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林培源最新小说结集，“林培源短篇小说三部曲”收官力作，收录作者近两年创作的小说5篇：文学评论家与监狱书写者的奇妙相遇、青年知识分子的欲望与摇晃的生活、年轻男女与“社交网络”的故事、精神病患者眼中的世界，以及一曲关于“金蝉”的挽歌……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将众生世相化于纸上，奏响了虚构和现实交织的华彩乐章。
1诞生：一份小说手稿
讲故事，就是将世界不为人知的“内面”翻过来，供人检视、省察。写小说尤其如此（有时，写小说等同于讲故事），就像盥洗衣物，我说的不是洗衣机那种洗——你只需将衣服扔进去，倒进洗衣粉或者洗衣液然后让它自动运转——不，我说的不是这套标准化的程序，我说的是另外一种，用书面化、古雅些的词叫“浣衣”。你这个年代出生的乡下孩子，总该见过乡间妇人比如你母亲“浣衣”的场景吧。那时洗衣机还未普及，污染也没有现在严重，河水清明，乡野暄腾，你的母亲骑自行车（如果她会的话），载一桶昨夜换洗下来的脏衣服，里头兴许还有你半夜换下来的内裤。你夜半惊醒，怀着隐秘的羞耻感换上干净的内裤，将旧的那条塞到洗衣桶里，然后躺回床铺，带着激动和虚空重返梦境。你以为这样能瞒过母亲，然而母亲心照不宣，从来不提水桶里多了这么一条平底内裤。她将多出来的这条内裤朝外翻，撒上洗衣粉，细细揉搓，将它洗得干干净净。在翻洗的过程，她窥探到儿子生理的变化和不可告人的欲望。在妇人们手洗衣物的水边，有花岗岩砌好的台阶，也有往前延伸的石板。春夏秋冬，这群妇人蹲在水边，露出半截或肥硕或枯瘦的脊背，她们的是手一遍遍在冰凉的水里浸泡、揉搓，忙碌间还不忘互相交换四邻八里的秘闻和笑谈。只有母亲不曾将别人的秘密和盘托出。
假如，你把这个濯洗衣物的经过用叙述的语言，间杂描述性的修辞给写出来，再添上些细枝末节，一篇小说就有了眉目。
比如下面这一段——
他是在一堆信件中发现那份手稿的。门卫每天将收到的文件和包裹分发给系里的领导、教授。红砖楼的门房有三名门卫值班，三班倒，二十四小时不停歇。他们负责安保工作，还要充当半个快递员角色。和其他教研室的同事相比，他收到的信和文件总是很多，光是学期末学生塞到信箱里的论文和作业，就足够叫人头疼的了，更何况平时还有那么多的文学期刊和出版物寄给他。
他所在的院系坐落在一栋上世纪50年代的苏式红砖楼。这些年院系改了几次名，楼却还是这么一栋，三层，底层光线暗淡，每次推门，都像走进牢房。的确，楼里办公室除了分给院系领导的大些，其余的不到十平米，他自己的那间在二楼，有个向西的窗户，天晴时，午后日光会照过来，落在墙壁，缓慢移动，直到消失在门口。他在办公室放了张茶几，三把椅子，墙壁上挂了小幅的行草，平日里没事，他喜欢在这里看看书，偶尔也练练书法，但他从来都秘不示人，他害怕别人向他求字。妻子调侃说，你在办公室就跟参禅似的。他说，退休了就没禅可参啦。
今年学校出台了项新教学政策，每个在编教师，无论职称等级高低，一周须匀出两个小时跟学生面对面，传道解惑，名曰“开放办公时间”。他并不赞成这个愚蠢的规定。平日学生上完课就散了，也鲜少主动围过来和他探讨问题，现在多出这条硬性规定，要命的是，来访还要预约，系里秘书会帮他批复。他已经接待了好几拨学生，每次他们像赶集一样，备着一堆疑问而来，提问，然后在本子上埋头苦记。他语速快，讲起话来弹珠似的砸向学生。看到学生一脸疑惑，才意识到话说得太快了，就故意放慢些。这样一来，学生又会频繁抬头和他目光相接，这更让他受不了。来访学生以理工科居多，他们有的连起码的文学素养也没有，又不肯多读书。他纳闷，理工科闻名的大学里，什么时候混进了这么多文学爱好者？他们提的问题，在中文系学生那里都是常识，比如“文学究竟是反映现实社会呢，还是写人为主？”开始他会耐心解释，举些诸如福楼拜、托尔斯泰、狄更斯的例子来说明，不管是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心从来都是人，就算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也脱不开对人的关注。后来，他干脆就建议学生去读钱谷融先生那篇《论“文学是人学”》（关于钱先生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的经历他不打算详述，他觉得学生追问起来会没完没了）。去岁先生仙逝后，他愈发珍惜这篇文章了，好像多一个人读，文学就多一分的希望。他自己清楚得很，理论对写作并无甚帮助，顶多就是给这个贫瘠的世界增添几个话语和概念。曹雪芹并不懂什么“现实主义”，可谁能否认，《红楼梦》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他是做文学评论的，还兼任国内几项文学大奖的评委。就是这样一个“资深批评家”也时常迷茫。从事他们这一行，用高尔基的话叫“产婆和掘墓人”。他是个成功的产婆，不过掘墓人他是无缘的。不是不想当，而是现实已经没有什么墓冢给你掘了。他自以为将文学的“内面”翻了个遍，可世事变幻莫测，眼下的生活仍是一头雾水。
