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峥：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为了让我们的年轻一代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是否可以请您先从您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说起？
王光美：我参加革命工作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并不是最早的。我的两个哥哥王光杰、王光超，在我之前早就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参加党组织分配的工作。王光杰（后来改名王士光）20世纪30年代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专业。当时姚依林、郑天翔等同志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光杰和他们认识。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这场学生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姚依林、郑天翔同志是组织领导者之一。光杰在他们的影响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从北平迁往内地。光杰没有随校内迁，留下来参加抗日组织的活动。为了收听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抗日广播，把内容记下来进行抗日宣传，光杰在家组装收音机和无线电台。我还帮他收听收抄过。1938年9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当时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同志，知道光杰懂无线电，便要他想办法组装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并筹建秘密电台。为了掩护电台开展工作，地下党组织物色了一位名叫王兰芬的女同志，让光杰和她以夫妻名义在天津英租界租了一处房子，作为秘密电台的地点。王兰芬又名王新，是东北军将领、曾任锦州省省长的王端华的女儿，当时是东北流亡学生、共产党员。他俩在共同的艰苦斗争中建立了感情，1938年12月经党组织批准，正式结婚。王新就成了我的嫂子。
黄峥：1936年春，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代表，到天津指导中共北方局的工作。王光杰同志建立的电台，看来就是北方局用以和党中央联络的。王光杰同志在天津见过少奇同志吗？
王光美：当时白区的地下斗争非常秘密，少奇同志不轻易出面，那时光杰没见过他。
大约1940年，光杰和王新生了个儿子，叫大津。光杰夫妇经常东奔西走忙于工作，我母亲就把大津接到北平家里抚养，一直带在身边，直到全国解放。王新有一段时间也住在我们家，以少奶奶身份为掩护，搞地下工作。有一次她和崔月犁同志一起去晋察冀解放区，半路上被汉奸抓了，打电话到家里来，是我接的电话。我母亲赶紧带了钱去救人。为了证明她是我们家的媳妇，还把大津也带了去，当面叫她妈妈。崔月犁同志当时没暴露身份。我们家就说他俩是私奔，以此来掩护，又使了些钱，把他们救了出来。
光杰后来在革命队伍里继续从事党的军工和电讯事业，做出了很大成绩。1946年，我们党在河北邯郸建立新华广播电台，9月1日正式播音，向全国全世界宣传党的声音。这座广播电台的设备，就是光杰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七拼八凑搞起来的。党因此授予他“特等功臣”的称号。这座电台现在成了珍贵文物，保存在国家博物馆里。光杰解放后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有一部电影叫《永不消逝的电波》，孙道临同志演的，电影里的主人公李侠，原形之一就是光杰。
“文化大革命”中，光杰在秦城监狱关了八年，在狱中写出了十二本无线电方面的专业书。这些书后来陆陆续续都出版了。江泽民同志在电子工业部当部长时，本来光杰年纪比较大，要退下来，江泽民同志考虑他资历深，懂业务，特意保留他副部长职务并兼总工程师。
黄峥：我在河南当副省长时，为了上安阳的一个大项目，专门到北京找光杰舅舅，因为这个项目同电子工业部有关。他领着我去找有关的副部长，还找了邹家华同志。光杰舅舅的资历比他们老很多，但他非常谦虚地向他们解释。我看了很感动。成立中国工程院时，电子工业部推荐他当院士。光杰舅舅坚决推辞，说他年纪大了，当院士已经没有意义了，让别人当。
王光美：由于光杰参加革命比较早，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受到他的影响。1941年，光杰夫妇离开天津经北平去解放区，回家小住。三哥光超那时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不久，表示也要去解放区。两人讲好，光杰先去联系，联络上以后马上回信，光超再过去。可是等光杰的回信辗转寄到北平时，光超刚刚结婚，一时走不了。这期间，经过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刘仁同志的批准，光超在旧刑部街家中挂牌，开了一个“王光超大夫诊所”，同时在西郊什坊院设了一个点，表面上对外营业看病，实际上是为北平地下党做秘密联络工作。“王光超大夫诊所”实际上就光超一个人。有时来人看病，我还给他当临时护士，打打下手。地下党组织经常利用“王光超大夫诊所”作掩护开展活动。党组织来人总是先找我母亲或光超。光超还用诊所的名义采购了不少药品，由党组织安排向缺医少药的抗日根据地输送。光超后来一直没有放弃他的医学专业，成为著名的皮肤科专家，建国后任北京北大医院皮肤科主任。50年代以后我国在防治性病、麻风病、烧伤植皮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光超做出过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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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映日月 美留人间————印象王光美
2006年金秋10月明媚的一天，王光美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仿佛看见，她披着金色的阳光，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驾鹤西去了。
