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的青春记忆书，追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故事讲述一个普通70后经历的传奇商战，还牵扯到了更多的家庭伦理问题，是一部贴近真实生活的经典小说。海水、火焰、人间，分别代表留学、工作和家庭。本文描写了九十年代背景下的70后一代人。真实再现了70后一代在这一时期出国留学热、国有体制变革、国人价值观转型等社会大背景下发生的爱情和生活故事。
海水篇
——离开东京回国之后，与东京连在一起的感觉，总是凄凉，忧伤和伤感，繁华却冰冷，喧闹却孤独。回国一年多以后，晚上仍能幻听到信宿街头匆匆的脚步声。
一
二〇〇一年，夏。
东京成田机场。
飞机升起，日本的岛屿渐渐小了，化作了碧涛间漂浮的珍珠。飞机向西而去，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挂在东空的太阳在一点儿一点儿的下沉，时间好象在倒退。我正从东七时区飞往东八时区，现在是东京时间早上七点，但约四个小时后我到达北京时，不过是北京时间十点。我想到了旅行包中的那个骨灰盒，由于它上面的金属搭扣，在过海关时，还遇到一些小麻烦。当我拿出这个盒子向海关人员解释时，他露出厌恶的表情，不断的说：“好啦！你尽快拿走它。快一些。”
可是，骨灰的主人曾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她脸部柔和的线条，细长浓黑的眉毛，幽深的大眼睛总是闪着戏谑又稍带伤感的神色。白皙细腻的皮肤，高直的鼻子，使她显的恬静又倔强。
透过舷窗，我看到近处如纱的白云，往下是蔚蓝广阔的大海，映着灿烂的阳光，一艘白色的船在海上行驶，这是让人充满希望的景色。我感到一丝莫名的激动。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一九九七年的一天，也是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走在太原市府西街上，眼前也是让人充满希望的景色。下午的阳光带着鹅黄的色调，街道和大街两旁或高或矮的建筑物都被染上这种颜色。一辆大巴到站，一群人依次上车；自行车到处抢道，快车道上的几辆汽车被迫放缓速度。不时的有互相依偎着的情侣从我身旁经过，所有这些我熟悉的景物都让我感到一阵的激动。我尽力把它们都记在心里，就象要永远的离开不再回来。一对青年趾高气扬的从“东海”走出，男的故作潇洒的手一挥用手中的遥控钥匙打开几米外的一辆本田的车门，我在心里不屑的想：“你神气什么，我就要出国了，去日本！去开真正的原装本田、丰田、尼桑、五十铃。”
我这样想着，脸上露出非常得意的神情，这种神情可能与我身上三十元一件的夹克，皱皱巴巴的裤子太不相衬了，所以有人用奇怪的眼神看我。
回到家，我妈正忙着给我打点行李。
“别忙了，妈，还有几天呢。”我说。
“到时就来不及了，我还不知道你？”她说。
“我怎么了？”
“东西要事先放好，再多检查几次，到时才不会丢三落四。”
姐姐在厨房做饭，一股烧茄子味。“姐，放油多一些，不要太小气。每回放那么少的油，炒下的茄子一点都不香。”
“嫌我炒的菜难吃？等你去了日本，想吃都吃不着了。”姐姐说。
“护照在哪？”我妈问。
“在我走时要穿的裤口袋里。”
“我告过你别往那儿放，口袋那么浅，要放上衣内兜里。签证呢？”
“和护照在一块呢。”我不耐烦的说。
“你别和我这么说话，临走了还惹我生气。”
“我又不是头一次出门，这么大了还没有自理能力，还不如就呆家里算了。”
“你一出去我就不管你了，在家一天我就管你一天。你的护照呢？”
“我刚才不是告你在临走要穿的裤子里么？”
我进了我和弟弟合住的房间，他正在玩“仙剑奇侠传”。
“让我玩会儿。”我推他。
“急什么，我不跟你抢，让我先把这关存起来。”
我坐下调出三国游戏，问他：“你今天怎么不和我争了。”
“你去了日本，这电脑还不由着我玩，这两天先让着你。”
“别光玩电脑游戏，还要记着用功学习。”我一本正经。
“都上了大学了，还用什么功。你大学还不是玩过去的。”
“从你们这届开始国家就不包分配，择业要双向交流了，不比我当年。”
我沉浸在古代沙场的厮杀中，我选择的孙权把刘表赶的到处逃窜。
“还玩？不抓紧时间练练日语？”爸爸站在房间门口说。
“我那个学校是英语授课。我的日语水平在生活上足够用了。”
“那也要用功才行。日本是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国家之一，要立住脚一定不能松懈……”
我实在受不了他的长篇大论，努力不去听，专注的看着电脑显示屏。
晚上七点钟，我给几个关系一般的同学朋友打电话。他们都不知道我要去日本，我也不打算告诉他们，只是在电话里问问他们的近况，听着他们对生活的抱怨，心里窃喜。有些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对于我突如其来的电话保持着相当的警惕，生怕我有什么麻烦事有求于他们，甚至一个在高中处的不错的男同学用很生硬的语气说：“找我什么事？”
“没什么事，就是想找你聊聊。”
“噢。以后有时间咱们再聊吧。”
放下电话，我心里不平的想，我大专刚毕业那年他结婚，我还给他上了二百块钱礼金呢，才过了两年倒忘的一干二净。
二
开往东京的飞机从首都机场缓缓起飞。舷窗外的景物缓缓后移，当时给我的感觉好象是整个中国大陆都在后移。我就要告别这块土地了，但我对它没有丝毫的留恋感。去日本——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意味着拥有光明的前途和发财的机遇。我回想起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三个最亲密的朋友时，他们脸上嫉妒的表情。
飞机在成田机场降落，下了飞机立刻感受到这个距北京直线距离和广州差不多地方的异国氛围。机场的广播里和周围的人说的是日语和英语，到处晃动着日本人特有的脸型，高颧骨、直鼻、单眼皮、丰满的嘴唇。
有两个人接站。一个是系里的秘书，叫佐藤达郎，三十多岁，穿戴很简洁，一直面带着让人猜不透的微笑。另一个是二年级中国留学生，叫方成，很瘦但面色很好，圆脸戴一个黑框眼镜，虽然是双眼皮仍然很象是八十年代影视剧中的日本人。
我们来到成田机场换乘地铁处。初来日本，我想看看这里的景色。但是当我提议由我出钱打车去学校时，他们都笑了。“从机场去学校，打车差不多需要50〇美元，你还是省省吧。”
