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马出生于伊朗一个古老而屡遭迫害的文学世家，五岁时因战争而举家逃亡，路途中目睹了母亲的死亡。父亲教给斑马家族的文学记忆，以此来对抗悲伤，两人辗转多地，在纽约有了一个栖身之所。漫长的流浪消耗了父亲的健康，在父亲入葬时，阳光穿过树枝落下来，在棺木上形成一条条斑纹，斑马以此给自己起了新名字。双亲的相继离世让斑马陷入内心的空寂，决定重走儿时流浪的路线，用重新品味痛苦的方式治愈自己的过去。书籍是斑马的伴侣——直到她遇到意大利男人卢多。常年的流浪与孤寂让斑马躲藏在文学的坚壁之中，害怕得到爱，反复推开身边的人。永恒的流浪终会指向哪里呢？
序幕
我命运多舛的本源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金刚经》
各位，无论您是博学通达还是初入门道，杰出精英抑或苟且鼠辈，且听我道来：我叫斑马，本名毕毕·阿巴斯·阿巴斯·侯赛尼，出生于1982年一个烈日灼灼的八月天。我的祖上是一代又一代自学成才之士，在德黑兰遭遇重重腥风血雨的一百年里，他们多次抛下这座都城，前往瑙沙赫尔避难。瑙沙赫尔是马赞德兰省一个潮湿而慵懒的地区，四周被艾尔博兹山脉环绕，有着山石嶙峋、草木苍翠的山坡，还有大片大片的稻田、棉花地和茶园。我的祖先们就在这片土地上追寻着智性的人生。
我出生在那里，也成长于那里。
我的父亲阿巴斯·阿巴斯·侯赛尼通晓多国语言，翻译过大大小小的文学作品。他蓄着浓密的尼采式八字须，亲自教导我。他教我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加泰罗尼亚语、希伯来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英语、法尔西语、法语和德语。这其中有被压迫者的语言，也有压迫者的语言，我都要学习，因为对我父亲、他的父亲，以及我们的祖祖辈辈而言，历史的车轮转个不停，你永远无法预知下一个被碾压的是谁。我学习语言就像有些人感染病毒一样自然，文学已成为我的武器。
我生在一个才华横溢的家族，算得上天赋异禀，但我们先后来到这个世上时，正处于尼采那句著名的“上帝已死”诞生的时代。我们相信是死亡让我们一直以来被命运捉弄，与红运无缘。我们命途多舛，注定要在一个敌视我们才华的世界四处漂泊，承受无止境的流亡。事实上，敏捷的才思和文学涵养只加重了我们的不幸，但这就是我们所懂得和拥有的。我们笃信自己血管里流着的不是血液，而是墨水。
我父亲受诲于三代无师自通的先辈们：他的父亲，达利尔·阿巴斯·侯赛尼；他的祖父，阿尔曼·阿巴斯·侯赛尼；他的曾祖父，沙姆斯·阿巴斯·侯赛尼。他们分别通过自学成了哲学家、诗人和画家。我们的族徽继承了过去苏美尔人图章的遗风，是一枚用黏土制成的柱形徽章，上面饰有一个环状的镶边，环内刻了三个字母A，分别代表我们最珍视的身份，按照重要性依次为：自修者，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者[1]。徽章底部镌有如下箴言：世之妄也，吾等以死护己生。
这句箴言也出现在一幅脖子上系着绳结的水鸟静物画的下方。那幅画是我的高祖父沙姆斯·阿巴斯·侯赛尼在20世纪初伊朗宪法革命[2]失败后完成的。收笔之时，他用手杖指着还未干透的油画，杖头逼近水鸟的脸部，几乎要抽打到它。他声音颤抖，用幻灭与愤怒交织的语调，对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曾祖父阿尔曼·阿巴斯·侯赛尼，说出了那句赫赫宣言：“死亡将至，然我等文人学士将如这凫鸟般永葆鲜活。”
这看似微不足道的时刻，开启了一段漫长的旅途，从此我们将迈向虚无，迈向这个渺小的宇宙里无数陡峭的深坑。一代又一代，我们的躯体上覆盖着死亡的尘埃。我们心如死灰，饱受苛虐，生活残破不堪。我们疲惫如枯瘦的耙子，被摧折得七零八落。但我们坚信自己的职责，势要与这个固执的世界顽抗到底，阻止它继续抹灭那些少有的、敢于从堕落人类的肥土中萌发的勇士。这就是我在那幅画中的所悟所得。我站在这支绵延的思想勇士队伍的末端，错愕于我们周身无际的黑暗。
在我出生之日—1982年8月5日—父亲阿巴斯·阿巴斯·侯赛尼在我耳边低声念了一段题为“论伊朗史上的历史性时刻及更正后的哲学：侯赛尼的秘密”的宣言，作为我的诞生礼。之后的每一年，他都会念诵这段宣言为我庆生。我一字不落地记了下来，内容如下：
不幸的孩子，我在此向你概述我们饱受磨难的祖国伊朗—人们口中的“雅利安人的土地”。
