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昕夕闲谈》是我国第一部译自西方的翻译小说，1873年首现于《瀛寰琐记》。译者蠡勺居士借鉴中国小说艺术的优良传统，对小说进行创造性迻译，向读者展现欧洲社会全景图，令人耳目一新。译者的译笔取向与创新传达出他独特的翻译中心观和文化观，其关于小说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的理论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译者还借翻译小说指出中国必须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才能强国富民。译者超前的革命意识对后世翻译及小说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推动作用。《翻译小说与近代译论————昕夕闲谈研究》试图说明西方文学汉译之初生态的表现与规律，并为我国翻译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本书由张卫晴著。
文学翻译对我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不过，外国文学的传人肇始于宗教活动。基督教来华开创了西籍中译的事业，其经籍与布道读本带来了颇具文学性的寓言故事和劝善隽语。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小说汉译，则始于《昕夕闲谈》一书。它是我国第一部译自西方，具体说是译自英语的翻译小说。原作名为《夜与晨》，作者是英国作家利顿；译者署名“蠡勺居士”，其译作自1873年起连载于《申报》的文艺副刊《瀛寰琐纪》，历时两年。
鉴于目前学界尚缺乏有关研究，《翻译小说与近代译论————昕夕闲谈研究》利用京、沪两地所藏资料，对作者及原作、译者及译作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
这部小说的创作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19世纪欧洲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封建等级制度开始动摇，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利顿身为贵族却敢于揭露贵族的丑恶嘴脸，便利用长篇小说这种通俗的艺术形式在社会上制造舆论，试图影响社会制度的变革。他的《夜与晨》以犯罪问题为切人点，揭示平民犯罪和贵族犯罪的种种社会根源，呼吁学习法国革命，废除特权制度，建立人人自由平等的新社会。本文在阐明这些思想内容的同时，也对这部小说的文学性作了分析，如小说创作的文学背景、人物形象的刻画、作品的艺术特色、文学成就，等等。
利顿的政治呼声在中国产生了回响。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内外交困，风雨飘摇，蠡勺居士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通过改革才有出路。他根据原作的特点，并借鉴中国小说艺术的优良传统，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创造性的造译。译作呈现出了中西合璧的面貌，令人耳目一新。不过，有关这样一位译者的真实情况，迄今所见可资利用的原始资料几乎无存。本文就译者身份问题既梳理成说，又发表己见，并对译者与《申报》的关系、译者翻译工作的真实情况等问题作了考证。
任何实践活动的背后，无不有着某种思想或理论作为明确的或潜在的指导原则，因此就译作而考察译者的翻译观、文学观乃至文化观，也就成了本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从译笔的取向与创新，推断译者对于“信、达、雅”翻译观的态度、对于小说之社会功能的认识以及对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文化借鉴的向往。与同时代的小说作家和翻译者相比，他明显具有超前意识，理应在近代小说理论的开拓者之列。正因为如此，本文译者翻译实践本身及其所蕴涵的思想和理论，影响到了我国早期的改良派的创作与主张。
总之，通过上述种种考察和研究，《翻译小说与近代译论————昕夕闲谈研究》试图说明西方文学汉译之初生态的表现与规律，并为我国翻译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本书由张卫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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