比起打车来，东京的地铁是相当便宜的，但三个人也花了约相当于人民币70〇元钱。比当时太原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还要多，东京果然是世界上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此后，我再也不敢轻易许诺请客了。
先到区政府进行登记，又在北方大学学生处办完入学手续后，我被安排到了学生宿舍。第二天方成说正好有一个中国学生的聚会，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没等我回答，又劝我说应该去认识一些中国朋友，这对以后在日本有帮助。
聚会在距学校不远的一个小酒吧里。刚进去的时候，还未能看清人们的模样，已经听到嘈杂的人声，音乐声反而很轻夹在人声中若有若无。他们说话用的语言各异，英语、日语、汉语都有，象是很多国家的人在开国际Party。方成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们都很友好的和我打招呼，这时我才看清都是亲切的中国人面孔。没有人跳舞，也没别的节目，大家就是坐在一起聊天喝酒吃东西。方成和一个很漂亮穿洋装的女孩坐到一起嘻笑着。我在吧台上要了一杯饮料。
又一个人走进酒吧。她在门前站了一会儿，门开着背景很亮，只能看到她的剪影。她的身材很好，大概有一米六六上下，肩膀平直，腰肢纤细，双腿挺直修长。当她走进来，在灯光照射下我看清了她的面容，觉的她面熟，她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没有想到我是新来的成员，礼貌性的对我淡淡笑了一下：“你好。”
我相信我以前肯定见过她的，使劲在脑海里搜寻相关的记忆。
见我没有吭声，她转身准备走开。一个男子主动把我介绍给她：“他是昨天刚从大陆来咱们学校的。”
她回过身子打量了我一番，从我的脚看到脸，才问：“家是哪的？”
“太原。”
她绷紧的脸舒展开来，“你家住哪？在哪儿上的学？”
三
我终于想起来了。她是我小时的邻居，比我大两岁，住在简易楼二层，我家住一层。那时她的父母总是吵架，有时还真刀真枪的打起来。每一回她都悄悄的躲出去，坐在大院门口的马路牙子上，估计他们吵完了才回去。她也不跟其他的小女孩玩，性格有些孤僻。有一回下午，她父母又吵起来，继而发生撕打。楼内的热心邻居进去劝架，我们十几个从四岁到十几岁的男孩瞪着眼睛扒在门口看热闹。她的妈妈突然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手术刀向她爸爸冲去。一个五大三粗好心劝架的汉子被划伤了胳膊。她爸爸眉毛被削去一块，伤口一直延伸到他的鬓角。半个脸都是红的，血汩汩的流。她爸爸用她的一块红领巾裹在头上骑自行车去了医院。那是我头一次见手术刀。以前我以为给人开膛破肚的刀子应该是象日本武士剖腹用的东洋刀，稍微小一号拿起来很顺手。没想到手术刀是那么的小巧，象一把去了毛的牙刷，却又锋利无比，就象她的小个子妈妈。她妈是护士。那天晚上，她一夜未归。第二天早上我还听到找了她一夜的她的妈妈问邻居她回来了没有。
后来她考上了外国语学校，那是一所重点中学。她的父母还是经常吵，那年秋天她家搬走了。过了两年，我也进了外国语学校，刚开学的头一个月，有一天我刚被老师表扬了，放了学得意洋洋的昂着头走路，被绊了一跤，摔的满脸是泥，裤子也破了。我又咧着嘴愁眉苦脸的走。然后听到有人叫我，我回头见是她推着自行车。她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但我还是认出了她。她的容貌俏丽秀美，个子比以前高了许多，身材已经有了少女的曲线，我注意到她的胸部鼓鼓的，然后很不好意思的垂下了眼光。
“摔跤了？”
我不想承认，但又不能无视现实撒谎。
“能走吗？用不用我带你。”
我嘴上强说不要紧，但又装出十分痛楚的样子，嘴里吸着气。
“上来吧。”她微笑着说。
我坐到她的车子后架上，闻到她身上雪花膏的味道，心情激动。一路上我一直用眼角的余光瞟着她有弹性的腰。我问她在哪个班，她说她上高一，日语二班。我说我学的是英语。她就笑着说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没过几天我妈想办法把我转到了五中，据说是太原市最好的重点学校，我就再没见过她。但是那天她的样子却深深的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眼前的她是披到肩胛柔顺的头发，前面有两绺长发染成了金黄色。脸部的线条柔和，眉毛精心修过长而媚，幽深的大眼睛闪着玩世不恭又稍带伤感的神色。皮肤白皙细腻，高直的鼻子，使她显得恬静又倔强。和我记忆中的她气质不太一样。
“你是楠慧？”我问。
“你是——？”
“我叫辛强。小时候和你住一个院的。”
她记起我来，显的很高兴坐到我旁边要了一杯酒，“你还住那儿吗？”
“早搬家了，搬到了桃园路。”
“你在哪个科？”
“文学部大众传播系新闻讲座。”
“你二十几了？”
“二十三。”
“怎么才上本科？在国内没有上吗？我记得你学习不错。”
“到高中学习就不行了。我上的是一所重点大学的大专，分也不低。”
“大专也有办法在日本上研究生的。”
“只要能来日本就行。没想那么多。你应该是研究生了吧？”
“是的，我在经济学研究科。”
“你常来这里么？”
“不，一个月也来不了一次。今天能碰到你真是有幸呀。”
“就是。以后还要请你多多关照。”
“不用这么客气，以后有事需要帮忙尽管找我。”
“为什么这儿有些人不说汉语。”
“说日语的人已经在日本呆了三四年了，被同化了。”她轻蔑的说，“说英语的是刚来的接受英语授课的新生，日本的英语环境不太好，他们用这个机会练习口语。”
我不太相信她的解释。
“你怎么一口的京韵？”我奇怪的问。
“我在北京呆了五年。上大学四年工作一年。北京话挺有意思，就学着说，没想就说惯了。”
我问她是哪所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在北京有关系的人都在那儿找到了接收单位。我的父母根本就顾不上我，……能供我上大学就不错了。我被分回了太原，但我没有去那个单位留在了北京。”
“到现在，我连那个单位的门在哪儿都不知道。”她笑，“那时我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工作，是让人羡慕的白领。但工作枯燥极了，业余时间也不多，经常加班。每天过的都一样，说重复的话做重复的事，不用想也知道明天干什么，后天干什么，大后天干什么。和电视上的白领丽人根本不是一回事，电视剧都是骗人的，都他妈是骗人的。”她又要了一杯酒，“你呢？来东京真是为了深造还是捡金子来了？”
“捡金子来了。”我老老实实回答。
“其实，东京的钱很难挣呀。”她叹口气。
