域，它们都可以被视为人类叙事的一种。而在这种叙事背后，隐藏着对人类个体之间由于绝对差异所导致的不平等所产生的制度性焦虑。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改变，这种焦虑始终草蛇灰线地埋藏在人类文明整体中，不时以各种形态显形。
若以1818 年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为起点，诞生不过200 年历史的科幻小说，迅速地成为乌托邦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推向更为广阔多元的方向。它反映的是人类对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焦虑。
在莫尔的《乌托邦》以及接下来几个世纪“经典乌托邦”的众多版本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旅行者，登陆偏远的岛屿或未被发现的大陆，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乌托邦社会就像一个禁欲主义的本笃会修道院，每个人都恪守教规、禁锢原罪，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而生活劳作。
在更晚近的科幻版本中，岛屿被换成了另一个星球，或者遥远未来，但它们毫无例外都会提出一种在最大限度上消除不平等的理想制度。
到了19 世纪后期，大多数乌托邦小说提供的制度被各种社会主义所替代。爱德华·贝拉米的小说《回顾》（1888）描绘了一个未经革命冲突便诞生于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社会主义社会，他所憧憬的21 世纪波士顿其实是当时郊区中产阶级的生活。而两年后作为回应，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以梦游21 世纪伦敦的方式，叙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衰亡：城乡差别遭废除，产品按需分配，货币和学校不复存在，国会大厦被用来存储粪肥，可以看出其在高度简化社会下的反工业基调。
而无论贝拉米还是莫里斯都一如既往地塑造了女性地位与权利隐而不现的男性乌托邦模式。这个问题在美国作家夏洛蒂·吉尔曼的科幻小说《她乡》（1907）、《赫兰德》（1915 年）以及后者的续集《与她在欧兰德》（1916）中通过塑造单性繁殖的女性乌托邦来得以深入探讨可能的制度解决方案。
进入20 世纪之后，科技的迅猛发展（交通工具、通信技术、太空探索等）所带来的现代思想让“经典乌托邦”所试图塑造的封闭空间或独立王国不复存在，个体不得不走出民族国家的认知框架，从行星-
宇宙的视角重新审视自我存在的位置与价值。而乌托邦式的写作，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科幻小说的一个分支，如达科·苏文所说的“科幻的社会政治体裁”。伴随着这一过程出现的巨大社会影响，可以说是来自“反乌托邦”小说类型的盛行。
反乌托邦类型最初建立于这样一种假设，建立乌托邦的努力也可能走向失控极权主义，比如卡尔·波普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都是反乌托邦立场的代表。许多反乌托邦小说描绘出复杂而多元的社会模式，从而实现对于无孔不入监控（《1984》），消费主义与娱乐至死（《美丽新世界》），极端保守官僚机构（《大机器停止》）以及人性中自然主义本能的批判（《我们》）。本质上它们依然延续了自由- 人文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传统，并试图加入技术元素令局面变得复杂化。
几乎所有这些反乌托邦小说的经典之作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即，我们如何能够在追求乌托邦的道路上避免坠入反乌托邦的深渊，或者在坠落之后再爬出来。这就好比是热力学定律在乌托邦领域的一种映射，追求制度上极度的控制和秩序，最终将导致系统的封闭与熵增，必然走向整体崩塌与热寂。
作为全球反建制主义思潮的发酵产物，女性主义、环境问题以及互联网技术在20 世纪60 年代末之后频繁出现在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中，引发新一轮的焦虑。厄休拉·勒古恩在《一无所有》（1974）中探讨了无政府主义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约翰·布鲁纳《站在桑给巴尔》（1968）展现了人类面对人口膨胀，城市衰败和环境灾难的恐惧；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1984）创造了反英雄在虚拟空间对抗垄断大企业的“赛博朋克”亚类型。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乌托邦/反乌托邦思想在不同领域与议题中的深入与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至今日，乌托邦/反乌托邦文本为全球娱乐业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故事题材与影像灵感，并支撑起数以千亿美元计的庞大产值，这本身就是一个近乎乌托邦式的消费主义寓言。从库布里克的《2001 太空漫游》，到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再到最近探讨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HBO 科幻剧集《西部世界》，我们看到一个个乐园的兴建与崩塌，将源自莫尔的乌托邦形态不断变形、打碎、组合，出现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但从精神核心上却是一脉相承，始终不弃地追寻着人类作为个体或者整体在世间的位置与价值，并反复质疑任何贬损其存在的制度设计。