公元前550年，居鲁士大帝，那位睥睨天下的四方之王，一个勇敢而仁慈的人，从波斯湾附近的安申王国（著名的波斯波利斯遗址所在地）领军出发，去征服米堤亚人、吕底亚人和巴比伦人。他采用武力加和平笼络的方法，将周边的人民收归麾下，建立起一个广阔的帝国。居鲁士大帝最为显赫的两位继任者—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世，继续开疆拓土，进一步巩固由国父打下的江山。但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所有伟大的统治者终究都逃不过被野心勃勃的后起之秀比下去的命运。从南到北，由东向西，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不乏暴君，他们训练有素，嗅觉灵巧，能敏锐地捕捉到弱小猎物的气息。最后，居鲁士大帝的子孙后代在亚历山大大帝的铁蹄下结束了统治地位，而后这位曾经血气方刚、叱咤风云的帝王又被一系列新的征服者们夺去光彩。每一代征服者都曾站在逝去王朝的破砖碎瓦前，享受短暂的洋洋自得。
每一个伊朗人都是杂糅的个体，最恰当的形容是：一个衰落帝国的余烬。如果你将我们看成一个整体，你会看到一个喋喋不休、混乱不安的民族，仿佛一个人拥有好几个脑袋和许多肢体。当一个人的躯体里包含着如此多的躯体时，他如何能控制好自己呢？ 终其一生，他的几个脑袋都会磕来碰去，从不消停，他的手会随时举起来准备扭断属于另一副躯体上的脑袋。
我们这些多样、不安、混杂的人，像蟑螂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摸爬滚打了数个世纪，也见证过各式各样的王朝更迭，却从未有哪位统治者对我们点头致意。他们甚至从未正眼看过我们—他们从来都只看向镜子。
这样的无视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起义，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屠杀和残忍的镇压，周而复始。我说不准这两种后果哪个更糟。正如叶夫根尼·扎米亚京[3]所言：革命是无穷无尽的。
到了20世纪，波斯帝国的边境遭侵犯，疆土一再收缩，边界线支离破碎；帝国遍体鳞伤。连傻瓜都懂得，张弛有道是生存法则。想想人的心脏就知道。自从我父亲和祖父双双被所谓的领袖杀害后，我的心脏就变成了一块冰冷的石头，而它现在又恢复了往日的饱满和鲜活—你的出生让新鲜的血液重新在我的血管里涌动。
请听我说，孩子：倘若我们不能以史为鉴，借此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普遍遭受的悲惨境况，那么这些历史细节不过是一堆百无一用的事实。事情的关键，也就是这段重要宣言的要点，在于揭露千百年来统治者们如何周密布局并杜撰虚假故事充作真理，巧妙地操纵历史。想想我们的那些领导者，他们编造的谎言就是呈堂证供。现在，我将对这些人进行逐一梳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们的人民发动了宪法革命。这场革命虽以失败告终，却让臭名昭著的礼萨·沙阿·巴列维[4]登上王位。在他统治期间，暗杀与恐吓大行其道。多年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列维先生被迫流亡，把他逼走的是英国人，那些好管闲事、冷酷无情的钱奴—平心而论，在我们眼里这就是一群盗贼。孩子，你觉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巴列维的儿子，那时候毛还没长齐的穆罕默德·礼萨·沙阿·巴列维[5]，登上了国王宝座。
空想主义者穆罕默德·礼萨·沙阿·巴列维自称“仁慈的居鲁士大帝精神上的继承人”，自诩为“万王之王”。他发动白色革命，启动一系列改革，目的是强行将这个国家的子民改造成现代公民。
终于有一天，人民揭竿而起，要把这位“万王之王”赶下台。革命爆发，穆罕默德·礼萨·沙阿·巴列维元气大伤，尝尽了挫败的滋味。接下来，这个软骨头带着珠光宝气的王后，灰溜溜地爬上一架飞机，并且说出那句赫赫有名的话：“只有独裁者会杀死自己的人民。我是一个国王。”
被国王压制多年的伊斯兰神职人员主持了这场革命，君主制很快就被推翻了。国王的缺席让革命中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在漫长的政治流亡之后得以回国。他很快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自称“享受着无人匹敌的神圣护佑”。
孩子，我们侯赛尼家族遭受过两边的迫害。
你的曾祖父阿尔曼·阿巴斯·侯赛尼就是这样惨死的。那年他八十岁，已是将死之人，却被那些冷酷无情的蠢货硬生生地从床上拖走。两天后，你的祖父达利尔·阿巴斯·侯赛尼心脏病发作。一想到自己的父亲被吊死在绞刑架上，他就感到痛苦难当。他临终前告诉我，他的脑海里一直回荡着祖父吊在绞索上，骨头在身体的重力下咯吱作响的声音。好在我父亲至少是在自己的床上离世的，这成为我内心唯一的安慰—直到你来到这个世上。你是这片黑暗森林里一束光明的火焰。