他渴望碰到真正有力的、像一记重拳那样击中灵魂的作品。只是这些年读来读去，成名成家的作家，有的不写了，有的还是老一套，新作迭出，艺术水准却像头拉磨的驴那样原地打转，一朝倦了，干脆不读；年轻一辈的，有几个出场扮相挺好的，他很看重，为他们写评论，做推荐，可惜大多写着写着跑偏了，不是被媒体捧坏，就是着了文学大师们的道，踩着前辈的影子走路，技术愈发成熟，然而读起来却不对头。那股想要变成大师的劲真叫人生厌，他们乞灵其上的大师们，在他们写小说时指手划脚，也在你读小说时捏腔拿调。问题出在哪里？他想不通。昨天，那个拿了“人民文学奖”的年轻作家跑来找他：我想把小说写好，要不要也读点理论？这位后生，三十几岁，说话夹带陕南口音。十几年前来北方生活，大专毕业，半道上对小说着了魔，几年前终于辞了职在家写作，这几年声名鹊起，拿了几个文学大奖，年中又出版了第一部长篇（他当时写了评论，称其为一代人的标杆），在这一行也算熬出了头。他们是在一个颁奖礼上认识的。酒席上年轻人向他敬酒，他喝得微醺了，面对年轻人的谦卑和敬意，只好从钱夹里抽出名片递给他，吩咐如有新作，请寄给他。他见过不少这样的新人，他们是文学虔诚的信徒，怀抱一颗金子般的心，甘愿在祭台献出生命。可是，如果你连巴赫和巴赫金都分不清，又怎么做一个称职的小说家呢？他为此莫名心慌，在他们相处的短短一小时内，他频频抽烟，坐对面的年轻人，双手交叠搁在茶几上，话不多，不时翕动鼻子。批评家觉得，哪怕再多熬一刻钟也是折磨，对方固执的渴求会将他彻底击倒。他吐出一口烟，推荐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办公室书柜有一本。他说，你要不介意，这本旧书送你吧。年轻人起身连连致谢，双手捧过蒙尘的巴赫金。送走年轻人后，他站在窗前观看灰蒙蒙的天，雾霾重重，长日将尽，年轻人背着藏青色双肩包，看起来与普通大学生无异。但他知道，终究是有区别的：一旦你走了文学的路，连行走的姿势也会跟别人不同。这时，他才猛然惊觉，背着巴赫金归去的年轻人，原来是个高低脚。他进门时怎么没发现？他望着年轻人高高低低走远，心底一阵空落落。要是读不下去，就别碰理论了吧，断了这颗僭越的心，野蛮生长，说不定哪天就捧出一本杰作。
我爸让人逼到了绝路，我也跟着走上绝路。他们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就是那个倒霉的儿子。年前他被追债时，就曾动过我妈的嫁妆。那是她嫁过来戴的玉镯，外婆传下来的，戴了几十年，半夜，这个畜生将母亲从床上拖起来，扯她头发，骂她，要她卸下镯子，他好拿去换钱，能还一点是一点。我妈的手腕，就是那晚被他掰到脱臼的。
那帮狗养的，已经把油漆泼到我家铁门上了。这条街的邻居知道我家的丑事，唯恐避之不及，不断摇头，说好赌败家，败家啊。放贷的是我们镇上一个土霸主，我爸倒卖一批药材急需钱，就写了借条，借了高利贷作本，谁知道收到的这批药材全是假的，党参被弄成了沙参，灵芝也造人偷换。我爸打电话找卖家理论，卖家矢口否认，争执不下，他将电话关机，人间蒸发了。出事后，我爸跟放贷的讲情，他们宽限了几天，我爸把能借的亲朋好友都借遍了，也凑不够数。放贷的拿不到债，派了几个小弟，直接把金杯车堵在了我家门口。他们在车里睡觉，饿了叫肠粉外卖，轮替着到街拐角的公厕拉撒。他们不敢动我妈，放贷的说，女人不许动，男的抓到，一律斩断手指。我爸知道这事就算砸了，连夜跑出去避风，手机关机，没人知道他死在哪里。他们说父债子偿，我也不得不跑出去“躲债”。我不敢跑远，就在隔壁县外婆那里住着，一来怕母亲出个三长两短找不到人，二来想办法找我爸，问题总该得到解决，不然我家的房子也要卖去抵债。
