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挂的升职路
电影《穿PRADA的女魔头》里有一句台词：“当你感觉到自己周围已经乌烟瘴气的时候，你晋升的机会就来了。”
升职当然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但凡事皆有两面，初入职场那几年，我是伴着一路的崩溃不断升职的，尽管那段时间的履历写出来会很励志————
2006年，二十三岁，上班第一年，华谊兄弟电影宣传经理，月薪四千。
2007年，二十四岁，上班第二年，华谊兄弟电影宣传副总监，月薪六千。
2008年，二十五岁，上班第三年，华谊兄弟电视剧宣传总监，月薪七千五。
2009年，二十六岁，上班第四年，华谊兄弟电影宣传总监，月薪一万一千两百五。
刚到公司的时候，我的工位斜前方是一间会议室，每周老板王中磊、总监制陈国富会召集各部门总监开例会，我每次都会用艳羡的目光看着那个房间，幻想自己哪一天也能在里面有一席之地。没想到这一天的到来，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
进公司的第二年，经过“癫疯”时刻的疯狂工作，我成功引起了老板和陈导的注意，很快就迎来了第一次升职。说句不谦虚的话，今天我也已经是一个管理者，这一路走来，确实再没见过比我当年更努力的小孩，所以公司不给我升职给谁升呢？
当时，公司通过对外招聘，招来了一个宣传总监，就给了我一个副总监职位。记得陈导跟我面谈此事时，我的内心激动得简直汹涌澎湃。于是在上班第二年，我就以“宣传部副总监”的身份，跟大家一起参加每周高层例会了。
更加狗屎运的是，华谊于2007年开始筹备上市，在内部颁布了原始股激励名单，名单包括公司管理层和为公司服务超过一定年限的“老人儿”。所谓管理层，那条线刚好画在了“副总监”处，而当时全华谊兄弟集团好像只有我一个副总监。
股权激励的原则，是大家会被分配到一定额度的股票，以低价购买。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其实就是一笔白给的财富，但在刚开始筹备时，周围却是议论纷纷，大家并不相信一家民营娱乐公司能真的上市，“中影集团还没上市呢，怎么会轮到你华谊兄弟？”这类声音不绝于耳，公司内部也有一些消极言论。
我当时稀里糊涂的，心想反正这是集体行为，要成要亏都是大家一起，没什么可怕的，就先凑钱吧。当时需要凑齐九万块，这对于刚刚上班一年多，月薪几千块的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那时爸妈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帮不上忙，我把自己全部积蓄两万块放进去，又找几个朋友东拼西借，总算是把钱弄齐了。
完全没想到的是，公司在2009年就成功上市，我一个毫无背景资历尚浅的普通姑娘，竟然凭借这次机遇赚到了人生第一个一百万。
那几年，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我就像开了挂一样，如本篇文章开头展示的那般不断升职。看起来这一切都出奇地顺利而美好，但其实美好的背后，是许多无法预料的挑战和困难。首先是人际关系。
无论工作多努力，我在公司的晋升速度也是有些过快了。其他部门总监都是四五十岁、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孩也混迹其中，加上本身性格就外向，而外向容易被理解为张扬，那个阶段让不少人都看我不顺眼。有时候，即使我觉得自己跟从前没有变化，也会被人扣上“变跩了”“跟以前不一样了”的帽子，想解释都没地儿解释。
逐渐地，一些人说话的语调变得阴阳怪气，我也慢慢感觉到自己的工作被更多双眼睛盯着，这些目光不只来自公司里的同事，有时也来自外面的合作伙伴，在老板和陈导那里投诉我的人越来越多。二十四到二十六岁那三年，我几乎没有真正放松过，感觉每天出门都要披上铠甲，随时准备战斗。一直到2009年《风声》上映前夕，我终于尝到了后果。
2009年上半年，公司两部戏《拉贝日记》《追影》连续票房失利，被同档对手打得片甲不留。我也是很衰，年初还在电视剧宣传部做总监，当时公司给了我两个选择，一是在这两部片上映后调回电影公司，二是当时马上转回来。思电影心切的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结果，新官上任就赶上两次严重失败，我压力大到口腔溃疡了一个多月都无法痊愈。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风声》的成败不论对于公司还是对于我，都显得非常关键。在港台明星当道的那时，这是一部几乎全由华谊自己的演员挑大梁的作品，假如再输了，输的不仅是电影公司的钱，还有经纪公司乃至整个集团的面子。在这样的“白色恐怖”时期，我作为营销宣传的重要窗口，是与导演、监制、老板、明星经纪团队、外部营销团队、制作团队、发行团队、全国媒体沟通的枢纽。（P56-59）
我的父亲母亲
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个极度恋家的人。
出国读书时，身边多数都是“90后”，我发现他们当中很多人跟爸妈关系疏远，除了花家里的钱之外，彼此关系淡漠。这其中的原因无法简单概括，孩子和父母可能都有责任。或许有些父母真的不够用心，有些父母表达爱的方式不恰当，也或许有些孩子从来没有试着去体谅长辈。
听大家回忆起小时候：有些是爸妈忙于生意，小学都是跟着爷爷奶奶，中学则是寄宿的私立学校，大学就被送出国了；有些家长情绪暴躁嘴又毒，说出来的话能把孩子的自信毁灭殆尽；有些虽然保持着表面和平，但彼此间并不真正了解……
如此种种，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多么不同。