我们伊朗人和这个渺小宇宙中的芸芸众生一样，是缺陷的集合体。把我们的各部分组合在一起，出现的不是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图像。我们有着不规整的棱角，互不相容，缺乏章法。我们的血统久远且多样，可以追溯到宇宙诞生之日。当新旧征服者之间的权力斗争将历史驱向越来越扑朔迷离的方向时，人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呢？
你既已知晓我们残酷的命运，现在是时候了解侯赛尼家族的戒律了。这三大戒律，你必须铭记在心。你或许会问：为什么？因为知道了人类的伎俩，知道了心肠的险恶，你就不会被恐惧、愧疚、贪婪、忧伤或悔恨所惑。一旦时机成熟，你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扎进深渊的最深处，对漫不经心的大众敲响振聋发聩的警钟，提醒那些故意视而不见的人，未竟的过去正向他们步步逼近。
第一戒：成为旁观者[6]。人类就是这样，注定要在虚伪的同胞那里吃尽苦头。有些人是天生的劫掠者，觊觎他人的头脑和躯体，不分是敌是友。苦命的孩子，不要相信任何人，也不要爱任何事物—除了文学，它是这行将朽落的世上唯一慷慨大度的东道主。去文学中寻求庇护，仅凭它的信条，你就能超脱死亡，维持内心的自由。
第二戒：历史像一头长着犄角的公牛，靠不停地搜寻新猎物来掌控世界。想一想：长犄角的公牛会走直线吗？不，它会曲里拐弯，围着自己绕圈，弄得头破血流，成了半个瞎子。当心！那些呆头呆脑的知识分子占了世界上所有知识分子的99.9%，他们会向你投喂谎言。他们会说，历史是线性的，时间是延续的。在巴列维王朝的最后岁月，除了死亡，还有什么？你的祖先，侯赛尼的祖辈们，因为他们领袖的无知而付出了性命的代价。当心一不留神就会中招。把投喂给你的谎言快速吐出去，瞄准他们的脑袋。
第三戒：我们侯赛尼家族—自修者，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者—是文学鉴赏方面的行家，可以拆解一段叙述，然后迅速将它拼接回来，比人受伤时条件反射喊痛的速度还要快。这种才能，是你可敬的祖先们传下来的。它是你的利剑，无论何时需要给愚蠢的人或事迎面一击，你都可以将它拔出来。
论及知识之渊深、谈吐之精义、辨识谎言之敏锐，我们都无人能及。我们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超越规则的例外，是那0.1%。但是，这恰恰又是我们不幸命运的另一源头。
我们是孤独者中最为孤独的。我们的启示落在那些不加思考的大众耳朵里时，他们只会充耳不闻。然而，我们注定要流浪世界，传播祖辈们的言语，以及昔日的伟大作家们的言语。他们像我们一样，懂得退隐到文学中，躲过历史的杀戮，从而获得向世人分享真相的阅历和契机。正因如此，我们会永远受到迫害—因为我们在指责，在追问：“这就是人吗？”
苦命的孩子，等时机来临，你一定要一头扎进我们人类可悲境遇的潟湖里，潜入沼泽深处，带着沾满污泥的真理之珠浮出水面。注意：真理是丑陋不堪的，是鄙陋的，上面布满坑坑洼洼，冒着死亡的青烟。很多自以为是或者胆小如鼠之辈，闻到这气味会赶紧把头别开。迟早，你会与这些人打交道；你务必要坚持下去，虽然他们作为个体很有欺骗性，但是作为集体却很无知。
可以说，父亲的这番话，以及我童年时发生的那些事件—它们集结了这个宇宙中所有的徒劳和难以言说—共同塑造了我的意识。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毕毕·卡鲁恩就去世了。她的离世让我的心被碾成了一张薄纸，头脑里一片荒凉，仿佛被人摁住了头，把鼻子往粪堆里蹭。我唯一的幸运是很早就意识到我是这个地球上的可怜人—但这也是后来才有的事。
父亲告诉过我，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前漫长的革命时期，我那双腿强健、性情温和的母亲提醒我父亲阿巴斯·阿巴斯·侯赛尼，伊朗知识分子指控他是“一个消极的叛徒，别人都在同胞的血泊中苦战，而他只顾埋头看书” 。
父亲告诉我，毕毕·卡鲁恩会说：“你要当心，阿巴斯！这些人在为信仰洒热血，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努力遭到无视。”
听到母亲的话，父亲变得异常激动。他焦躁不安地在德黑兰的公寓走廊里来回踱步，嘴里反复念念有词：“我是侯赛尼的后代。我宁死也不会沉默！这些伪知识分子！这些蠢货！眼见这么多人失踪、被捕，甚至被处死，尸体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仍然相信民主近在眼前？革命的果实即将被盗取。他们难道不知道吗，历史布满裂痕，充斥着各种偶然事件，邪恶往往会反复上演！”
