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书读懂中国传统政商关系，解码“钱王”王炽的经商之道和财富传奇！三代一品红顶商人！财富大过胡雪岩，唯奋斗者得功名！鸦片战争爆发后，外来思想不断涌入，国家弱而商业盛，胡雪岩、乔致庸、盛宣怀等一批晚清巨商强势登陆历史舞台，然而在众多的商人之中，却没有一人可与他相比，他被李鸿章誉为是清廷的国库，被老百姓称为钱王，被《时代周刊》列为19世纪末全球第四大富豪，他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一品红顶商人——王炽。 他用一根扁担挑着货物贩卖做起，而后在乱世中组织马帮，在中国古老的茶马古道上，用他的机智和勇敢，于川滇之间闯出了一片天地。在对待政商关系上他坚持“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法则，在生意场中他又秉承“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理念，虽逢乱世，却如鱼得水，涉足各行各业，吃遍政商两界。终成一代“钱王”。
草根的进阶 前 言
世人只知胡雪岩，岂道云南有王炽
胡雪岩、王炽都是那个时代的翘楚，从商人的角度讲，他们都是伟大的。然而，同样伟大的两个商人，一个世人皆知，一个鲜有耳闻，不免令人惋叹。
本文作为一个序言，只是想通过胡雪岩引出王炽，并且想发出这样一种声音：胡、王二人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世人只知胡雪岩，不识云南有王炽，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悲哀。
我不是云南人，自无义务为云南的地方文化摇旗呐喊。下面我想从文化传承以及王炽的经商智慧这两个角度，来谈谈挖掘这个历史人物的必要性。
首先来说王炽的出身。他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亡故时他不过十四岁，许是家道中落，读不起书的缘故，母亲变卖了陪嫁的首饰给他去学做生意。
说到这里，我想摆出一个问题：如果换作普通人，当我们得到了一笔有限的资金后，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我想很多人想到的是出去找一个可靠的地方打工，把这笔有限的资金作为生活费。作如此想的人肯定占大多数，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世上没有一种生意是稳赚不赔的，它是有风险的，万一把母亲用首饰变卖来的钱赔得血本无归，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人生的道路便是如此，不同的想法成就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王炽身处晚清政局最为动荡、资本主义空前发展的时代，他看到了希望，老老实实地利用有限的资金，用一根扁担挑着货物，走街串巷做买卖，不辞辛劳地积攒一百多两银子后，便开始利用动乱的时局，从中获利，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世上每一个人的成功背后，其实都是一部血泪史，其中之辛苦不言而喻。那么，王炽究竟是如何成功，凭什么成功的呢？
王炽总结了一条经商的法则：
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
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
第一句话说的是，在社会上遇到各种问题甚至羞辱后，将如何处之，是一个问句，因此下一句便是答案，也是王炽的处世方略。细细体会，令人心神为之怡然，这种“鸡汤式”的经典语言，不只对经商者有用，于普通人亦有莫大帮助。
为此，我不由想起了布袋和尚的一句名言，同样经典，含义也是相差无几：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理。
开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
如此大肚之人，世上真的有吗？特别是作为一个生意人，我们都知道，所谓的生意人都是将利益放在首位，无利何为商呢？王炽倘若当真如此“顺势而为”，他又是如何成为钱王，被誉为清廷之国库的呢？
当然，圣人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后期的修炼，王炽亦然。在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前，必须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甚至可能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经历得越多，可能悟得就越透。
