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周恩来总理青年时代在日本樱花时节写下的诗句，心头常会自然浮起，反复吟哦。
一九九七年六月访问美国期间，一个黄昏，在洛杉矶一家中文书店，陪同我们的华人女作家黄女士忽然拿起一本记叙周恩来总理轶事的书问我：
“你可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过美国？”
我摇摇头：“他没有来过美国。”
“是吗？”她似乎有点不信。
“是的，他确实没有来过。”我加重语气，“但是他为许许多多中国人到美国来打开了大门。”
黄女士盯住我几秒，随即说：“我懂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许多在美国的华人都很崇拜他。”
黄女士原籍湖南，在台湾住过，移居洛杉矶也已多年。她的经历同周恩来总理似乎并无任何牵涉，也从没有见到过他，但她以如此郑重的口吻谈到周恩来，使我不免有点惊讶。浪涛滚滚，岁月悠悠，即使远隔重洋，也没有冲淡人们对他的思念与崇敬。
我想起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风雪的莫斯科，我冒着严寒去看望一位五十年代曾经作为记者长驻北京的老朋友。那时正是苏联濒临解体的前夕，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一起将莫斯科压得冷峻无声。我们在他的书房里静静地喝酒，轻声地谈话，不无伤感地回忆往事。从他家壁上悬挂的中国画，谈到他在北京的日子，谈到他几次参加过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他的脸上渐渐泛起红晕。他说起听到周总理去世消息时，眼镜片里闪动着泪光，然后，叹了一口气：“我们就缺少一个周恩来。”霎时间，宾主都寂然无声，兀自啜着冷酒。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去世一二十年后，不论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仍然深情地想着他，年复一年，古往今来，能有几人？一个中国人去世后，在他到过或未曾到过的异域他乡，还有人怀念他，记住他的音容笑貌，这样的人，又能有几个？
一九八〇年我去联邦德国，在西柏林，一位市议会议员请我吃晚餐。这位议员性情豪爽，口若悬河，我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到最后，才礼节性地表示希望他去看看他从未去过的中国。他立刻说：“我相信我会有机会去的。但是我最想认识的一位中国人，却永远不会见到了。”
“谁？”
“周恩来。”
我一时哽咽，不知说什么好，只能举起高脚杯向他敬一杯酒。
在亚洲国家我们的友好邻邦中，动人的记忆更多，似乎无处不在。一九六三年九月，我同诗人闻捷访问巴基斯坦时，在风光如画的拉合尔，作家谢哈布先生对着皇家花园说七年前在这儿举行过欢迎周恩来的大会，那天拉合尔倾城出动，瞻仰中国总理的风采。周恩来披着人们为他献上的闪光的花环，向台下成千上万人再三挥手致意。谢哈布说自己参加过多次群众集会，很少见到那种群众发自内心欢呼的热烈场面。
“我们不只是欢迎一位大国的总理，而是接待一位真诚的朋友。”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总统、总理、国王，或者别的贵宾，我们见过不少，但是，真诚的朋友是难得的。”
一九八八年，我又一次去巴基斯坦，又一次去拉合尔，又一次来到二十五年前漫步过的皇家花园。陪同我们的阿格罗先生又说起当年那次盛会，他不是拉合尔人，没有遇到谢哈布的好机会。但是他说了另一件事：一九六四年周恩来总理又一次访问巴基斯坦，在首都伊斯兰堡种了一棵象征中巴友谊的乌桕树。阿格罗先生说：“那棵树现在又高又大了。每个巴基斯坦人走过树下，都会想到种树人的名字。”
同样，前几年在仰光，缅甸的朋友陪我们瞻仰大金塔时，从如林的佛龛中，指着其中一座，介绍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捐资兴建的。他说大金塔的佛龛成百上千，每天来的人成千上万，但这一座佛龛，缅甸人谁都知道它的来历。仰光有不少老人，都能记得三十多年前那位中国总理同他们一起欢度泼水节的情景。他身穿缅甸民族服装，围着大方格筒裙，他那亲切的笑容和爽朗的笑声，时隔三十多年，好像至今仍然留在仰光街头。
有一位曾经参加过三十多年前勘定中缅边界的官员还告诉我一件事：当时的缅甸总统曾授予周总理一枚新创设的最高勋章，这勋章的名字十分奇特，也很了不起，叫作“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护者”，以表彰周恩来在顺利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中的杰出贡献。
我感到，外国朋友对周恩来最长久、最深沉的思念，还是在他曾经度过青春时光的东瀛。八十年代，我有幸两度拜谒京都岚山周总理诗碑，一次樱花似雪，一次枫叶如丹。第一次去时，诗碑刚建立不久，其时樱花如雪，落英缤纷。我们肃立碑前，默读碑上镌刻的《雨中岚山》诗句：“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凝眺面前汩汩流淌的大堰川碧水，遥想六十多年前一位青年志士从中国渡海东来、上下求索，终于找到革命真理的喜悦心情，禁不住思绪如潮。
四年后的秋天，又一次到京都。日本朋友似乎明白我们的心情，刚在饭店放下行李，立即驱车出城到岚山。没有樱花，只有枫叶，但是碧水依然，青山如旧。那天并非星期日，游人不多，诗碑前却仍有几束凭吊者放置的鲜花，不知道献花者是谁，也不知花瓣上留着的是雨珠还是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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