第二年，伊朗的上空被一片沉重的灰色笼罩。如父亲所料，革命很快被伊斯兰教领袖们引导。
战争爆发后一年，一些少有的没被抓进监狱，也没有拿着假证件逃出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称我父亲是一个有远见的说真话者。但我父亲，这位此前受过中伤的自修者、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者，拒绝了这一刻的光鲜。他和我母亲毕毕·卡鲁恩一起奔向了山林间。那时候，她已经怀了我，而我父亲所遭受的失去之痛足以让他一生受用。那是冬季，一路上天气湿冷，危险重重，路途仿佛没有终点。但他们坚持了下来，安全无虞地来到里海附近瑙沙赫尔的一栋石头房子里。那是我的高祖父沙姆斯·阿巴斯·侯赛尼建的一处庇护所，他会根据自己的心情，时而称它“审查康复中心”，时而叫它“书的绿洲”。
父亲曾告诉我，行至中途，他们路经山石嶙峋的艾尔博兹山脉，它伫立在德黑兰与里海之间，形成一道天然屏障。他停下车，走出去，侧头望向背后的德马峰，它像一个温和的巨人，耸立在我们的首都上空，露出闪闪发亮的白牙。父亲的眼眶湿润了，眼皮肿起来：“那个蠢货会把我们的都城夷为平地！”
后来，事实确实如此发展了。但即便是在漆黑的深夜，也总有一束光在闪烁。几个月后，1982年，我出生了，就在“书的绿洲”的心脏区域—藏书室。椭圆形的藏书室中央有一棵椰枣树，它的枝干穿过房顶中间的天井，向天空耸立。我母亲倚靠在树干上，使着劲。我，暗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就这样从她的肚子里滑了出来，来到一个摆满古旧卷册的房间，来到一个被战争挟持的国家。我立刻往嘴里塞了一颗甜甜的椰枣，以缓和这冲击。父亲和母亲低头看着我，脸上绽开了希望的笑容。
我在藏书室里学会了爬、走、读、写，也学会了吃喝拉撒。在学会识文断字前，我就时常用手摩挲那些古籍旧卷的书脊，用舌头舔掉手指上沾的书尘，以此来滋润我的脑袋。饱食文学的尘埃后，我坐到波斯地毯上，盯着墙上挂的《吊凫》。到了会走路的年纪，我会像苏菲教派的神秘主义者一样，一圈圈来回踱步，一边嚼着椰枣，一边念颂家族的座右铭：世之妄也，吾等以死护己生。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学业在无休止的战争中拉开了序幕。父亲每天都会为我朗读尼采的作品，通常是在早晨和午饭后。他教我文学，摘取书中的段落，好让我熟知那些天赋卓著的前辈，那些昔日的伟大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梅夫拉那（即鲁米）、奥玛·海亚姆、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但丁·阿利吉耶里、马里-亨利·贝尔（别名司汤达）、阿维拉的特蕾莎、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弗兰兹·卡夫卡、沙迪克·海达亚、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瓦尔特·本雅明、清少纳言……这个名单无限延续下去，包揽万千，有宗教思想家、哲学诗人、神秘主义者、世俗主义者、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等。父亲常说，文学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度。它广阔无边，没有站点，没有等级，也没有关卡。
每节课的最后，就寝前，父亲会用严厉的语气嘱咐我：“苦命的孩子，知识需要消化吸收、反复咀嚼！” 他一直这样培育我，训练我的头脑，还教我早已失传的记忆术。在侯赛尼家族的传统里，关于“记忆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有这样的答案：记忆有双重目的，一来恢复文学的仪式性功能—它的口语性—从而合理利用文学自发改变听者的意识；二来保护我们饱受摧残的人性宝库，避免其在野蛮的战争和持续桎梏着我们的无知中消失殆尽。数一数有多少次，书籍成堆地烧掉，被那些胆怯弱小的人，那些害怕质询的男女。唯有记忆能助我们抵御这样的损失。我们侯赛尼的族人可以迅速复制出一座文学的神庙—只需探入我们浩瀚无垠的头脑，从黑暗的褶皱中取用所需的文本，复写下来即可。我们是未来的抄写员。