乐园，终究是人的乐园。
Part III器物迷恋：晚清以降的中国乌托邦小说如果说西方乌托邦科幻与乌托邦源起的理想一脉相承，到了中国却完全是另外一派景象。
世纪之交的晚清，“科学小说”被作为“新小说”的一种，经梁启超、林纾、鲁迅、包天笑等知识分子引入中国，意在“导中国人以行进”（鲁迅）。在见识了西洋科技的强悍之后，没有人会认为中国仅凭道德与政制便能重振雄风，科技进步成为新世界想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的科学乌托邦便成了晚清小说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短短五六年间连续涌现了《新石头记》(1905)、《新纪元》（1908)、《电世界》(1909)、《新野叟曝言》(1909) 等颇有分量的作品。
这实际上从立意上已经抛弃了“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逃托邦”模式，与西方的“经典乌托邦”在思想上接了轨。
那么这样的接轨在文本实践层面上又进行得如何呢？
较之晚清被译介入中国的凡尔纳小说对物理、博物、天文等知识不厌其烦的罗列和阐释，晚清科幻小说对于科技的奇想显得相当混搭而随意，尤其是其中对于器物的迷恋往往超过了制度性的想象，成为区别于西方乌托邦的关键。
如在《电世界》中，大发明家、工业巨子黄震球横空出世，他梳着大辫子，凭借一双神奇的电翅在天空自由翱翔，宛如超级英雄般单枪匹马消灭了欧洲入侵者，威震全球，之后又几乎凭一己之力，苦心经营200 年，依靠神奇的电气技术，缔造了天下大同。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是电王发现的一块天外陨石，在加热到一万三千摄氏度后，陨石熔炼成一种叫“鍟”的原质，在大气中摩擦一下便可产生电气，如永动机般源源不绝，“比起20 世纪的电机来，已经强了几千倍”。
在这些乌托邦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世外桃源已经不复存在，对历史循环论有所突破，以及超越了传统天下观，但知识分子们在文本中展现出的，依然是寄望于某种“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式的法宝神器，戏剧性地改变整个国民性与社会发展轨迹的奇想。
有趣的是，这种对于器物的迷恋甚至延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乌托邦科幻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食物巨大化想象”。
这一想象最早可溯源到晚清《电世界》中对农业革命的描写：“……鸡鸭猪羊也因食料富足，格外养得硕大繁滋，说也好笑，金华的白毛猪，的确像印度的驯象了”。1935 年筱竹在《冰尸冷梦记》里写到“巨大的鸡生下的蛋有足球那么大，巨大的牛可以产出大量的奶”。甚至到了1999 年，何夕在《异域》中也创造了一块超脱于现有时空流速的“试验田”，在其中动植物以百万倍的速度进化，变成巨大而陌生的怪物。
这种对“食物巨大化”的反复书写，究竟是来自对科技的盲目乐观，还是来自记忆深处的饥饿感作祟，很值得探讨。
无论根源何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如王瑶所说，中国科幻对于“乌托邦”的描绘，一方面总是以那个永远距离我们一步之遥的“西方/世界/现代”为蓝本，并以“科学”“启蒙”与“发展”的现代性神话，在“现实”与“梦”之间搭建起一架想象的天梯。另一方面，这些童话又因为种种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而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从而在“梦”与“现实”之间呈现出无法轻易跨越的裂隙和空白。器物迷恋毫无疑问就是这种裂隙与空白的集中体现。
这其中，当然有如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所总结，“传统神怪小说的许多特性依然发生作用”，但倘若深究起来，是否写作者在集体无意识中，归根结底还是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实用主义道统，只接受器物层面的革新，却始终对于制度层面的全盘颠覆抱持怀疑呢？
结语
无论是西方的制度焦虑，还是东方的器物迷恋，归根到底，乌托邦都是对人性趋于更善更美更高生活欲望的唤醒，是对于大众社会想象力的动员，它跟随历史而动，也随着科技和环境而变迁，无论东西。
如果我们看到了乌托邦的枯竭，那只能说代表着我们作为人类共同体自我探索与突破的动力枯竭。
但终究如曼海姆所说“放弃了乌托邦，人类将失去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
历史尚未终结，愿人类群星继续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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