外婆和舅舅一家住一起，舅妈生怕我吃多一碗饭，每次上桌吃饭都拉着脸，外婆有白内障，耳朵又不好，舅妈摆脸色，她并不知道。我有两个表弟，大表弟在邻镇上班，帮人加工玩具，每天站着操作机器，一截拇指不知什么时候削断了，现在那里光秃秃的，吃饭时，半截断指抠着筷子，叫人移不开眼。他白天上班，晚上才骑着小摩托回家吃饭，余下时间躲在楼上打游戏，有一阵子还兼职卖游戏币挣外快；小表弟比大表弟有能耐些，学过两年厨师，到市里的帝豪大酒店端过盘子，领班一个厨师见他人机灵，也好学，平时叫他服侍左右，端盘刷碗，间接秘传些独门厨艺。本来前年他要出师开餐馆的，谁知店面盘下来那天就出了车祸。骑摩托载他的小弟从摩托上飞起来，撞在水泥栏杆，脑浆溅了一地，当场死亡。小表弟因为有前面人的缓冲，砸到地上时掉了半块头皮，头骨压塌，造成严重脑损伤。车祸现场惨烈万分，血肉模糊的，地上都是血。一辆过路的大卡车发现，报了警，交警赶到时，人已经休克了。出车祸那段路是个桥洞，没安监控，不知是他们自己撞上的，还是和别的车相碰。事发路段也不见其他车祸报告。交警现场勘查，发现表弟和载他的人血液酒精含量超标，属醉驾。表弟命大，肋骨断了四根，左脚脚踝严重扭曲变形，做了十几个小时的开颅手术，骨折的部位复位后，脚踝又钉了钢板固定，在医院躺了四个月，这才出院了。我到他家避风时，表弟被压塌的头骨看不出任何异样了，头发长出来，就是人瘦得可怕，出事前一个标志的小鲜肉，现在颜值大减，为此，他又苦恼又自卑。他的脑袋撞成那样，多少留了些后遗症。刚出院那阵，他尿失禁，喜怒无常，夜里做噩梦，白天说胡话。医生给他打镇静剂，嘱咐家人要给他做心理疏导，务必精心照料，经过一年的静养（他住院那几个月，我也到过医院照看他），现在恢复得差不多了，智力没有受太大影响，就是说话不太利索，半只脚瘸了，每天在家帮舅妈组装玩具挣点小钱。
那场车祸把舅舅家底掏空了，小表弟还在医院时，他们给电视台打电话，向社会求助，慈善机构到医院探望时我和我妈都在现场。我妈跟舅妈两人捧着装在信封里的救助金哭得稀里哗啦。摄像机对准她们的脸扫过去，又对焦在表弟脸上，他躺在病床上，像个植物人，周身插满管，身后连着仪器，他们冰冷，发出低鸣声，看起来像蠕动的器官。
晚间吃了饭，我将我爸生意上的事讲给舅舅他们听。我忍不住诅咒他。舅舅家客厅天花板很低，电灯瓦数不够，屋子看起来阴森森的，我们的影子贴在墙壁上，像薄薄的塑料片。舅舅听完陷入沉默，久不抽烟的他向大表弟要了根烟抽，舅妈低头干活，也不出声。外婆抹了抹眼睛，落了好久的泪。大表弟问我欠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小表弟低头玩手机，屏幕的亮光照在他脸上，我知道他又在玩直播，向人展示他左侧那块会动的人造头骨。
事情开端就是这样。至于后来怎么一回事，读到后面你就知道。
送完年轻人之后，他准备离开。办公室门口躺着一摞包裹，两只牛皮纸信封装的是文学刊物。通常他不拆，直接摞在办公桌，月底再请门下的硕士生清理，不需要的就扔了，但大多都分送给他们。他经常叮嘱学生说，做批评，首先要介入文学现场，多读文学期刊，鸡蛋里挑骨头，总会捡到几根好的，多介入，毕业论文也有线索了。这些年他就是这么指导学生的。但他自己，几乎不读文学期刊了，他宁愿从文学场逃开，宁愿花时间多读几页《杜甫集》。
把这摞信件和包裹搁到办公桌时，他看到底下一封平信。信封上印着“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看守所”字样。他纳闷不已，他跟这座监狱没有什么关联啊，谁会从监狱寄信给他？他理不出头绪。因为还要赶去机场接放假回来的儿子，他来不及多想，将信塞进大衣侧兜，匆匆下楼了。
晚上吃饭，儿子说了些学校的事，妻子听得兴趣盎然，但他觉得儿子的生活乏善可陈，没什么好听的。去年他考了省外的大学，读的是电子工程。他尊重儿子的选择，只是觉得儿子给逻辑和理性规训得没半点个性，这点他不太满意。自从选了理工科，他俩的话题也少了，唯一还能聊的，就是科幻。儿子喜欢科幻小说，从“地心游记”到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再到《2001太空漫游》，都如数家珍。一家三口的观影趣味迥然，能将他们拴到一块的，只有科幻片。近几年文学界的风向大变，现如今科幻作家吃香了。他对科幻没有偏见，也不是怕科幻把文学给消解了，而是忌讳所有人开口闭口谈科幻、谈人工智能。作家都应该老老实实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耕耘，成天追着别人屁股有什么意思？他认识不少这样的人，年轻一辈尤甚：小说挣不了几个钱，就一窝蜂扎进影视行业，做编剧、搞科幻，这样来钱快，能让他们活得有尊严。
他还想添饭，妻子瞪了他一眼。她一再强调，饭吃七分饱，你平时吃太多了，不健康。他有些愤懑，埋怨妻子管太宽。饭吃不饱，跟饿死有什么区别？他是闹饥荒那年出生的，乡下没什么好吃，母亲奶水不够，挨家挨户讨几粒米，攒在一起弄成米糊喂他吃。所以，他生下来就对饥饿有记忆，不像妻子，家底殷实，又晚生几年，逃过了一劫。这时他又想起一些不顺心的事，思绪紊乱，不想和妻子抬杠，搁了碗筷便到书房闷坐。