“太原的钱也不好挣。”我带着愤世嫉俗的表情，“我分配到一家国营企业后，他们让我站了一年柜台，一年后我连个柜台组长都没混上，每个月拿四百多块钱。我不是蠢货，好歹也是武汉大学毕业的。所以我停薪留职，另找工作。我学的是会计，但我讨厌它。我还有个强项是英语，但跑了好几家外语培训学校，他们最多只能给我五百块月薪。后来，在社会上混了一年没什么起色，就发挥我的语言特长学了日语考到北方大学了。”
她盯着我手中的饮料稍偏着头静静的听。她的手机响了，她看了看号码，抬头跟我说，“跟你谈话挺有意思。改天再聊吧。”
她走后，方成问我：“你和她好象很熟啊？以前认识？”
“不，她是我的老乡，也是太原的。”我没说实话。
“她这个人很‘个’，和我们都说不到一块。”
“怎么个‘个’法。”
“以后你就知道了。”
四
我在酒吧里认识了蔡朔和乐伟。蔡朔是大本四级学生，比我还小一岁，乐伟是研究生二年级。他们和方成很热情，经常邀我一块儿去吃饭。虽然是AA制，我也很感激，觉的在异国还是不孤单的。他们三个住在校外自己租住的房子里，这样比较省钱。可能是他们住的地方比较小，常在我的房间里聚会。同住的韩国学生告诉我，象我们这样每天四个人在这里洗澡，水费他不应该和我平摊的。方成告诉我下个星期和他同住的舍友要搬出去，我可以和他同住。
“可以省不少钱呢！在日本找房子可不是很容易呀。当初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那里的。就是洗澡不方便，需要用楼下的投币洗澡间。”
房子月租只三万日元，我和他每人分担一半，的确是相当的便宜。我答应过两天去看看。但他催的很紧，我猜是他的舍友已经搬走了，他急着想找人和他分摊房费，就答应第二天去看房。
房子距学校不算很远，骑自行车上学很方便。房屋是木质结构，三层。走廊采光不太好，灰蒙蒙的，皮鞋踩在楼梯上发出哐哐的声音。房间只有一间，十几平米，铺着榻榻米，鞋脱在过道。我头一次真正接触到日本的榻榻米，有很新奇的感觉。天花板很低，我一米七八的个子伸手很容易就够到天花板。隔音也不好，可以听得见隔壁自然的说话声。是一对青年男女用很重的东京口音说话。方成说这里住的大多是学生，日本学生也有。乐伟和蔡朔合住在斜对面的房间。屋内陈设简单，有一个小冰箱，一台微波炉，一台25寸电视机，两个红色衣柜。还有一个壁橱。
方成看我若有所思的样子，不放心的说：“条件不是太好，但是很便宜，而且方便干净。”
我说我很满意，并愿意尽快搬过来。
五
我走着回去。天近黄昏，夕阳掩映在高楼之后，西面低一些的地方是层层的暖色，再往上的天空是壮丽的半天的红，而下面所有的东西都被抹上柔柔的橙黄。路上行驶着一辆辆小巧的日产汽车，碾过路面发出沙沙的声音，车窗反射着阳光。旁边有一个小广场，几个小孩在打棒球。我看到楠慧从广场那边走来。
我迎上去打招呼。
“真巧啊。”她说。
“是啊。你从哪里来？”
“我，”她犹豫了一下，“我去会一个朋友。你呢？”
“我刚看了一间房子，准备搬出去和方成同住。”
“很好啊，可以省不少钱。可以陪我走一会儿吗？”
我求之不得，“去哪里？”
“顺着路随便走走。”
两个人并肩走着。
她问：“和家里人联系了么？”
“打过好多次电话了。也写了信。”
“是用E—MAIL吗？”
“我家的电脑没有上网，在太原上网还不太普及。”
“我毕业之后就再没回过太原。”
“你爸妈不担心么？”
“他们早就离婚了，都有各自的家。我爸那边是四口人，有一个对方带过来的女孩，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我妈那边是三口，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
她笑起来，“有意思吧。一下子有了两个弟弟，但我没见过他们。我爸妈离婚是在秋天，我上大二。我知道这个消息后有一种解脱的感觉。我是不是很坏？盼着他们离婚。暑假我不回去，寒假时就在他们家各住五天，熬过了春节就回学校。我和他们没什么感情，他们也给我吃和穿，也付我学费，但和养猫狗一样。从来没有关心过我，把精力都投入到相互争吵中，到现在我也弄不清他们为什么吵。”
“你去日本和他们商量了么？”
“我问了他们。他们都支持，我问他们要了留学的费用。我妈给了我一万，我爸的单位不景气，放了长假，他给了我三千。加上我工作后攒的一些钱，勉强够用。初来这里时主要靠打工维持学费和生活。”
“当时我还是有些感激他们的，没有这笔钱我是来不了日本的。但来日本三个月后，我妈就来信让我还钱，说了她家里的一堆困难。当时我实在拿不出钱来，一个日本朋友借给了我。又过了三个月我爸也来信要钱，不仅仅是要回三千。他听说在日本打工一个小时最少也挣10〇〇日元，相当于他三四天的工资，我寄回去50〇〇〇日元。不久，我妈妈又来信了，还是要钱……”她的眼睛湿润了。
“你恨他们？”
“谈不上。我还有一点儿同情我爸。一家四口，他和阿姨都没有稳定的工作。他们来信都提到他们为我自豪，到处夸说他们有一个能挣日元的女儿。贫穷，在日本被认作是不幸，而在中国被看作是耻辱。”
她不再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们默默的走了一会儿。天已经黑了，天空墨蓝。远处是灿烂的灯火。
“见过富士山吗？”
“没有。”
“只要天气晴好，在东京就能看到富士山的影子。”
“我没注意。”
“和你谈话后舒服多了。”
“你有什么心事？”
“没有。”她语气低沉的否定，“你最好能买个移动电话，咱们联系就方便多了。”她告诉我她的手机号。“希望以后能多见面。”
“用移动电话要花很多钱吧？”
“你可以申请PHS电话，月租费很便宜，在日本移动电话都是单向收费，不会花很多钱。”
分手时她又说：“你可以去秋叶原买，那里卖电器很有名的。”
六
我算是明白方成的舍友搬走的原因了。上半夜是隔壁日本人pet and makelove的声音，下半夜是蚊子的袭扰，一共叮了我十六个包。方成睡的很熟，大概他已经习惯了。第二天早上，我问他这里是不是蚊子很多，他说以前有，但昨夜没感觉到。果然，他身上一个蚊子叮的包都没有。看来，蚊子很爱吸我的血。
当夜，我看到蔡朔和乐伟将一个写字台搬进他们房间。写字台有五斗一柜，很实用，看样子是二手货。
“不是买的，是捡的。”蔡朔说。
方成告诉我，在日本，电器、家俱等东西是不能随便扔掉的，要由资源再生商店负责回收，实在不能回收的要由环保单位处理。尽管许多人把这些东西放在门前，但绝不允许个人去捡拾，一旦被发现要课以罚款。
“最好不要再去冒险，被抓住要很麻烦的。”
“为了省钱，没办法。”
方成给我介绍了一个洗衣店的工作。每六、日作工，每日早八点到晚八点要干十二个小时，每小时120〇日元。店主是一对朝鲜老夫妇。两人都很和善，也很勤快。试用一天后，我正式上工。我干活卖力，对清洗、脱水、烘干、整烫、包装、送返这一套学的很快，两人很满意。
