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爱
钟南山不说爱。
当被问及何以能够“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时，他说：“没什么，职责所在嘛。自己就是干这个的，你不上谁上？我相信，假如下次出现传染性心肌炎之类的疾病，他们搞心脏研究的也一样会冲上去。至于说到勇敢，更谈不上。该做的防护都做了，安全是有保障的。我也相信自己的抵抗力————肯定没事儿。”
大概是嫌其表述过于平淡，主持人继续挖掘：“就仅仅是责任感，再没有其他动力了吗？”
认真想了想，钟南山肯定地答道：“有！那就是兴趣。我就是觉得好奇呀。我特别想知道这种突如其来的疾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究竟是怎么发生、怎么传染的？对于我们搞医学研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机遇。要说动力，这就是我的动力。”
中央电视台这一期的《新闻调查》，我连看了两遍，深深折服于钟院士的率直————对不避肉麻、喜好作秀的某些宣传来说，这番不冒热气的大实话，不啻一味解毒剂。
我想，这就是做科研和做宣传不同的地方。因为科学家知道，科学是冷峻坚硬的，不相信眼泪，不理睬权势。一切所谓念咒、发功、呼吁、控诉之类都是白费劲，科学只认实验证明、治疗效果。不彻底抛弃虚假，不彻底怀抱真诚，并在此基础上付出辛劳，研究将一事无成。严谨治学的人，说话处世也多是坦诚、质朴的。从居里夫人到袁隆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科学————确实是世界上最为纯洁、刚正、美丽的事业。
护士不说爱。
“不是爱，也不全是敬业。真要请假回家也行，只是看到比你老的比你小的，从院长到医生到护士大家都上了，逃避的念头自然也就消失了。是不好意思，也是别无选择————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我想，也许这就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和躲在安全地带唱高调的人不同的地方：面对已经牺牲的战友，她们耻于拔高自己。
中央电视台这一期的《东方时空》，片尾是一首歌。歌声起处，主诗人王志泪流满面，屏幕前的我也泣不成声。
你也和我们一样是血肉之躯，
并不比谁多一些免疫力。
当我终于可以享受春天的和煦，
你却日日夜夜呼吸着致命的空气。
你也和我们一样是父母儿女，
并不比谁少一些七情六欲。
当我终于幸福地合家团聚，
你却远离亲人分分秒秒伴着恐惧。
苏格拉底不说爱。
他说自己就像一只牛虻，叮住了希腊皮薄的地方狠狠地咬————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有可能保持活力。
穿着宽大的衣袍，苏格拉底徘徊于广场，逢人就请教：“正义是什么？”“善良是什么？”“最好的国家是什么？”“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就这样，苏格拉底穷追猛打、不依不饶，向每一个开口说话的人要“定义”，逼迫人们在发言之前对自己的用词加以限制和说明————这真是吃饱了撑的呀！
有趣的是，这种刨根究底、不惮其烦的癖好也有人追随。到了亚里士多德那儿，这种习惯被发扬光大，竟然结出了人类思想史上最甜蜜、美艳的果实：形式逻辑。两千多年过去了，现在全世界中学生使用的逻辑教材和当初亚里士多德弄出来的基本一样————这是关于思维和思维方法的学问，整个西方派系众多、庞大严密的哲学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石之上。
苏格拉底的学生，那些“被教唆坏了”的年轻人，无比兴奋地看到将军、贵族、执政官被老师问得哑口无言。更多的情况是，因为被追问，对方一路找下去，最终求得“不一样的答案”，如获至宝，满意而去————“做真理的接生婆”，这是苏格拉底最喜欢干的。他从来不直接教导别人，一切都是被问者“自己找到的”。在苏格拉底看来，被问的人是孕妇，而所要寻求的答案就是尚未出世，但已经存在于孕妇腹中的胎儿。
最终，这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激起了民愤，以“教唆犯”的罪名被判死刑。一生好辩的苏格拉底，被阿波罗神庙祭司宣称为“全希腊最具智慧”的苏格拉底，拒绝逃亡，拒绝辩护，心平气和地服从判决，在弟子的陪伴下饮鸩而亡。他认为，法律一旦制定下来，不管合理与否，公民都必须遵守。
“克里同，我还欠阿斯克勒庇斯一只公鸡，你能记得替我还清这笔债吗？”
苏格拉底，这个愚忠的“白痴”，这个死心眼的家伙，这只吃力不讨好的牛虻，这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为了他的国家，真真是“砍头只当风吹帽”了。
可是，一直到死————他都不说“爱”。（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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