找烟时，他摸到了大衣侧兜里那封信。
我妈不敢上街买菜，也不敢来找我。买菜的问题容易解决，有个老邻居和她关系好，不怕得罪那帮堵人的小弟，她提着大袋小袋往我家门口走过去时，他们就坐在车里摇头晃脑听歌，也没下来拦住她。放贷的有个规定，讨债归讨债，不能弄出人命，做这一行的要懂江湖规矩。如此一来，他们就无乐趣可言，只能干瞪眼，看邻居大婶从眼前经过。有个好事的，朝她点了个鞭炮扔过去，吓得她跳着脚躲开，一边不忘高声咒骂，他们便都哈哈笑了起来。我家的电线被切断了，幸好水没断。他们隔一段时间就用大广播给我妈，同时也给广大的街坊邻居播报我爸欠债不还的恶行。我妈活了大半辈子，头一次被人围堵在自己家，大广播适时响起，让她想起从前当红小兵时，也曾跟着大广播喊些口号，她被广播折磨得头疼，就报了警。派出所来了民警，见讨债的嬉皮笑脸，还给民警派烟。民警觉得眼下没闹出什么事端，便假模假样地警告几句。我妈哭爹喊娘，央求民警赶走那帮人。可这不管用，派出所没少在这帮人身上捞油水，出警就是做做样子，给个定心丸。民警问我妈，他们打你没有？我妈摇头，但他们放大广播。民警却顾左右而言他，你们还钱，还了就没事。我妈说，不是我欠的，是我老公。民警说，夫妻债务共同偿还。我妈气得瞪眼，凭什么？民警还想给我妈普及法律知识，我妈干脆指证说：我家电线断了，是他们干的。民警说，我帮你打电话叫人修。我妈知道这个办法行不通，修了他们还会剪，就跟民警说：免了，就这样吧。民警走了，我妈气得在厝内打转，他把民警的祖上十八代骂个遍，不解气，于是打电话跟我联络——那帮人还没神通到能切断手机信号。她躲在房间拨了我的手机号，开始时，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像蚊子叫。后来一激动，就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大大小小，连哭带骂，一件不落讲给我听。你爸手机关了，也没个回音，他不回来，我就要死在这里了！我在舅舅家客厅，刚讲完我爸被追债的事，我妈就在电话里把细节补充完了。我开着扬声，安慰我妈说，他们不敢动你的，等把我爸找回来，再看怎么解决。我妈发泄完愤怒火，问我晚上睡哪里。我看看舅舅，舅舅看看舅妈，舅妈面无表情说：就睡你外婆那间。他们家有两栋二层楼房，中间隔着一块水泥埕。我们现在待的是他们平时吃住的地方，另外一间客厅有木床和行军床各一张，木床是外公生前睡的，他卧床两年去世。他走后，外婆独自睡行军床，每天守一台破电视机过日子，到了饭点再颤巍巍挪着脚过来。
舅妈抱了一床被褥叫我自己铺。外婆想帮忙，我说我免麻烦。外婆就不作声了，在一旁站着，老人家身子佝偻得厉害，裹着一身黑棉袄，眼窝塌陷，两鬓染霜，看起来怪可怜的。我不忍心，就说，外嫲，帮我牵下被角。外婆便伸出手，抓住了被角。我说，好了，外婆就松开手。我说，不早了，可以睡了。外婆就像个孩子那样，念叨了几句，脱了鞋，钻进被窝。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和外婆睡一间房，这个小客厅冬天挺冷，头顶是间阁楼，外公外婆年事高，那里空了很多年。客厅背后是间养鹅场，白天嘁嘁喳喳的鹅这时也安静了，但鹅屎味若隐若现，门窗关紧，还是能闻到那股臭味。沉重的木板门关上之后，里面才暖一些。外婆问我，孙啊，你现在赚钱了吗？我说，辞职了，没事做。外婆“哦”了一声，问我要不要钱，她有。我妈从小就教我，老人家的钱千万不能拿。我就说，不用了，我自己有存钱。但其实，我连个屁也没有存。想到我现在躺的就是外公去世躺过的床，我的心一阵恐慌。我没赶上看外公最后一眼。等见到他时，家人已经给他穿戴齐整了。他生前那么高大一个人，现在身体缩得那么小，眼眶塌陷，皮肤皱得像纸，嘴唇惨白，双手交叠，好像只是睡着了。
我想象如果此刻，我就要死去，我还有什么遗憾没完成。我一件件数过来：我还未娶老婆，还没赚够钱，我爸的债可能十几年都还不完，我家的房子可能要抵押出去。我从自己出生想到死去，中间一段混乱不堪，大学没考上，成天泡网吧，进编织厂上班，又坐不住，工作换过几份，转来转去只在镇上挪窝。我想出去打工，去广州或者深圳、佛山，随便哪个地方，只要不在乡里混吃等死。我妈不让，我爸倒没什么意见，他说，你出去，什么都得自己来，我帮不了你。我爸以前是帮乡里的卫生院送药的，说白了，就是个药贩。这一行他干了十多年，后来有次进了一批劣质药，卫生院大夫开给病人，把人吃死了。这事闹起很大的官司，批发药的头家被判了刑，我爸也给关起来，食了一年牢饭。与此同时，他在这一行也失去信誉，永远地失业了。