有一个日本女孩经常来这里送洗衣服，身材清瘦，瓜子脸微尖的下巴，长相一般但眼睛很有神。店主咸老板向我介绍她以前曾在这里打工，和我是一个专业比我高一届。
“初次见面。我叫田中由子。”
“初次见面。我是辛强。”
“为什么每次都亲自来拿衣服？店里是可以送上门的。”我问。
“我知道。只是每回放学都路过这里。少送一个地方可以减少一点儿你们的麻烦。”
看的出老夫妇很喜欢她，经常在我面前夸奖她如何能干。她也偶尔来帮忙。她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经常向我请教秦汉史和唐史。日本人对中华史是很关注的，据说日本人司马辽大郎著的《刘备与项羽》创下230万册的高销量。但大陆人则对日本史知之甚少，西施、貂蝉早已是日本人对美女的代称，但大陆人绝少有人知道小野小町和衣通姬是日本公认的古代美女。她津津有味的给我讲古坟时代的“大化改新”，奈良时代的《万叶集》，平安时代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我并不是很有兴趣，但我能装出很认真听的样子，这使她很高兴。可能在日本真正喜欢本土历史的人也不多，所以她缺乏这方面交流的朋友。一个多月后她提出要我教她中文，她也可以帮助我提高日语水平。我委婉的拒绝了。
楠慧问我买了手机没有。我说一直找不到人带我去。她说她可以和我一块儿去。有美女陪着逛街，我欣然答应。
七
这天上午正好没课。早上8点半，我们碰面出发。她穿的很简单，运动鞋，七分牛仔裤，无袖紧身的红T恤。我们先坐电车，但正是上班时间，人很多，车站工作人员用麦克风一遍一遍的喊，“危险，请不要拥挤。危险，请不要拥挤。”我想起80年代在太原挤电车的情形。
秋叶原街道狭窄，楼群高大，街两旁是一家挨一家林立的店铺。到处是色彩缤纷的广告牌，还有打扮新奇促销少女。行人多的摩肩擦踵，满耳是人声乐声，混乱嘈杂。在这里许多商店都有人能用熟练的英语或汉语向顾客推销商品。楠慧耐心的替我挑选，最后选中了一款深蓝色的手机，很漂亮。“这个很适合你，挺配你的肤色。”她说。
我担心的是价钱。但手机相当便宜，只需要几千日元。对在日本工作的人来说，和白送差不多。这个价钱放在当时的太原，也是便宜的惊人，但日本的通讯制式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即使带了裸机回国，也不能入网。
楠慧身手敏捷的抢付了款，我坚决不接受。
“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行？我不能花你的钱。你陪我来就很感谢了。”
“你刚来日本，没什么钱，不要客气。”
“不是客气。太没面子了。”我受了委屈似的喃喃的说。
“那你今天就请我吃饭吧。”
“要捡高档的饭店。”
“那倒无所谓，不过得要我爱吃的。”
她所爱吃的不过是鳗鱼盒饭，我点了一份炸虾定食，一共花了不到30〇〇日元。
回去的时候，我又对她说了几次不好意思之类的话。她生气了，皱着眉瞪着眼：“你这人真烦，磨磨叽叽象个老太婆。我真后悔和你出来。你走吧，想还钱给我打电话。”
她头也不回的走了。留下我一脸尴尬相。
晚上，方成说他看见我和楠慧在一块儿吃饭了。我告诉他我们去秋叶原买了手机。虽然后来不欢而散，但说起和她逛街，我心里还是甜丝丝的。
“这个女孩可不简单呀。在北方大学都是很有名的。”方成告诉我。
“为什么？”
“她只和有钱人打交道，对我们这些穷学生，表面上给个笑脸，心里傲着呢。听说她现在和一个姓佐久间的有钱学生在一块儿。”
“不至于吧。”
“她现在独住着一套大房子，穿的都是名牌，经常去银座、六本木购物。她不过是看在同乡的份上，给你一些施舍罢了。这个手机是她给你出的钱吧。”
我没有承认，听的出来，方成对她很讨厌。在日本，去银座购物是很有身份的，她如果经常去那里买东西，肯定很有钱。
她在我的印象中变的模糊而复杂起来。
八
我好几天没和她联系，一种自卑的感觉一直在我心中缭绕。直到她给我打过来电话。
“能陪陪我么？我现在很无聊。”
我对她已经有了隐隐无形的抵御心理，但她的声音仍象磁石般吸引我爽快的答应。
她仍旧穿着简单，浅蓝底竹纹吊带连衣裙，厚底凉鞋。我注意看她的衣服是不是名牌。
“你找什么？”她奇怪的问。
“没有。你不是有男朋友吗？为什么不找他陪你？”
“早分手了。”
“为甚？”我顿觉全身轻松。
她被我偶尔带出的太原方言逗的直笑，“别提这儿事行吗？”
“你来东京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好好玩过吧？”她问。
“东京消费太贵，哪儿敢随便出去，动一动就是几百上千人民币。”
“今天我请客好好玩一玩，不会伤你面子吧，弟弟。”
她这么称呼我，我心里很不服气。
我们先去了迪士尼乐园，在世界市场照相，到未来世界旅游，去西部乐园探险。
然后，又去了东京塔、观音寺、太阳城，晚上我们来到新宿的黄金街一家歌舞厅。
音乐强劲，我听着很难受。光线也暗，只有舞池里灯光闪烁。“你常来这里么？”我问。
“嗯，还认识这里的几个人呢。”
一个很英俊的日本男孩走过来，向我们打招呼。
“这是我弟弟。”她笑着介绍我。但没有给我介绍他。
他朝我笑了笑，邀请她跳舞。她一再推托。
他又请她喝酒，她跟他走向吧台。
我坐在椅子上注视着他们。吧台那边灯光很亮，我看到他们俩嘴唇翕动，他越来越激动，表情丰富。她只是摇着头，时而不耐烦的把头偏向一边。过了一会儿，她走回来。
“他是谁？”
“刚分手的那个男朋友，他还想和我和好。”
“他就是佐久间？那个日本学生？一定很有钱吧？”我说出来就后悔了。
“你怎么知道？你对别人的隐私都这么感兴趣？”她真生气了，横眉立目，嘴抿着脸通红。
“你还知道什么？都说出来让我听听。”
“就这么多，真的。”
“不会吧，就只告给你这么点事？可能是你来的时间短，他们还没来的及说。也许明天你就会得知我是个为钱而找男友的女人，已经和十多个人上过床，或者是二十多个，反正由他们说。我只能承认我有过三个亲密的男友，佐久间是其中的一个。那些看不起我的人也不只有过一个两个性伴侣，可为什么却非要和我过不去？就因为我交的是日本男人，是有钱人。嫉妒我有钱了，我可能要长期留在日本了。而他们还是穷光蛋，毕了业找不到工作就得滚回家去。其实，结婚不就是为了对方的相貌，金钱，地位？看对方能否为自己带来实惠，为自己带来虚荣，为自己嘘寒问暖，为自己鞍前马后。谁也逃不脱势利，无论男女。尤其对女人而言，女为悦已者容，爱情的意义就只两个字，‘悦已’。”
“静下心来，努力学习，将来找一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也未尝不可。”