就在我和父亲日复一日流连于文学的疆域时，我的母亲毕毕·卡鲁恩整日待在厨房里，偶尔冒着危险出门，也是为了找寻食物—米、柑橘，以及当地部落的人从海里打来的鱼。我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她不赞同父亲教育我的方式。她觉得那对年幼的我来说太过极端，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但我父亲比母亲年长二十岁，家里的事情自然都由他做主。
我记得母亲有一次走进椭圆形的藏书室—她就是在那里生下我的—腰上系着围裙，脸上挂着厨房里的水汽，取笑父亲说：“阿巴斯，你把咱们的女儿像男孩一样养，让她以后靠什么过活？谁会愿意娶她？”
父亲责备道：“现在正打仗呢，你居然还操心结婚这档子事？”
“等我们哪天一命呜呼了，你觉得谁还能养她？”母亲顶了回去，“做母亲的得为孩子的生计着想！”
接下来免不了一番吵嘴，但后面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我曾竭力回忆母亲的面容，她说话的声音，还有她的手触碰我时的感觉，但这些细节都再也回想不起来了。这次争吵后不久，她就在我们逃亡的路上去世了。母亲的离去留下一片空寂，将我和父亲推向边缘。父亲选择用文学来填满我们生活中的这片空白。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头脑将被那些句子填满，而母亲将会消失。
与此同时，在艾尔博兹山脉的另一边，首领在边境广撒芥子气，无差别发射导弹，在两国之间的“无人地带”布雷。而我们采取人海战术，炸毁对手—那个眉毛粗密的男人—在前线埋下的地雷。
现在，各位鼠辈，请容我问一个问题：在这样的大肆杀戮中，一星点的光亮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答案很简单—让人看清黑暗的无边无际。
漫长的战争仍在继续，父亲开始在房子的四周和海岸边徘徊，日日夜夜，把我抱在怀里，仿佛我是一把火炬。他用我的头—被他注入了那么多的文学光亮，闪耀得如同一座灯塔的头—来丈量那不断扩张领地的深渊。他认定伊朗已不再是一个可以思考的地方，里海也不再安全，我们必须逃走，我们不得不开始流亡。带着满腹的麻木、惊讶与错愕，我们出发了。
我们就这样开启了流浪生活。走出家门，停下，回过头望了一眼，强忍住内心的不舍，挤出一丝笑容挥手作别。再见了，“书的绿洲”；再见了，橘子林和桉树；再见了，稻田和沙滩。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头驴的背上出发了。我们穿过伊朗可怕的地平线，向土耳其边境前进。我们只带了一把烧水的茶壶、一张地毯、一些书和那幅《吊凫》。我们还带了少量的粮食，那是房子里仅剩的一点食物。时值盛夏，山间地势崎岖，布满山石和坑洞，有很多逃亡者命丧其中。我们不想被暴风雪困住，不想死在冷冰冰的石头上。我们默默地驱驴前进，既害怕又疲惫。谁也不敢问：我们还会再踏上这片土地吗？还有机会闻到茉莉花丛的芳香吗？还有机会往嘴里塞满刚从树上掉下来的甜甜的椰枣吗？
起先，我们脚下的泥路似乎在跟着一同小跑，和善地照顾着我们的安全。后来，我们就不那么走运了：在海勒海莱和萨罕德山之间的某个地方，一片狭长的“无人地带”上布满了伊拉克导弹，西南方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一团黑色的毒气云—我的母亲毕毕·卡鲁恩就是在那里去世的。我们经过一个被夷为平地的村庄时，她走进一栋废弃的民居，想看看有没有逃亡者来不及带走的食物。就在那时，可能就在她去厨房的桌子上翻找时，房子轰然倒塌了。她倒在了重重的石头下。
我错愕地立在那栋倒塌的房子前，耳边传来远处父亲忽高忽低的声音。他啜泣着，逐渐号啕大哭了起来。我不知道我们身在何处，只听到他抽泣不止。我捂住耳朵，不忍去听父亲痛哭的声音，他就像一只受伤的孤兽，在狂风大作的沙漠中命悬一线。但即使捂住耳朵，我仍能听到他的抽泣声，声音穿过云端，直抵那片了无神迹的灰色穹顶，那片将我们囚禁在贫瘠土地上的穹顶。世界似乎模糊不清，找不到方向。我的心脏仿佛被人用棍棒碾压，它受尽折磨，渐渐失去温度。我感到体内有个巨大的空洞在扩散，接着侯赛尼家族戒律中的那句话，父亲从我出生起就一直在对我讲的那句话，在我的空寂中响起：不要爱任何事物，除了文学。
我迈出一只脚，向父亲走去。他蜷缩在一块山石旁。我用手轻轻推他，感到手上有些疼痛。我告诉他，我们得把母亲的尸骸找出来，不能把她留在那里，任其腐烂。终于他转头看向我，他的眼睛变得晦暗，似两潭浊水，脸也凹陷下去。眼前的他，似乎面容已经融化，鼻子和脸颊分不清哪是哪，前额与下巴也仿佛融在了一起。我唯一能看清的是他浓密的黑色胡须。