他出狱后，新交故友都躲着他，他混过不少行业，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跟人合伙做水果生意，赔了，跑去义乌做玩具，又给外国佬卷了货款，跑到国外去了。他混得风生水起时，我是小学班上第一个玩变形金刚的。这些年他起起落落，我们也跟着时好时坏。他重拾药材买卖时，我妈劝过他几句，他说，我就赌一把，实在不行，我就收手。现在，他彻底给拍死在岸上，差点就从药贩沦落为“要饭”。这些年我是只啃粮仓的老鼠，粮仓一空，我也不知道还能去哪里，还能做什么。我以前的同学大多外出（也有相当一部分留在本地），家底殷实的，不管在哪里，都活得自如。大家都在拼命向上爬，或者拼命地挥霍。乡里的楼房越起越多，田地越来越少，不然我最差还能去扛扛锄头。但自我爸这一代人起，我家已经摆脱了农民身份（我家甚至连一把锄头也没有），只有政府分地，别人才会羡慕有田产的农户。
我想起以前经常从我家门口路过的一对父子，乡里人管老的叫“国王”，小的叫“国舅”（以此类推，他们家还有“王后”和“公主”）。这一家在乡里总被看笑话，国舅生来有点憨，小学没读完重蹈他爸的老路，父子二人身形差不多，长得也差不多。他们早出晚归，比乡里任何一个种田人都落力。小时候我端着碗，蹲在门口看他们荷锄而归，月亮高挂头顶，国王肩扛锄头行在前，国舅牵了水牛跟在后。他晒得很黑，常年打赤脚，看人时总咧嘴傻笑，见我捧碗吃饭，也朝我笑。我吓得慌乱逃进家门。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会想起这些。他们是别人眼中的贫困户、末等人，大人总教导孩子，好好读书，不然长大了就要当国舅。可我现在的处境，有家不能回，有妈不敢找，比他们这些皇亲国戚还不如。我越想越伤心，扯过被子蒙住头。舅舅家的棉被大概几年没洗过，由内到外一股酸霉味，我鼻子难受，伸出头在黑暗里喘息。
他盯着这叠米黄色稿纸，将它们平铺在书桌上，手稿一共十九页，每页抬头都是“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看守所”。字是用蓝色圆珠笔写的，字迹潦草，有的字写错了，有的还歪歪斜斜出了行。更加奇怪的是，信封上只有监狱的地址，无署名，他在稿纸上翻了翻，也没找到名字。他的第一个疑惑是，寄件人是如何找到他的？一个远在闽南的在押犯，怎么会给他这个身在北方的大学教授寄来手稿？他想了很久，也理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他想，寄信人是利用休息的间隙写下这份手稿的，中间有间隔，分了好几次才将手稿写完。
他对监狱的制度并不熟，不知这样猜测对不对，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定义这份手稿：小说，故事？还是纯粹的自白，类似“忏悔录”那样的文体？他是被学术喂养大的，在大学的体制里待了太久，也和当下社会离得太远，书斋里忧国忧民，永远只是纸上谈兵。萨特不是说知识分子应该介入么？他们这批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早已成了犬儒（他一直觉得“犬儒”一词是个伟大的发明，《史记》形容孔子是“丧家之犬”，也是一绝妙的比喻）面对这份文稿，他才恍然发现，自己深谙的那套批评概念失效了，他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中浸淫太久，喜欢将文体放进抽屉格子分类摆放，却忽略了，在我们的传统里，先人早已用“文”统摄了所有文类。
写信人照理说未曾受过写作的训练，然而他好像天生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叙述口语化，张力十足，对细部的描写也相当精准。他留意到文中几次出现的方言词，如“厝内”、“外嫲”、“落力”等。联想到信件发出地在福建龙岩，他推断，作者讲的是闽南方言，但具体是福建还是广东，他拿不准，手稿没有过多透露地理方面的信息。他脑中飞速闪过什么，便站起来拉开身后入墙式书柜的玻璃门。很快，他翻到了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紧挨着是瞿秋白《多余的话》，那是瞿秋白最广为人知的作品，落款为“汀州监狱”。他想起来，长汀以前叫汀州，无论如何，这是个巧合。他将《狱中札记》和《多余的话》抽出来，摆在桌面上，让那叠米黄色稿纸和它们排在一起。前两个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为意共创始人，一个是中共领导人，他们几乎在同一时代陷入“历史的纠葛”，葛兰西1937年卒于意大利南部，瞿秋白早他两年死在福建长汀，一个被法西斯政府逮捕下狱，最终脑溢血身亡，一个遭国民党政府枪决。如今摆在他眼前的，是他们的长篇“遗言”，还有另一份不算遗言的“遗言”。