“成功的留学生有几个？东京还有许多东京大学、东北大学、京都大学的毕业学生正在为生存而奔波。而且，已经晚了，我就象张爱玲笔下《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陷入糜奢浮华的圈子里，‘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去，只怕回不去了。’”
“那么谁是拉你下水的梁太太呢？”
她轻轻的笑了。
“那你也会象薇龙那样嫁一个浪荡公子乔琪，再勾一个精明商人司徒协？”
她的笑容又僵了，嘴角搭下来，上牙咬着下唇，两行泪流下来。
九
立秋的时候，我打工的洗衣店店主夫妇要去乡下养老，他们把店盘给了一家日本人。新店主的家庭人口多，不雇佣工人，我又在一家日本料理店找到工作。每天下午六点做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工资80〇日元，工资很低，但这么快就又能找到工作也算是很幸运的。每天回到家洗涮完就一点多了，幸好我对隔壁那对日本青年pet的声音已经习惯了，而且自从我到了料理店后日本蚊子对我身上的味道没有了兴趣，把袭击目标转移到方成身上，所以我的睡眠还不错。
料理店老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圆脸日本人，一脸的油光，小眼睛大嘴，说话粗声大气，又凶横又精明。第一天我就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除了蠢货、笨蛋、混蛋之外许多词我都听不懂，大多时候我是看他的脸色听他的语气猜到他是在骂我，我后来向日本同学打听这些词才知道意思。
但他还是同意我留下来，我也忍下来，找一个工作毕竟不是太容易。
楠慧约我出来，表情很兴奋。她告诉我她喜欢上了一个日本男人。
她又搞上了一个有钱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她欢快幸福的语气让我感觉非常的奇怪。
“又是哪个日本学生，长的如何？”
“他当然handsome，不是学生，他今年四十二岁。我们认识有两个多月了。”
“比你大十六岁！你还上幼儿园时，他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
“他人很好，很关心我，也很有本事，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他一定很有钱吧。”我尽量语气平缓不使她听出暗讽的口气。
“他是一家电器公司的社长，这一点不能不算理由，但不是主要的理由。”
“好吧，你和他谈谈也行。”我敷衍着。
“我是认真的。”
“你不是想和他结婚吧？”我怀疑的问。
“这个还没考虑。”
“他是鳏夫，还是离异？带几个孩子？”我象个饱有经验的过来人。
“他有妻子。还有两个上高中的孩子。”
“那你就是第三者了？破坏他人的婚姻家庭。”我惊讶极了。
“我和他的感情是真挚的。在日本许多家庭是没有感情支持的，只是凭着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勉强维持着。许多已婚男人回到家就只有三句话，‘我回来了’，‘我吃饭了’，‘我睡觉了’。家庭生活平淡沉闷，妻子只关心丈夫的收入是否如期交回，丈夫也只要求妻子照顾好孩子就行了。现在许多日本男人周一至周五根本就不回家，只是在星期六日才回家尽义务。他也一样。他说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有着强烈的爱的感觉。”
我嘟囔着说：“他总不能一边和你幽会一边告诉你他很爱他的妻子吧。”不过现在日本的一些家庭的确存在着她所说的现象，日本的各类媒体经常讨论这类问题，大多人对此类男人持同情态度。但也使得许多男人越轨有了堂皇的理由，甚至有些男人出入风月场所也会找这样的借口。
“你没有见过他，不了解他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你们不会有结果的。”
“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她生气的说。
“难道让我祝你们幸福？你和他才认识两个月，你知道他是不是骗子？”
她没再说话，气鼓鼓的，转身就走。
“我是为你好——，这世上除了你弟弟我，谁还这么关心你。”我对着她的背影说。说完鼻子却酸酸的，我方才强摁着的醋坛子终于翻倒了。我看着她走路时袅袅的姿态，胸中积聚着郁闷。
我在店老板的咒骂声中干着活，心里充满了仇恨。收拾桌子时我透过窗子看到田中由子向店里走来。我不愿意让她看到我被店老板恶毒的辱骂，躲进了厨房，但活是躲不掉的，老板又在外面用不堪入耳的语言催我。我硬着头皮走出来，听到田中由子对老板说：“爸爸，我回来了。”
当时我竟呆住了，她向我笑了笑并没有说话。她爸爸换了一种口气不停的埋怨着她，说她好久也不回家，家里的什么事也不管，什么心也不操。她答应着：“知道啦，知道啦。”走到楼上，过了一会儿换了一身衣服下来，走进厨房帮忙。一晚上我们没说什么话，就好象从不认识。
下班了，我走进沉沉的夜色。刚刚拐过一个弯，她从后面追上来，“请等一下。”
“什么事？”
“真对不起，我的父亲就是这样子，脾气很大，为人刻薄。我也因为和他处不来，所以自己在外面租了房子住。”
“嗯。”我不好对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说些什么。
“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有一家中华料理店老板为人很不错的，要不要我介绍你去。”
同学间互相介绍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我也很想离开这家料理店就很爽快的答应了：“非常感谢，给您添麻烦了。”
“请不要客气。我们已经很熟了。三天以后我带你去。”
十
这家中华料理店离学校有一段距离。店主是个日本中年妇女，说话和气，待我很好。工资是每小时90〇日元。工作一个星期后，我从她那里得知，田中由子之前就在这里打工，她辞职后立刻介绍我过来。
听说她把工作让给我，我非常感激，这种感激之情是发自肺腑的。我打给她电话，问她是否能和我互相交流一下日语和汉语。她同意了。
之后，我的大部分时间就被安排的满满的——上课、打工、应付考试、和由子在一起。由于自卑、自尊、嫉妒、忿恨等种种交织在一起的心情，我一直没有主动和楠慧联系。楠慧也再没有给我打电话。