我们花了一天一夜的工夫才把母亲的尸骸从废墟中弄出来。父亲跪坐在地，将母亲抱在怀里，轻轻摇晃着她，低声呜咽。我坐在他身后看着这一切。她的脸变得扁平而灰暗，全身都挂着尘土，几乎难以辨认身份。但只看了母亲一眼，我就无法移开视线。她的脸让我眼前的一切扭曲起来，世界裂成无数个碎片，在我的视线边缘晃动着，无论我如何努力拼接，它们就是拒绝合为一个整体。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屏住呼吸、意识模糊地将母亲葬在一棵椰枣树下。刨土的手指已经失去知觉。我们站在她的坟前大哭，然后向她挥手作别。曾经的我们也是这样向村庄里的石头，向街道两边的茉莉花丛，向玉兰和橘子林，向海边一排排疯长的桉树告别的。
我们骑上驴背，离开为母亲临时盖的简易墓地时，父亲抬起手，放在他那长而柔软的尼采式胡须上，捋着被茶水染黄的胡子尖，感叹道：“还不算太糟，至少她葬在了自己的家乡。没有比客死他乡更糟糕的事了。”
那时，五岁的我已经懂事，我暗自想：比客死他乡更糟糕的是骨肉疏离。我们离母亲越来越远，我感觉到那片空寂—深暗、陡峭的空寂—也在一点点扩大。但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有时候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余下的只有沉默。”[7]
我们继续上路。为了不引人怀疑，父亲设计了一条反常的路线，这一路上岔道众多，七弯八拐。我们奔波在死寂的夜晚，穿过黑暗中寂静的田野，越过被毒气、血腥味和死亡笼罩的地带，直至全身麻木，虚脱无力。有时候，父亲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身在哪里。他会张开发干的嘴唇，望着天空。他的胡须无力地挂在起皮的嘴唇上方，仿佛随时会掉下来。
每个早晨，炽烈的晨光像断头台一样悬到我们头顶。我们没有时间去哀悼，只能努力赶走心头涌起的任何情绪：恐慌、羞愧、害怕、绝望、惊讶。我们不知道除了这样，还能以何种方式坚持，以何种方式开启一天的征程。有时候，为了打起精神，父亲会说些话。他会用若有若无的声音说，渺小的人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我们苦命之人必须从为数不多的宝库里汲取力量，探测我们被灼烧的头脑和心灵的深处，只为找到在这个滥用暴力的世界中继续活下去的勇气。他会说，比暴力更糟糕的是那些眼看着他人被毁灭却无动于衷之人的冷漠。他鼓足精神，用尽量坚定的语气告诫我，我们的使命是反抗仇恨这个暴君，以及它所做出的选择—消灭他人。
经过另一座被摧毁的村庄时，我和父亲在废墟中翻找出六块残破的黑板，是村里的小学用过的。我们用旧绳子将它们两两绑在一起，悲伤地将木板顶在头上，把剩下的两块套在驴背上做了鞍。黑板就是我们的盾牌。在后来的旅途中，我们遭遇了又一个悲剧：我们的驴倒下了。可怜的驴耗尽了气力，它的耳朵已经无力指向那片了无神迹的天空。父亲竟一反常态地轻松下来，他站在驴的尸体旁，向它致敬。“永别了，亲爱的驽骍难得！”他说，仿佛我们的驴就是堂吉诃德曾经骑过的那匹驽马。他知道我多么喜欢那个哭丧着脸的骑士所经历的磨难。
于是，我和父亲拖着所剩无几的行李，徒步跋涉在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的低地和高原上。我们夜晚行进，白天找地方躲着。寒冬一天天逼近，我们冷得牙齿打战，疼痛感深入骨髓。没过多久，前方崎岖的土地就会被皑皑白雪覆盖。父亲不时会挖到一些土豆、甜菜和萝卜，我们就靠这些充饥。前方路途渺茫，似乎要走过万重曲径才能到达边境，这让我们陷入绝望。通向虚无的旅途让我们历尽折磨，瘦得只剩骨架，衣衫破烂，身上脏兮兮的，十分狼狈。偶尔几次，我们看到村民经过，他们缓缓地走到光线下，又重新回到了黑暗中，假装看不见我们，仿佛我们不存在。
一天上午，我和父亲蜷缩在一片树丛中间，谈到了母亲，父亲坚定地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头脑。她的头脑被宇宙的头脑吸走了。”我环顾四周。浓雾飘荡在大地上。整个世界看起来那么不真实，仿佛母亲的死和侯赛尼族人的死给它染上了别样的色彩。我暗自想，她无处不在，她感染了一切。这让我感到安慰。我将那雾气猛吸入胸腔，屏住呼吸。
无数个夜晚过去，我们继续走着。离边境越近，看到的尸体就越多—都是逃命途中被冻死的异端分子，萨达姆的受害者。我们在前线以北，他的部下一定是用直直的枪杆瞄准了任何有生命的活物。
父亲似乎是因了我的缘故，一天一天恢复了些精神。在一个格外阴森的夜晚，他停在一具头朝下脸贴着地的尸体旁，惋惜地说：“好在我们把你母亲安葬了。我们没有让她曝尸荒野，被这些无情的力量吞噬。孩子，你看看周围。你的高祖父沙姆斯·阿巴斯·侯赛尼会说：死亡将至。请借这个机会，训练你侯赛尼的鼻子。这是唯一能用死亡守护生命的方式。”
父亲说这话时，我想起了侯赛尼家族戒律的第二条：我们必须记住，历史的未竟之事会循环往复。我记得：唯一能走在死亡前面的方式是，训练出一双嗅觉敏锐的鼻子，赶在它报旧日之仇前，及时闻到过去的血腥味。