现在是二〇一七年，手稿的主人未必知道葛兰西，可能连瞿秋白是谁也一无所知，他只是一个在押犯，历史的局外人。他在看守所里写下自己的故事，然后寻思着寄出去，连份底稿也没有留。所以，他对手稿的阅读和散漫的联想似乎显得牵强，他知道，自己又犯了知识分子故作矫情牵强附会的毛病。
起初他读得很慢，就像往常给学生批改习作那样，还用笔在稿纸上勾勾画画，然而这次，他没法将它当成习作。他趁着兴致，将余下部分读完。最后一个句子像钉子扎进他的心，他放下手稿，长叹了一口气。接着，他起身在书房踱步，试图勾连这份手稿流转的轨迹。突然间，他记起来一件事，便穿上大衣，拿了车钥匙，心急火燎地准备出门。妻子问他，这么晚了，还去哪里？他说，去趟办公室，马上回。
我在后半夜给人摇醒了，摇醒我的是我爸。我在半睡半醒间见到他，像撞见了轻飘飘的幽灵。他看起来像给人重重敲了一锤，几天不见，老了几岁。他低声和我说话，喊我跟他走。我不见他还好，一见他，就想跳起来和他干一架。灯开了，外婆坐在床头（是她起来开的门）。我爸让她老人家先去睡觉，他要带出去一趟。我说我不走，我爸急了，按住我肩头，一脸严肃说，他们追来了，你不走，连累你舅一家！我不知道他是故意吓我，还是真的火烧眉毛了。我问他，你这几日跑去哪里，我和妈被你害惨了。我爸聋了，没回答我，只是不断地回头，紧张兮兮望着黑黢黢的门口。快点收拾！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便起身穿衣服和鞋子，安慰外婆说，不要担心，我们解决了问题就回来看你。外婆眼睛发红，我赶在她落泪之前，和我爸关上门，走了。
出了门我才注意到，我爸肩上背了只帆布包，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鼓鼓的，走起来哐当哐当响。我问他，包里是什么？我爸说，没什么。
我说，你，你要去抢劫？
我爸笑起来像哭，贴我十只胆，我也不敢！
说话间，我们路过了外婆乡里那座红砖墙的庙，庙门敞开，庙里烛火闪烁，我感到后背脊一阵凉。
我爸不敢走村道，而是选了田间小路。那里没有路灯，他借着微弱的月光走在前面，我踩着他影子紧随其后。我们穿过田园，上了公路。我问我爸，我们到底去哪里？我爸停下来，回头对着黑暗中的我说，去找卖药的讨钱！我问他，你知道他人在哪里？我爸说，只要是个人，只要活着，就不怕找不着。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说他自己，还是针对那个坑了他钱的人。公路上车辆很少，车轮滑过路面的摩擦声在这时听起来特别响。我们的对面是另一片田地，再往北面就是一座大山。我爸站在路边朝路过的车招手，很快，一束车灯朝我们急驰而来，又慢慢停下。一个跑出租的福建人，摇下车窗，操着一口闽南腔的普通话问我们：顺风车，漳州一百，走不走？我爸也没有告诉我究竟要去那里，就打开车门，推我上车，自己坐了前排副驾驶座。车里有股混合了烟味酒气和呕吐物的酸臭味，我捂住鼻子，不敢开窗。车在破败的公路上颠簸前行，尽管车窗紧闭，寒气还是从缝隙里渗进来。我肚子饿得咕咕叫，在这种要命的关头，我们像两个亡命徒那样在路上狂奔。
天快亮时，司机将我们放在东山岛一家温泉酒店路边，我们在路边找到一家卖早点的，我爸从裤兜摸出两张十块钱，递给我，说，想吃什么就点。我饿过了头，胃泛酸水，疼得难受。我拿过钱，胡乱点了一通。早点摊只是一个低矮的简易瓦棚，四面漏风。卖早点的女人看到我们两个流浪汉那样，端豆浆和包子过来时，就忍不住多看几眼。我们围坐着水泥地上的矮桌吃。我爸双眼通红，头发脏得快出油了。我是头一次见到他这么邋遢。我想起小时候他带我坐车到人民公园玩，路过卖玩具的摊挡，会给我买水枪和气球，他很早就结婚生了我，那时他比我现在的年龄大不了几岁。现在，我们坐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身无长物，举目无亲。我爸想把这辈子的坏运气赶跑，所以想到了这一招。他吃饭时，脚不自觉地抖起来。我问他，你能拿他怎么办。我爸说，没怎么办，你先吃，吃饱了跟我走，等把钱讨回来，还好债，我就是死了，也要赚钱给你成家。我把最后一个包子塞进嘴里，大口嚼了几下吞下去。我说，我不成家，不害死下一代了。
我爸抹了抹眼睛，问我，是不是对我有怨气？
我说，没有，都这样了，怨气又不能当饭食。
我爸说，我也无办法，我运气不好，做了这么多年生意，连个屁也没存。