日子不觉就平平淡淡的到了第二年五月。这期间如果说有什么大事的话就是蔡朔毕业找工作。留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不能再在日本呆下去，或者说只能以非法居留者的身份呆在日本。日本各企业对招工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中国人并不会受到歧视。在正规一些的企业，应聘者即使未被录用也会收到“未录取通知单”。相反，在太原招聘的人常以一种施予姿态对待应聘者，而应聘者也早已习惯了接受这份嗟来之食。最近，一些在中国的外企也染上了这种傲慢的习气。蔡朔总算还不错，在一家小公司暂时有了安身之处。
五月的一个下雨天，我突然接到楠慧的电话。电话里能听的出来她声音悲切。她约我在一个地铁站见面。出门太过于着急，我竟忘了带雨伞。幸而雨不太大，雨丝如针缓缓飘落。我没有回去拿伞，快走到地铁入口时雨停了。但天还是阴着，天色象太阳未出的清晨，铅灰色的云发着淡淡的光。走到地铁站看到被行人丢弃的各种颜色的简易雨伞，我挑了一把拿在手中，以备回去的时候再下雨。
当我抬起头时，我看到楠慧已经站在了我的面前。悄无声息，脸色苍白，让我吃了一惊。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她没有回答扑在我身上痛哭，我又吃了一惊。头一次和女孩有如此亲密的接触我当然舍不得把她推开。她趴在我肩头哭了好一阵子，眼泪滴在我的脖子上，流下去浸湿了我的背心，凉飕飕的。
“他把我甩了。”她哽咽着。
“谁甩你了？”
“味泽一隆。”
“谁是味泽一隆。”我明白过来了，“就是你跟我提过的那个四十多岁的社长？”
“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他，他却那么绝情。”
“你真的爱他？”
“我对他那么好。常常旷了课，就为陪他；有一次他病在了长野，我专门赶去照顾他，可他的妻子却只是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
“可能她的妻子比你更信任大夫。算了，他毕竟是有家室的人，你们不可能有结果的，我早说过。”
“可我已经有了他的孩子，已经四个月了。”她大声说。
她把我吓着了。懵怔了一会儿，我决定先把她送回家。
十一
她的家是两室一厅。在东京，一个中国学生能住这样的房子，可以说够奢侈的。家俱陈设倒是简单大方，和她一贯的穿着相符。在她家我看到了久违的床。
“我已经把孩子打掉了。和你见面时就是刚从医院回来。我一个人去的医院。做引产手术竟然还要排队。那些女孩子都有人陪伴，只有我一个人孤孤单单。轮到我时，我很害怕，但没有人抚慰我，我流着泪走进去。看到手术床时，我想我要是死在上面也没有什么。大夫问了我一些问题，做了检查。然后我躺在床上，伸开双腿，护士向我的下部注射了一针，他们说这是一剂毒针，胎儿不久就会中毒死去。我对不住我的孩子，……
“胎儿不是意外的结果。我是故意要怀上的，每回我都告诉味泽我吃过药了不需要再用别的避孕工具。清宫时我痛极了，不仅是腹部我的心也在痛。我告诉他我怀孕后，他就提出和我断绝交往。他要我打掉孩子，并说要给我一大笔钱。”
“你收了他的钱？”
“我拒绝了。我本想把他给我的支票撕碎，但他没有给我机会。他收回支票本说，我若在经济上有困难随时都可以找他。昨天他给我的帐户上打进一百万日元。这些钱支付了引产医药费后就剩不下多少了。
“我和他以前相处是那么的快乐。我们在目黑川散步，看着夕阳把河流染成了一条绵长的紫色带子。他对我是那么的温存，我的举手投足都吸引着他的目光。”
她的话语使我嫉妒悲伤，我的心默默的流泪还要故作平静安慰她。
三个小时后她睡着了。她苍白的脸色有了浅浅红晕，胸脯微微起伏着。我看了她很长时间，然后吻了她。她的嘴唇柔软，潮湿，温暖。
三天后，她给我打来电话。
“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
“不知道，我已经退了房，现在一家旅馆住着。过几天我要办退学手续。”
“你傻了？明年你就毕业了。”
“这些对我都不重要了。”
“我们能不能见面谈谈？”
“没有必要。不要找我，答应我。我知道你喜欢我，谢谢，谢谢你喜欢我。忘了我吧。我走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听说过她的消息。谁也不知道她的下落。
十二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是中秋节。日本人把这个节日叫做赏月节。对于身处异乡的留学生，这个节日更有特殊的意义。我和方成等一帮中国同学又在小酒吧聚会。大家玩的很开心，绝大多数人对未来还有着美好的憧憬。我们暂时忘记了一些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的校友刚刚暗然伤神的离开日本，还有一些人拿着过期的签证打黑工这一类不愉快的事。欢乐的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人，音乐喧嚣，有人跳舞，有人高歌。玩到半夜大家都累了，但并不愿散去，坐下来喝酒吃东西。有人提议每人讲一个思乡的故事，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附和。
方成先讲了一个。这个故事我好象在《读者》杂志上读到过。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一个身处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在过春节时要给家里打电话拜年。他找到一个公话亭，已经有一个中国女孩站在那里。他和她互相谦让，让对方先打，最后他推脱不过，只好先打了。给远在中国的父母拜了年，报了平安后，他向她道了谢，准备走时发现她并没有拿起话机拨号。他以为她是没有硬币提出他可以帮她。但她说她实际上并不准备打电话，因为她家还没有通上电话。她站在这里就是想听一听中国留学生给家里电话拜年的声音，舒解一下自己的思乡之情。他被感动了，提出让她给他家中打电话，听一听中国的乡音。他先打过去向父母说明了情况，当她对着话机说出“爸爸妈妈过年好”时，话机那面他的父母和这边的他俩都哭了。
酒吧里欢乐的气氛沉寂了，所有的人都在静静的听。一个研究生讲了第二个故事。他说这是他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今年正月，”他说的是元旦。日本人是有过春节习惯的，但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有一些传统的阴历节日被挪到了阳历来过，包括春节和端午节，元旦这一天就被称做正月，并和中国的春节一样日本全国是要放一个星期假的。“我同舍的朋友都出去旅游了，好几天没有回来。我突然感到十分的孤寂。那天刚刚下了一场雪，天空特别的清亮，寒风从窗子里吹进来，泌进肺里。外面是除雪车的轰鸣，套了防滑链的汽车驶过喀啦啦的声音，还有孩子们打雪仗快乐的叫声。这些声音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更让我觉的心情压抑。我走出去想散散心，竟走到了一家‘约会俱乐部’。”