有天晚上，一位代驾师傅送我回家，路上聊天，他说了很多动人的话：“你不知道我女儿有多聪明，很多人都劝我把孩子送回老家，我坚决不。那些留守儿童都太可怜了。老人不舍得管，惯出一身毛病，大人回去只待几天，也顾不上管。孩子小时候记忆里没有你，长大就更没你了。现在在北京，只要你肯吃苦，钱还是能挣到的。我白天上班，晚上出来干代驾，能挣多少算多少。我给孩子报了一个舞蹈班、一个乐器班，将来她长大了如果碰上不顺心的事，能有个方式排解……”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这位父亲的侧脸，想起小时候我跟爸妈相处的很多场景，忽然领悟到，其实家长爱的能力与他们的财力是两回事。小时候我家并不富裕，但爸妈一直让我觉得被宠爱，够自信，自己对这世界很重要。
在这里，想提笔写写那些珍贵的往事。先说爸爸。
其实我上小学之前都没有正式名字，因为他一定要取个特别的，要有意义，要不俗，要与众不同。就这么一直憋到了我四岁，受鲁迅“只研朱墨作春山”的启发，加上他是画画的，墨宝墨宝，墨是他的宝，于是取名朱墨。不过“墨”的笔画有点复杂，所以三年级之前他让我写“朱沫”，直到四年级，他说，你是高年级的孩子啦，从今以后就写自己真正的名字————“朱墨”吧。
爸爸对我的管理，是极度溺爱与极度严苛的结合体。
我四岁半上小学，一二年级时总记不住老师留了什么作业，后来老师就把作业内容写下来，让我带回去给家长看。到了家，爸妈问，留作业了吗？我总是说没有。那时也不是故意说谎，就是稀里糊涂记不住，于是爸爸很多次陪我到学校跟老师解释：“孩子太小，需要充足睡眠，作业没写。”
三四年级记得日常作业了，寒暑假作业又常常写不完，到了开学前一天才急得哭，爸爸就会说，没事，明天我去学校跟你老师说。有时他甚至还会偷偷帮我写一点作业。那时因为爸妈都是老师，跟学校的老师们都熟悉，加上我年纪小，大家不会太苛责，大不了跟不上就回家，等到入学年龄再重来。没想到我就这么跟下来了，只是学习成绩不怎么样，长这么大从来没拿过第一名，最好的成绩是小学时拿过一个第三，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中等。只是我有一个本事，就是每逢大考必超常发挥，一路升学都是有惊无险。
从中学到现在，我一直是身边人里极少数不近视的。这也是因为小时候爸爸盯得非常严格，除了几乎不许看电视（当时很痛苦），不许躺着看书之外，他还陪我写了小学时代几乎所有的作业。爸爸每天都在大画案上练书法或画画，让我在画案一侧写作业，要求腰板挺直，眼睛距离书本至少三十厘米，只要看到我的头无意间压低，或者趴着写字，就会立刻提醒，久而久之，好的坐姿就养成了。
我从小就个子矮，一年级到三年级都坐第一排，有一次爸爸接我放学，觉得教室太小，我座位离黑板太近，对视力不好，当天回家就特制了一把椅子，在一把普通木椅上加钉了一个小板凳，第二天带到学校，让老师把我的座位调到了最后一排，既离黑板远，也不会被前面的同学挡住视线。直到我们搬了大教室，才重新坐回第一排。因为爸爸的紧密盯人政策，我的眼睛视力至今保持5.1。每次体检时到了视力那一项，准会听到医生和周围人的惊叹。
……
1999年，十六岁的我高考失利，只考了420分。那时候实在是太不好好学习了，“每逢大考必超常发挥”的本事依然在，但底子实在太差，平时模拟考只能考300多分，可发挥的空间有限。决定复读那一刻，我跟自己说，这次要真的努力了。开学第一个月，我整整三十天没跟任何同学聊天。那时我最差的一科是数学，满分150分，我只考了42分。很多老师都劝我，干脆这一年把精力全部用在数学上，怎么都能涨几十分。不过我最了解自己，没兴趣的事情就是没动力，所以我没跟任何人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一整年完全不学数学，把所有时间用在其他四科上面。
记得那一年有很多次模拟考。我在第二次高考快要到来的时候，翻了翻积攒下来的模拟试卷，在里面选出了每一科的最高分，把它们加了一下，是515分。那时我默默地想，如果高考能把每一科的最高分考出来就好了。成绩揭晓那一天，我已经在家里画了好多天的素描和水粉画，拨通电话听到那边传来“总分515分”的时候，我欣喜若狂。
这之后，2003年准备考研，2013年准备考雅思，以及工作中很多个日日夜夜，我都在用一种莫名的狠劲支撑自己，告诉自己不要放弃，一定要拼尽全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点遗传基因来自妈妈。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一直以来，爸爸妈妈都致力于帮我建立强大的自信心。
我小时候的一个故事，现在还常常被拿出来讲。那是刘晓庆最红的时候，妈妈问我，全中国谁长得最好看？我说，刘晓庆第一，我第二。妈妈说，嗯，就是。后来我上了小学，发现班主任周老师很漂亮，妈妈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刘晓庆第一，周老师第二，我第三。妈妈说，嗯，没错。
为了建立我对自己的认同，爸爸有时还会做一些挑战习俗的事情。在我们老家，到了大年三十那天晚上，人们都会去“燎星”，就是去坟地上放很多炮仗，烧一些干草，算是与故人同庆节日。这个时候女孩子是不许去的，所有人家的坟地都只有男性才能去。不过爸爸每年都会带我一起去，别人问起来，他会说，我们家朱墨就是不一样，我就是要带着她去。
爸爸妈妈的这些行为，让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特别、很优秀、对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人。当我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重新梳理这些年的经历时，就越发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他们给的这些心理暗示和帮我建立的自我认知，成为构建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让我比别人更加自信。在人生中很多遇到困难的时刻，这来自家庭的强大的无价的爱，成为支撑我勇敢往前走的力量源泉。
所以，这本书要献给我的爸爸妈妈。我永远永远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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