我知道这么说下去，情况只会越来越糟，便强装轻松调侃他，你存了屁也没用，又不能换钱使。
我爸问，吃完了吗？
我鼓着腮帮，点了点头。
我们搭了三轮摩托来到东山岛温泉度假村。我爸见我紧张兮兮，便说，别担心，我们是讨债，不是来杀人。他没有告诉我他是怎么打听到这个人的下落的。我们到时，他应该躺在别墅的大床上呼呼大睡。我们走向那片海滨别墅区，东方已经亮出了鱼肚白。隔着一片沙滩是海，我听到防风林被风吹得唰唰作响。寒风刺骨，我裹住衣服，跟在我爸身后。别墅门口停了辆黑色别克车，我爸朝那辆车啐了一口，跟我讲明计划。你守在门口，管别墅的人要是来了，无论如何，堵住他们。我望望四下，空无一人，连片的独当别墅像一只只巨型的火柴盒。我害怕起来，劝我爸说，要不算了，回去吧，我们不讨钱了。我爸说，开弓不回头，给人欺负了，是不是要讨公道？这话不是没道理，我低着头，不再说什么。我爸压住嗓子说，打起精神，出了事我担！
前几天我们是被追债的人，现在我们又成了讨债的。想一想真是讽刺，我们父子成了一条绳牵住的蚂蚱，那条绳牵得那么紧，我没法再动弹。
我爸打开包，我这才知道，他带了二指粗的一条铁链和一把锁头。他将铁链穿进别墅大门的门环，缠了两圈，用铁锁牢牢拴住。锁头碰到铁链，发出哐喨一声。我守在门口，像个狱卒那样，盯着别墅对面空旷的一块水泥地。我心慌，双腿忍不住发抖，喉咙紧缩，忍不住干呕起来。我用手捂住嘴，待身体巨大的不适感平复后，我从地上捡起一截手臂粗的树枝，握在手上权当武器。
我爸绕过我，身上的包从我眼前晃过，不知道里面还装了什么。他很快转到别墅后面去了，那里正对着沙滩。我们就这样，一前一后，将别墅“守住”了。
后来的事，你大概也猜到了。我爸实行了他疯狂的计划，他敲碎了别墅的窗户，我在前头，听到玻璃震碎的脆响，紧接着是一阵哭喊，男人和女人的声音混叠在一起。我听到一把粗哑的声音呼号道，有话好好说，别瞎搞这些！接着是女人尖利的呼叫声。我听到我爸说，把诈我的钱还了，什么事都好说。里面的声音回，我没诈你钱，跟你说过多少遍了，那批药被偷换了，不能怪我！听到他们的争执声，我的心跳到嗓子眼，一下子忘了我爸的命令，丢下那半截树枝跑了过去。我看到我爸手里握着炮仗——手榴弹大小，我们乡下都叫它“企脚铳”——脖子上青筋暴露，手里的打火机正对准引信。我爸扯着嗓子喊，信不信我炸死你。里面随即响起慌乱的脚步声。风吹起了我爸身上的衣服。我的脚像是被钉在地上挪不开。我来不及阻止他，他已经把引信点燃，将企脚铳扔进去了。爆炸声响起时，落地窗猛地涌出一阵巨大火光。我看到他往后撤退，像根被砍倒的树桩。我吓得瘫软在地上，耳朵轰鸣刺响。那个瞬间漫长得像停止了。等我从轰鸣声中回过神来，我看到两个烧着的人影嘶喊着从落地窗那里跑了出来。我的的右手臂被震飞的碎玻璃刮伤，血流出来，疼得我不断哀嚎。整片别墅区都被爆炸声惊醒了，我看到有人朝我们这边跑过来。我压住受伤的手臂朝前走。这时，我才看到我爸躺在地上，脸上全是血，四肢不停抽搐。玻璃渣子落了一地，别墅浓烟滚滚，冒着乌烟的窗帘被风吹曳着，如同死亡黑色的翅翼。
打死我也没想到，那栋别墅煤气管道泄漏，我爸的炮仗扔进去时刚好引燃了煤气，巨大的冲击力将他扑倒在地。消防官兵和警察赶来时，我正抱着我爸的身体哭成泪人。他们把我掀翻，双手反剪，扣上了手铐。别墅里那对男女严重烧伤，我爸脖颈的大动脉让震飞的玻璃片切断了，失血过多，送到医院时，已经停了呼吸。
我爸原先只是想威胁那人叫他还钱，他从没想过杀人，也从没想到会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他到死也不相信，那人说的是实话，他和我爸一样，也让生活驱赶着满世界打转。他说的没错，那批药材叫我们乡里搞物流货运的人掉包了，掉包者被抓，可是我爸永远回不来了。
在看守所的这段时间，我妈和我舅舅他们来看过我，两个表弟也来了。二表弟现在在公路边租了个档口卖粿条，大表弟又辞工了，现在和舅妈的关系搞得很僵。大家都对外婆守口如瓶，骗老人家说我爸去了外省做生意，我也跟着去了。他们走后，我一个人哭了很久。
看守所要我们写材料，我写着写着，就把这些事写出来了。我把剩余的稿纸收起来，每天有空就写一点，涂涂改改，总算成了现在这样子。这几天，我老是做梦，梦见四五岁时的一件事。那年“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口号喊得正响。政府三申五令，禁止一切封建迷信活动。我们乡里举办了几十年的游神赛会也遭明令禁止。政府的强硬态度毕竟遏制不住乡民的群情，起先大家去镇政府门口静坐，喊口号，后来有人点鞭炮，敲锣打鼓，把里面上班的人吓得不轻。隔一晚，整栋镇政府的办公楼就没人来上班了。后来事情越闹越大，乡里年轻人几乎都出动了，有在镇政府门口喷漆刷大字的，有在公路边路灯上挂抗议横幅的。到了游神的正月初十那天，上面派了警察来镇压，当地派出所迫于压力，也不得不出警配合。一边是人潮汹涌的游神，年轻力壮的后生扛着神像在村道上跑，围观的本乡人和外乡人高声起哄，加油助威，另一边是群众的抵抗。由公路上下来的警车被人堵住了，轮胎遭人用尖刀扎破，没有一个警察敢开枪，冲破了人墙开到宫庙前的一辆警车让众人掀翻了，有一个民警仓惶逃出，躲进一户卖鞭炮的小卖部，要不是老板娘发善心劝住激愤的群众，那个年轻民警怕是要被人活活打死。