有几个男孩低低的笑。所谓“约会俱乐部”就是色情场所，在日本色情服务是合法的，在杂志上报纸上都能看到相关的“风俗业”广告，甚至在地铁车站口和大型商场门口都有漂亮的女孩散发这类宣传品。
“那是一间不大的屋子，我隔着窗子看到一个女孩穿着长统靴，呢制的三色大方格子印花one—piece dress，很简洁也很漂亮，她静坐在那里看一本杂志，和她旁边穿着性感摆出撩人姿势的女孩大不一样。我立刻就选中了她，生怕有人先我一步把她带走。我和她走出来时，我终于认出她就是咱们学校以前的某个研究科的研究生，不久前退学了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并没有认出我来，事实我们以前根本就不认识，不过她在学校比较有名才让我记住了她。我们一路默默的走着，来到一家宾馆。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我看到门口‘欢迎入内休息’的霓虹灯字样象火苗一样跳跃着。
“当时我被一种可耻的兴奋带动着，尽量掩藏身份，用日语和她寒暄东京的天气。我走进浴室泡在澡盆中，听到她在轻轻的说北京话。从内容上听出她是和她远在北京的父母通话，她在电话中问候父母的身体，汇报她在日本学习的情况，告诉他们别为她担心。她还提到了她的一个妹妹，对妹妹的学习提出忠告。
“当时我只觉得阵阵的辛酸。我也是北京人，我想和她说些什么，诸如同是天涯沦落人之类的话。但当我用日语问她你是不是北京人时，她眼神闪烁，充满了慌张。我又用北京话对她说，我也是北京人，她一个字也没说，拎起她的包冲出了房间。”
所有的人都沉默了，酒吧的空气中弥漫着忧伤和悲切。有几个女孩热泪盈眶，低声的啜泣。我猜想这个故事可能是他杜撰的，因为故事的情节和王朔的小说《许爷》的一个章节极其相似。过了一会儿，有人窃窃私语，猜测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很可能就是楠彗。但我有理由判断，即使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个女孩也肯定不会是楠慧，她的家在太原，而且她父母离婚了，不可能呆在一起。她也没有妹妹，只有两个未曾谋面的弟弟，一个同父异母，一个同母异父。
十三
后来蔡朔也跟我们提到，他见过楠慧。
“她算彻底的完了，她算完了。”蔡朔感叹着，“只要有钱，是个人她就跟人家睡，纯粹一个‘喇’，国际高级妓女。以前在学校时，她还算收敛着，看着貌似清高。一退了学就不要那张脸了，别说脸了她身上哪块肉也没留着，都卖给日本人了。”
我们提醒他不要胡说八道。
“我没胡说，她还和我们会长睡过呢。见了我的面，头一昂就过去了，我还不待理她呢，她有什么资格傲的。不过，听说她现在是腰缠万贯。你们不知道她现在傍的那个男的有多丑，又胖又老，满脸沙皮狗褶子，西瓜脸绿豆眼，蛤蟆肚子却有一双斑马腿。”
我听得出来他是在恶意的诽谤，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恨她，反正我当时是恨透了他，我在心里把他狠揍了一顿，这当然阻止不了他继续污蔑楠彗，我说有事走开了，出门把蔡朔摩托车的气门芯拨了，后视镜扭下来。
第二天，蔡朔向我们报怨他的摩托车受到了虐待，但他竟然没有怀疑到我。
十四
四月初是东京赏樱花的日子。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人对赏樱花非常的重视。花期到来时，各家媒体腾出大量的时间或版面对日本的樱花消息进行报道。虽然年年有樱花，但日本人赏樱花的热情依然饱满。樱花在二月份从日本的冲绳开始绽放，然后象潮水一样向北漫延，这种现象日语中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樱前线”。因为樱花的花期不长，有人就追随着“樱前线”从南部的冲绳一直到北部的北海道，这样就能够有四个多月的赏花时间。
我和田中由子一块去上野公园赏樱花。公园里是花的海洋同时也是人海，好象银座、浅草、秋叶原、涉谷、新宿等商业繁华区的人都聚到了这里，到处是人头攒动，欢声笑语。
樱花开的很密，树与树也紧紧的挨着，所以所有的樱花都连了起来，不留一点儿空隙，绵延着向远方伸去，染遍了群山织就了一幅盖地的粉红织锦。
由子问我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不同之处。我说，日本人就如你们的国花。单看一朵，花形小而简单，颜色单调，只有粉红色和白色，但每枝都能开十几朵花，一棵树上每一个枝条都会开花。花期到来时，许多樱花树密密的挨在一块儿，一同绽放。值得欣赏的是它们合在一起的气势，漫山遍野的美丽。中国的国花是梅花，但从赏花角度来说，很久以来牡丹受到的推崇更多一些，中国人称它做花王。牡丹花形大，有层层的复杂多变的花瓣，和红、黄、粉、白、绿等多种颜色，每朵都值得注目。它是单生枝顶，每枝只生一朵，而且赏牡丹是要到洛阳赏的，所以牡丹注重的是个性是个人能力情操的培养。
由子很赞同的唉唉（日语音，日本人习惯用的感叹词）答应着。我们来到不忍池，由子买了些鸟食喂鸟。不忍池四周岸上摆着长长的各色小摊，出售各种小商品，游人如织人声鼎沸。我无意间扭头回望，看到楠慧在一个小摊前挑选着商品。
我的心咚咚的跳，压抑了很长时间的感情又复苏了，在胸中翻腾着。我正要叫她，一个男人走到她身旁揽住了她的腰。那个男人大概五十多岁，个子不高，但长得并不难看，有着一张精明果断成功生意人的脸，身材略瘦还算匀称。楠彗妩媚的向他投之一笑，挽着他的臂膀而去。
十五
我在由子家见到了她。她的一只眼睛青肿，左脸上有明显的指印，象是被人掴了一掌，白皙的手腕上有一道红色伤痕一直伸到袖子里去。
“你怎么了？”我怜惜的问。
“我和我的父亲吵嘴了，他的脾气很坏……”
“他真能下得去手，你是他的亲生女儿呀！他经常这样么？”
“以前我尽量和他和睦相处。但今天一个在他店里打工的中国女孩，是刚来不久的偷渡客，她要辞工去北九州找她的男朋友。她男朋友是去年偷渡到日本的。父亲给她的工钱很少，她哭着说这些钱连去北九州的路费都不一定够，恳求他能多给一些。父亲拒绝了。我看那个女孩很可怜，就帮她向我的父亲求情，后来就吵了起来。他气的要命，就打了我。”
“你不要紧吧。”