王炽在积聚财富做各种善事之前，首先就是要把生意做大，没有钱资何来做善事之本呢？总的来看，王炽在生意场上的理念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官之所求，商无所退”。
有读者看到这里，也许会心一笑，这不就是贿赂嘛！
其实不然。“官之所求，商无所退”不是贿赂，而是一种策略。举个例子，法国攻打清廷驻越的部队，中法战争爆发，当时清廷国库空虚，根本拿不出钱去国外打仗，云南巡抚岑毓英愁白了头发，没办法，去找王炽商量。王炽听了后二话不说，拿出了六十万两银子，给岑毓英做军饷，支援他出关。
这相当于雪中送炭啊，岑毓英自然会感激他，甚至跟他做朋友，如此一来，政商关系自然而然就成立了。政商关系一旦成立，一切也就好说了，这是生意上的策略还是贿赂？
到了后期，王炽的经商理念，逐渐从“官之所求，商无所退”过渡到了“人弃我取，人需我予”的境界。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人家不要的我去拾取，人家需要的我会给予。
可能会有读者觉得奇怪，这是做善事还是做生意？
其实善事也可以做成生意，关键在于怎么做。
这里同样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光绪初年，唐炯奉命督办川盐，改善川盐的生产。可任何一样改造都需要钱，偏偏当时的政府没钱，盐茶道的官员同样是急白了头发，到处找人筹集资金。然而很多商人认为，一件商品从改造、生产再到投入市场，需要很多年时间才能见成效，甚至有可能会亏本，所以当时没人愿意花钱去投资。有些盐商为了降低风险，欲以合资的形式去拿下这个项目。
就在这时候，王炽先一步出手了。
当时王炽的同庆丰票号刚刚成立，实际上他也没多少钱，拿出这笔钱给唐炯后，有可能他自己就身无分文了。但是大生意人都具有大胸怀，王炽还是千方百计地筹足了十万两银子，交到了唐炯的手上。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里面有个玄机。
票号相当于现在的银行，一家银行要想吸引客户来存兑，你得有信用度和知名度，没有这两样东西，就算浑身是嘴去游说，人家也只会把你当传销。王炽的银行刚开张不久，两者都不具备，他就看准了盐茶道需要钱的这个时机，花十万两给自己做了个大大的广告，向世人宣告，同庆丰是有实力的！
这是做生意还是做善事？
还有一个例子，也颇为经典。八国联军入京的时候，慈禧太后仓皇而逃，京城的达官贵人或有些家底的百姓更是人心惶惶，争相离京逃难。可是人可以逃，大批的家产如何带得走？丢弃吧舍不得，变卖吧洋人都入京来抢劫了，哪个敢收？
偏偏王炽又出手了。发电报给北京的同庆丰分部，要求他们，只要是百姓来变卖之物，无论多少，照单全收。
做这等违背常理之事，得有多大的气魄和勇气！后来，八国联军离京，慈禧还都后，王炽将乱时所收之物出手变卖，获利颇丰。
这就是人弃我取，人需我予，虽是乱世时的经商理念，但是换个思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行得通的。义乌的小商品何尝不是如此，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义乌人便挑着货郎担子，走街串巷，用糖换取鸡毛以获微利。
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子，常常拿家里的鸡毛或者废弃物去换糖。彼时宁波一带的人自以为优越，颇看不起义乌、象山那一带的人，谓之“讨饭”，即像乞丐一样的人。而此时呢，义乌人并未以利小而不为，而是敢为天下先，毅然闯出了一条被他人嗤之以鼻的经商之道，成就了如今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言归正传，王炽在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并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巨商后，就把目光放在了国家和民族的高度上，可以说他的一举一动，牵涉清廷之命运。他花巨资从洋人手里买回了矿产的经营权，又出大价钱与官府合资兴办云南铜、锡矿业，使地方工业免遭洋人染指……
这是政治，但也是生意，大生意人做的大生意。
可能不少人会认为，这不过是官商合作的老套路罢了！其实每件事都有两面性，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努力奋斗，关键是你在逐利中做了什么，又在得到了利益后做了什么。有些人为了逐利不择手段，而有些人在利己的同时又能利人。说白了，没有人生下来就愿意去当坏人，走什么样的路，不是人品问题，而是策略和智商问题。
以上所说的事情，我都会在小说里提到。说到此处，我想足以让诸位去了解王炽，了解这位无论是名望还是地位都不亚于胡雪岩的一品红顶商人。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近王炽，走近这位赫赫有名的大清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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