那天我骑在我爸肩头，目睹了乡民将余下的警察轰进庙里，门从外面被锁上了，那几个警察无路可逃，接着，有人爬上了庙紧邻的屋顶，将“企脚铳”扔进宫庙的天井，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阵接一阵，很快乡民的报复心被激起了，有人从正门往扔石头，伴随着众人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庙里的警察爬上天井，高举着脱下来的白色衬衣投降告饶。
我隔着高耸的龙香，远远看到白色衬衣晃动了几下，人群爆发出潮水那样的喝彩声，我也跟着嘻嘻笑起来。
受伤的警察互相搀扶着，游兵散勇那样撤退了，群众再次欢呼。
我骑在我爸肩头，看到他的头顶落满飘过来的细碎香灰。他蹲下来捡起地上一块石头，我捏在手里，奋力朝前扔。石头落在了庙前的水池里，噗通一声，溅起小小的水花。
他连夜赶到办公室，在杂乱的书柜里翻到一本老牌的文学杂志，他记得，昨天来访那位作家的首部长篇，就登在这一期。当时编辑部约他写评论，随刊一起发表了。这部长篇后来斩获“人民文学奖”（他也是评委之一）。小说围绕一场葬礼，用多重视角的嵌套结构，追溯了一名乡间“恶人”的生平，形式上颇得福克纳的神髓，好在文本做了大量本土化的处理，不至于让明眼人揪住尾巴。小说在编辑部引起了一些争议，争议焦点落在小说人物的对话上。编辑部建议他将那些过于书面语的对话改得口语化些，但是这位固执的作者不从，他说：不要指责作家写的人物对话生硬、做作，不真实。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识字不多的人在提到“半身不遂”的时候，用的不是标准的“瘫痪”，而是《庄子·杂篇》里的“偏枯”，你能说一个文盲不可能用这么深奥的词吗？他记得，当时写评论时，他也曾就语言的问题作了几点商榷，不过最后他还是肯定了作品叙事的野心和对人性恶的挖掘。现在想起来，他不禁一阵欷歔：一部小说的诞生太不容易了。现在，一些线索被拼接和串联起来，眼下的情况也逐步明朗：这本文学期刊流传到了看守所（他假设看守所设有读报室，提供书籍读物以提高犯人的文化修养）。在一个很偶然的时机，一位在押犯读了这部新作和后面的评论，便将手稿寄给他。问题是，为什么他不寄给别人，而是寄给这么一位批评家？仅仅因为评论文章后面标注了他的工作单位和邮编？不管怎样，他无法被这样的理由说服。
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回了家。妻子洗漱好躺到床上了，儿子的房间还有亮光。他没有跟妻子讲明这天发生的事，妻子问他怎么一脸疲惫，他说最近批改论文，实在累了。
隔天起来后，他把手稿交给一位学生，请他将文字录入电脑，并发邮件给他。
那天余下的时间，他要做的事，就是找到手稿的主人——准确说，是找到他的名字。无论如何，手稿不能是匿名的，也不能在作者一栏简单冠以“佚名”二字了事。他辗转查到长汀县看守所的电话，打了过去。他讲明来意，看守所的工作人员要他提供身份证号，并和他说，不涉及保密的案件，他们可以告知要查的人是否为在押人员。他说不出那个人的姓名，便和电话那头解释半天，那人让他稍等，请示了领导，这才获准帮他调阅看守所的信件收发记录。在电话里，工作人员说，你要查的人前天出狱了。他记下姓名，连连道谢，随后挂了电话。
晚上，学生将原稿和打印的样稿送到他手上，电子文档也发给他邮箱了。他拿着那叠稿件，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步伐也不觉间加快了。在回家路上，他眼前闪过一句话：讲故事，就是将世界不为人知的‘内面’翻过来
。他反复琢磨着，决定将作者的名字郑重地添到稿纸上，推荐给杂志发表。做好这一切，他还是不放心。为稳妥起见，他又伏案拟了封信（写信对象是那位素未谋面的手稿主人），随稿一并发给编辑，建议作为小说评论予以发表。至于题目，他也酝酿好了，就叫《诞生：一份小说手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