后来，我们又遇到了一堆尸体，我看着这些死者的脸，父亲把他们的衣衫褪下，套在我瘦小的身子上。雪在空中飘舞，地上的积雪发出鬼魅般的白光，很快就要吞噬掉躺着的那些死去的、被抛弃的人。我闻到了他们的味道，像粪便、醋和铁锈。历史的恶臭，死亡的浊气，像潮水般从南部边界涌来。有很多天，我的脑子里是血，眼睛里是血，我望向哪里，哪里就是血淋淋一片。
一周周过去，像一条永无尽头的道路。在这段寒冷至极的时日里，父亲把我扛在背上，就像扛着一袋重物。时间慢悠悠地流淌，让人紧张。正是在这遍地的腐尸中，在这个我们极力去避开的痛苦的冬天，父亲重新开始了我的文学课。拾起了旧日的习惯，让我们有了一种秩序感，仿佛被文字的大厦支撑着。每天，在我们结束一夜的奔波准备歇下前，他都会让我坐在泛白雪地里冒出的一处石堆上，告诉我：“生活要压垮我们，消磨掉我们的意志，逼迫我们停下来。”
古老的寒风怒吼着，冰凉刺骨，我就这样听着父亲的教诲。我闭上眼睛，把他的话一字一句吸入，吞进肚里，仿佛咽下的是食物。我感受到文学之网滋润着我，将我与这个怪异而黑暗的宇宙联结在一起。
父亲重复着侯赛尼家族戒律的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提醒我：“孩子，你必须追随世世代代天赋卓著的祖先的传统。这些伟大的思想烈士退隐到了文学的世界，以战胜死亡，战胜这世上的残忍和荒诞。”
他总是叫我“孩子”，而从不说“我的孩子”“我的好闺女”或“我的心肝宝贝”，因为他不相信占有。按照他的逻辑，我是一个容器，是我们这个不幸的血族里最后诞生的那个，生下来就是要接受并传播文学的信号，注定要用我们几代人对文学倾注的努力来感染这个世界。“记住，”黎明时分的课上，他在一堆结冰的山石前来回踱步，说，“文学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谎言与虚伪。它是唯一真实的记录。等我走了以后，你将是最后一个未来的抄写员。”
他若有所思地停下来，过了很长时间才熟练地说道：“跟着我念：记住！温习！传达！”周围一片死寂，我依然闭着眼睛，跟着父亲念。我已经准备好面对不幸的命运。
每堂课的最后，父亲会引导我睁开眼睛。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断了的粉笔，将记忆中的诗句抄写在他的黑板上。他不肯将黑板移动半点，怕有人从近处射中我们，所以写下的诗行都是歪歪斜斜的。他让我背诵给他听，这是个艰难的任务。没有人应该将诗句印刻于心，没有人必须读那些文字，但我做到了。
这些句子出自但丁、帕索里尼、詹姆斯·鲍德温、松尾芭蕉、W. E. B. 杜博伊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卡瓦拉·沙姆斯乌德-丁恩·穆罕默德·哈菲兹-伊·施拉兹（别名哈菲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夫。父亲的脑袋就像巴别塔里的藏书室，他每天抄写下的句子都不同。我把它们储藏起来，在接下来的流亡岁月中，靠吸取它们的精华来缓解饥饿。它们是治愈我伤痛的良药，抵御着从我的空寂中吹来、将边缘的峭壁也刮得生疼的劲风。我最早记住的句子是这句：如同沙漠里的骆驼，背着水囊，却让自己渴死。那句话就写在父亲的黑板上，陪我们走了几百公里。我们就是那些骆驼，只不过我们背上扛着的不是水，而是文学的重担。我们在合力对抗饥饿，对抗刺骨的寒冷，对抗我母亲突然离世带来的钻心之痛。
我们到达萨罕德山，站在一处峭壁上。这座火山耸立在伊朗西北边境上方，如一只昏睡的野兽。父亲看了看东边的德黑兰，南边的巴格达，最后看向西北部的凡城。那是我们漫长流亡的第一站，就在土耳其边境。此时，已到了冬末。
四周静得吓人，我们伫立在那里，观察着周围的土地。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再看到那片土地。父亲往地上啐了一口：“我唾弃你们，一群任人唯亲的父权主义者。”他的脸向来十分平和，而此时愤怒地鼓胀着，满脸通红，看起来像一池翻滚的血水。我从未见过他这样，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慌。风吹打着我那纸片般紧绷的心，像在敲打一面鼓。它敲敲打打，直到纸片上千疮百孔。我感到一阵阵愤怒从那些窟窿里升起，恐惧和轻蔑让我的耳朵发烫。
临近伊朗与土耳其边境的乌尔米耶湖时，父亲为我上了一堂文学课，这是我在备受摧残的祖国学的最后一堂课。乌尔米耶湖浅浅的咸水里挤满肿胀的水鸟尸体，都是被毒气毒死的。体型更大的红鹳死气沉沉地漂在水面上。父亲看了一眼这些死去的鸟儿，说道：“著名诗人阿布·曼苏尔·加特兰·阿尔-吉利·阿尔阿塞拜加尼曾说：逝者已被厄运和恶意拯救，而生者则被投进悲伤的深海。”我盯着前方，想着我母亲被压平的脸。我的心像信封一样折叠起来，但我什么也没说。
