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私人恶德就是公众利益。”这是18世纪的荷兰人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提出来的这是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曼德维尔描写了一个充满恶行的蜜蜂王国的繁荣状况。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王国中，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举国一片萧条景象。
曼德维尔所说的恶行，主要是指传统道德禁忌中人性的缺点：贪婪、奢侈、虚荣、自私。曼德维尔认为，如果禁止这些“恶行”，社会就不能进步，财富积累就会落空，整个社会就会陷入贫困状态，美德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如果让每一个人都充分地按照私利的原则去追求财富，才能总体上增加社会财富，才有繁荣。我们已经看到了亚当·斯密“自利最大化”理论的雏形(也有点接近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思想)。
亚当·斯密说：“个体生产者只想这到自己的目标，他这样做时……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结果出现。而这个结果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更一般的表述是：“总体收益的结果，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这是对经济思想最具智慧的贡献。如果换成曼德维尔的表述，就是恶行产生了善的结果。资产阶级十分纳闷地想，我们只不过是想作恶、想满足个人的私欲，没想到一不小心产生了善良的结果，真是世事难料啊!香港某大亨经常在电视上发脾气，说：“我不投资了，我不剥削了，行不行?”顿时，香港舆论一片哗然，高声呼吁，你投资吧!你剥削
我们吧!连“菲佣”也上街了，高叫要维护自己选择当仆人的自由权利。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德行、善等理想人格，会限制社会经济的发展。仔细想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如果大家都像颜渊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还活得很快乐，那么，搞福利经济的念头就要落空；进而，仁者叉如何能快乐起来呢?孔子晚年的生活，全靠那个既善于从政叉善于做生意的学生子贡支撑。所以，孔子把女儿嫁给那个懂鸟语而且还有犯罪记录的怪才公冶长；将侄女许配给人生态度健康的南宫适，而绝不会将女儿和侄女嫁给他最喜欢的颜渊。孔子还说过，颜渊的确很有德行，但太穷。太穷的人无疑不适合当女婿，当一个道德楷模差不多。但是，孔子也绝不会将女儿嫁给一个只知道做生意、毫无德行可言的“威尼斯商人”。
西方经济学大概过分依赖那只“看不见的手”，太重视“自利最大化”，以至于忽略了对财富积累和分配方式中存在的问题的关注。1998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说： “亚当斯密在他的任何著作中，都没有对自利的追求赋予一般意义上的优势。”他认为，西方当代经济学曲解了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之复杂关系的理论。亚当。斯密“对悲惨现实的关注，他所强调的同情心、伦理考虑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尤其是行为规范的使用，被人们忽略了。”
同情心、怜悯心、仁义、德行这些范畴，被西方理论视为文学性的表这，不能进入科学研究的视野，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无法实施。这只能说明西方理论的逻辑本身有问题，而不能够说这些范畴不重要。在孔子那里，这些因素都是教育的基本内容。他试图通过诗歌和音乐教育，使人的内心能保持一种美好的情感，从而冲淡人的欲望。实际上他的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从唐代开始，文学艺术就沦为科举考试的——部分，后来成了某一党派和团体的宣传工具。今天它叉成了获利、满足欲望的一种高雅方式。甚至连教育本身也成了一种商业前期投资。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商品，变成了可以据为己有的“财富”。
中国人积累财富的方式是十分独特的，主要是借公共利益的名义实现个人私利。在传统文官制度中，首先要通过学习仁义道德理论、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然后才有国家财政发放的“俸禄”。一般而言，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只有“俸”而没有“禄”。“俸”基本上只能满足一般性日常开支，甚至日常开支都不够。“禄”的部分则要等到真正上任之后，从地方财政中搜刮，而且这是大头。今天也是如此。那些地方小官，“俸”(工资单上的)的部分跟我们大家差不多，但“禄”(现在叫“灰色收入”)的部分却十分离谱。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一个小官僚怎么能过着奢华的生活。
公开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一般都遭到鄙视(等级依次为宫农工学商)，有时候还规定其子女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秦汉以后)，将通过私欲满足而积累财富的路堵死了。于是，欲望的宣泄渠道转向权力：当官读书也是为了当官。结粜导致了一种权谋文化的畸形发育。像西门庆那种人，基本上是个文盲，也不想读书做宫，一门心思做生意。但他既不搞实业，也不搞贸易，主要财政来源是开妓院和赌场。他的生药铺(药店)基本上是个幌子，估计卖春药是药铺的主要经济支柱。同时其生意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技巧，就是勾结宫府(红包搞定)也就是将权谋文化加进财富积累过程中。这都是财富积累和分配缺少制度支持的结果，也是“恶行最大化等于公众利益最大化”理论迅速盛行的文化基础。
除开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特例，中国人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敢于大张旗鼓地提倡积累财富，从而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极度饥馑的饿汉形象。尽管从整体历史进程上看。这是一个迟到的进步，但也伴随着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权钱交易的黑幕、道德败坏、贫富两极分化的惨状、自然资源和环境毁灭性的破坏。
即使搁置这个绕不开的问题，我们也依然困难重重。整整这一代人正在为了迅速积累财富而无心考虑财富之外(包括道德)的问题。他们甚至不借牺牲自己的健康而拼命(台港人称“打拼”)。P13-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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