“没事。”她又继续说，“我后来给了那个女孩一些钱。她感激的不得了，她说她上职高时学的是旅游日语，为的就是有来日本的一天，没想到刚来日本就感受到在日本的生活是这么残酷。我求她不要恨我的父亲。”
“辛强，”她说，“其实我们过得也很不容易，父亲一个人打理这个店很辛苦，周围的同类店竞争的很激烈，生意并不好做。我也要为了不失业而努力学习，努力找工作。日本并不是天堂，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千方百计的来日本呢？”
“我也不知道。”我叹口气，伸出手抚摸她脸上的伤痕。
她把手放在我伸出的手上，冰凉滑腻。她今天特别的美，眼睛炯炯有神，黑亮幽深含情脉脉，嘴唇红润，上唇微翘。我直视着她，她将嘴贴上来，亲吻我的脸，呼出的热气让我心潮澎湃。她舔着我的唇，舌头伸进我的嘴里。我们紧紧相拥，隔着薄薄的衣服我能感觉到年轻少女有弹性的肉体。她伸手解我衣服的扣子，我猛然意识到这将是我的初夜，心跳的喘不过气来，象一个大锤猛砸我的胸膛。我的手在她身体上游移。
正当我情绪高涨时，她轻轻推开我。
“我先去洗个澡，请稍等。”她朝我甜甜一笑。
十六
她走进浴室，我反而冷静下来。我问自己爱她吗？会和她结婚吗？回答是否定的。那凭什么你要engage her？就因为她愿意？两厢情愿，不过是逞一时之欢。可她不会这么想，她是喜欢我的。我决定让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能再往下发展了。不辞而别，有些不尽情理；当面拒绝我又没这个勇气。正当我胡思乱想时，她从浴室出来了。幸亏她穿着浴袍而不是我想象的裸体而出。
“由子，你知道，我是一个传统的人。我从没有想过我能和一个日本女孩用日语谈恋爱。”
她微笑着。
“也就是说，我并不想找一个中国人之外的女孩做老婆。不是我们合不合适的事儿，和你无关，不是你的错，完全是传统观念。当然我们还能再相处，但最多也就是拉拉手亲亲嘴，不能再深入发展了。”我知道我是在胡说八道，语无伦次，尴尬万分，我甚至后悔刚才做出的决定，干脆二话不说，直接放倒，有什么话以后再解释，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儿，反正她也不是maiden了。
我又觉的这样想太可耻了，对一个爱自己的女孩怎么能有这种想法？
她脸通红，一直红到耳朵根，眼睛射着痛苦憎恶的光，“混蛋！”
“你说什么？”
她没有再说话，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领教了日本女人刚强泼辣的一面，颇有她父亲的家风。
从那以后，我在日本的日子里再没有谈过恋爱。
在日本的留学生，绝大多数都会相互结成亲密的伴侣。即使在国内已经结了婚甚至有了会叫爸妈的孩子，也会找一个异性长期相伴。他们这么做不过是为了排遣在异国漫长的寂寞，在日本快节奏的生活中寻找一丝慰藉。最后结果往是痛快分手，分道扬镳。也有人舍不了这段情愫，那将又是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我算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十七
二〇〇〇年秋，我在《读卖新闻》看到一则消息。一个中国女孩在东京地铁某处卧轨自杀。警察已经查明了她的身份，出于某种原因暂不公开。这个消息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中，一种不祥的预感象阴霾一样积聚在我的面前挥之不去。
一个星期之后，我被请到了警察署。我得知楠彗死了，是自杀，自杀原因尚不清楚。经过短暂的询问后，他们告诉我，楠彗有一份关于我的遗嘱，让我十五天以后，再来警署。
十五天后，我在楠彗的火化通知单上签了字。按照她的遗嘱，我是她遗产的唯一继承人。遗嘱只是用日文简单的说明了我与她的关系，列出了一份财产清单。财产包括她生前的一些衣服佩饰和20〇万日元。遗嘱最后用汉语写了四个大字：我要回家！
我写信告诉了她的父母，把20〇万日元分别寄给了他们，并委托他们给楠彗选一个安放骨灰的墓地。
我把楠彗的骨灰拿到房间，方成没有直接反对，但第二天他就搬走了。
我不只一次的梦见楠彗来到我的身边，每回醒来都感到无限的悲凉和孤寂。我有时会盯着她的骨灰盒长时间的静静凝思，回忆着她的音容相貌一颦一笑，直到泪流满面。这种强烈的感情是我和楠彗分手后，从来没有过的，那时我潜意识里总认为她一定会再和我相遇。
关于楠彗自杀的原因，警察署一直没有给出解释。一些留学生对这个迷进行过许多大胆的推测以夸耀自己的智力水平。绝大多数猜测不是象约翰.迪克森.卡尔的侦探小说那样过于精巧，就是象森村诚一的推理小说过于离奇。
有一个说法虽然不能另人完全信服，但比较符合楠彗的性格——
楠彗在离校一年后，受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苦，终于凭着自己的毅力、聪明和命运的青睐得到了一大笔钱。她用这笔钱进行了三次投资，但每次都失败了，最后赔的倾家荡产，孑然一身。这个打击并不至于使她舍弃生命，糟糕的是她凭着自己的空壳公司，利用一个一面之交的朋友向东京的某个地下钱庄借下了三千万日元的高利贷。在之后的两个月里，她想办法把这笔钱汇到了大陆。然后想偷偷的乘飞机回国。但她的债主比她更加精明，他们抓住了她，胁迫她又把钱转回东京的帐户。并扣下一千万日元作为她不守信誉的罚款。他们威胁她一定要连本带利的按期还帐，不然他们会让她生不如死。她面对的是一笔非常巨大的数目，既不能回国又不能还清黑社会的欠帐，她被逼无奈选择了死亡。她帐户中的两千万日元，在当年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看来那是一笔另他咂舌红眼的巨款，但对于东京的地下钱庄来说是不值得触犯警察的小数目。据说东京六本木一个高级陪酒女郎半年的收入也就是这么多。最后这两千万日元是被政府收走还是留给了接受了她骨灰的我，只有我知道。
十八
二〇〇一年七月。
我从太原的火车站走出，下午灿烂的阳光晃的我睁不开眼。我又听到熟悉的乡音，闻到刺鼻的汽车尾气味。高低错落杂乱罗布的楼房，沿街的地摊，布着厚厚灰尘的树叶。一辆大巴到站，一群人依次上车；自行车到处抢道，快车道上的汽车被迫放缓速度。不时的有互相依偎着的情侣从我身旁经过。一对情侣趾高气扬的从“三晋饭店”走出，男的故作潇洒的手一挥用手中的遥控钥匙打开几米外的一辆本田的车门，所有这些我熟悉的景物都让我感到一阵的激动。我对这个城市轻声的说：“我回来了，我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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