自那以后，时间偏离了轨道，时而慢下来，时而加速，毫无规律。我记起父亲在某个时刻脱下了一个死去的库尔德男人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告诉我他做好了双重打算，不能被人看出是逃难的伊朗人，以免被边境警察拦截。因为他忘了教我库尔德语，所以我得假装成一个快要瞎的聋哑人，而库尔德语流利的他可以假装成一个库尔德父亲，要带我去看这个世界上唯一有希望把我治好的医生—凡城里一名在柏林受过教育的库尔德眼科医生。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想出这个主意的，他脑子里的想法总是让我捉摸不透。
“库尔德人和我们一样，”他说，“是一群会对苦命的同胞伸出援手的不幸之人。他们会帮我们越过边境到达凡城。你会看到的。”
但我什么也没看到。他用一条从死人身上撕下来的黑布，在我眼前缠了一圈。我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我像一颗腌好的泡菜，浸泡在死亡的盐水中。
我只记得后来我和父亲紧紧依偎在一辆卡车后部的露天车厢里。发动机的隆隆声中隐约传来父亲的声音，但我什么也听不懂，只听懂了他热情洋溢喊出的那句—“库尔德斯坦就像广岛！”他的假同胞们也激动地喊道：“库尔德斯坦就像广岛！”他们热切地一同重复着，边鼓掌边感叹，还相互拍拍对方的肩膀。他们的笑声涌进我的耳朵里，就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我感到孤单，好像与父亲隔绝了，丑陋、可怜的我，像一本被遗忘在潮湿的水沟里，上面沾满污泥的手稿。
一到凡城，父亲就把我眼前的黑布条摘了下来。他握住我的手，用回归田园般的喜悦说：“我们成功越过了边境！”我看着凡城。这座城市坐落在湖的东岸，翡翠般的湖面周围重峦叠嶂，山上的白雪已经开始一片片融化。时值初春，空气中还有一丝寒意。我们挺过来了，成了逃过追捕和杀害的少数人，光是这一认知就能让我们与世界永远隔绝。我们被带到凡城城堡的边缘，在一片悬崖峭壁上俯瞰古城的残迹。昔日的屋舍尽数倒塌，只剩下满地的断壁残垣。
“看看这座古老的凡城，”父亲说，指着我们下方这片苍凉的土地，“就是在这里，亚美尼亚人受尽历史的磨难，在奥斯曼人的屠刀下几乎灭绝。这是人类史上第一宗大屠杀！”他喃喃自语，惋惜地捋着斑驳的胡子尖。
我往城堡的边缘欠了欠身。我的头仍然眩晕着，脑子里尽是无人地带里的腐尸味，还有母亲的死。我看着眼前破败的古城，它有个享誉世界的称号—“东方的明珠”。这是何等荒谬的谎言，古城的遗骸在冬日的太阳下像铜丝般闪着光。东方的明珠！让那些人尽情去自欺吧。我想起了沾满污泥的真理之珠：冷酷、丑陋，散发着刺鼻的恶臭。
上路前，父亲再次给我缠上黑色布条，我立马坠入更深的虚空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黑色布条让我的感官更加锐利了。没有了视力，我们周遭无边无际的黑暗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我闻到了历史余烬的永恒轮回；我听到空寂中漫长流亡的铃响，先是在土耳其，然后在西班牙，最后在“新世界”；死亡的白噪音响彻宇宙边缘—我母亲的死，我父亲未来的死，库尔德人、伊朗人、亚美尼亚人、伊拉克人的死。
有一天，我对自己说，我会从流亡的空寂中跳出来，把死亡的恶臭带走。毕竟，我是侯赛尼家族最年轻的一员，是这久远的血族里的最后一个，我有责任挖掘出我们已死去的集体历史—我们的真理。
[1] 原文为Autodidacts,Anarchists,Atheists。
[2] 20世纪初，卡扎尔王朝被迫颁布了伊朗史上首部宪法，设立选举议会。1911年，议会在外国势力压迫下解散，议员四处逃亡。
[3] 叶夫根尼·扎米亚京：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1884—1937），俄国小说家、剧作家和讽刺作家，曾加入过布尔什维克，代表作是反乌托邦小说《我们》。
[4] 礼萨·沙阿·巴列维（礼萨·汗，1878—1944），伊朗国王。1925年推翻卡扎尔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1941年退位，被驱逐出境。
[5] 穆罕默德·礼萨·沙阿·巴列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19—1980），伊朗末代国王。
[6] 直译为：“瞧，这个人”。
[7] 出自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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