早在1983年11月，我作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名工作人员，随同她去湖南、江西，参加刘少奇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此后我又多次随同她外出，平时在北京也经常见面。这中间，我多次听她讲述自己的经历，回忆和少奇一起工作、生活的情景。1998年中央电视台摄制大型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我作为总撰稿，又对她作了系统采访。当我将这些内容整理成《王光美访谈录》（即《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于2006年初公开出版的时候，社会反响之强烈出乎我的意料。全国各地的报刊纷纷转载、报道。《新华文摘》总编辑张耀铭先生在安排转载的同时，特地给我来信，称赞《王光美访谈录》“颇为大气，内容丰富；其味之淳，其情之真，其意之深，读后有余音不绝之感”。我想，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反映，不仅因为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细节，更重要的是从这本书中看到了一个有着传奇经历、感人故事的真实的王光美。
《王光美访谈录》刚出版的时候，光美的身体还不错。她高兴地亲笔签名将书送给一些亲友，其中特别为我签了一部分。万万没有想到，仅仅过了半年多，她娓娓而谈的亲切面容还在眼前，人却与世长辞了。每念及此，不禁黯然神伤。就在她去世十天前，我去北京医院看她。当时她已经处于昏迷状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但脸色安详，没有痛苦表情。这使我不免存有一线希望，期待能出现化险为夷的奇迹，就像她曾经度过的许多磨难一样。然而，奇迹终究没有出现。
令人非常欣慰的是，党和人民给予光美很高的评价。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前来悼念。无论是设在医院的灵堂，还是在八宝山遗体告别现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向这位可敬的老人作最后的送别。熙熙攘攘的吊唁人群，重重叠叠的花篮花圈，其情其景，令人动容。人们说，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场面了。浏览网络，相关的消息、议论铺天盖地，对光美赞赏有加，好评如潮。在网络舆论如虎口的今天，这样的结果实属难得。
刘少奇有一句名言：“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最大的痛苦是被人民误解。”说来也巧，光美晚年从事的事业就叫“幸福工程”。应该说，她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和尊敬，得到了人生“最大的幸福”。
当我重新翻阅《王光美访谈录》，回味她所谈的件件往事、幕幕情景，不禁思绪万千。我在想，她身后留给这个世界、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什么呢？或者说，她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梳理时空交错、头绪纷繁的图文信息，她的形象终于渐渐清晰起来————
她是一个信念坚定、意志顽强的人
这是光美留给我的深刻印象。众所周知，共产党是靠领导穷人闹革命打下红色江山的。革命队伍里大多数人出身贫苦，可王光美不是。她出身的家庭，可谓名门望族，既有社会地位又有钱。但她自从加入革命队伍，特别是成为共产党员之后，完全接受了共产党人的信仰，从此矢志不渝，从未动摇。
“文革”开始不久，她就被捕入狱，身陷囹圄长达十二年。她向我描述过狱中的情景：一间很小的单人牢房，牢房铁门的上方是监视的窗口，下方是递饭的窗口。平时每天就是在床沿上枯坐发呆，还必须脸朝门口，不准躺下，不准靠墙，前后左右“四不靠”。伙食一般就是窝头、玉米面加白菜、萝卜。可气的是每次给的量没准儿，要么少得不够吃，要么给得特多，又必须吃光。最让人感到受辱的，是大小便也会有眼睛监视着。这对一个从小生活在优越环境的女性来说，是多么残酷的折磨！挨过这可怕的十二年，需要多么大的毅力！
就是那样恶劣的环境和难熬的岁月，她对党和人民的信念始终坚定。面对沉重的打击、天大的委屈，她不低头，不服软。她一直记着她深爱的丈夫刘少奇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光美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总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所以我决心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难，也要坚持活下去。”
就是凭着这种坚韧的信念和意志，她挺过来了。
她是一个爱情忠贞、情谊深长的人
在访谈王光美的过程中，我不时被她对刘少奇的痴情所感动。
光美说，她在遇到少奇之前，虽然不乏追求者，但从来没有谈过恋爱。自从和少奇相识、相恋到结婚，光美对丈夫可谓一往情深，忠贞不渝。为了支持少奇的工作，她放弃了自己物理、外语方面的专业，一心一意做好少奇的秘书。少奇喜欢吃什么，她也跟着吃什么；少奇习惯夜间工作，她也陪着熬夜，几十年如一日。少奇平常讲话带有很浓的湖南口音，家里人都听不大懂，只有她心领神会，所以少奇和孩子们谈话还要她翻译。
……
和光美接触过的人都会感觉到，在她身上看不见贵族小姐的影子，看不见国家主席夫人的架子。我在认识她以前，看过刘少奇和她访问印度尼西亚的纪录电影。电影中她的形象雍容华贵，光彩照人，其中有她穿旗袍、戴项链的镜头。我当时便以为生活中的王光美也是这个样子，想象她会有一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架势。其实大错特错。
每次和光美交谈，都非常轻松愉快。她待人谦逊随和，生活简单朴素，彻底颠覆了我原先的想象。二十多年来，我和她经常见面，从没有见过她化妆、戴首饰、穿旗袍。早几年，她的穿着几乎没有变化，总是蓝外套、白衬衣。改革开放以后她的衣服色彩稍多了一些，但也都是很一般的式样、料子，有时穿的还是女儿淘汰下来的衣服。她吃东西也很普通、随便，有什么吃什么。有几次在她家谈话正赶上吃饭的时间，她便留我一起吃。一般晚饭是稀饭、包子、烤白薯和小菜，中饭往往是一种类似“东北乱炖”的汤菜和米饭。记得吃得最好的一次，是从外面买回来一只烤鸭。
光美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经常要去全国各地。她外出不爱游山玩水，对于那些亭台楼阁、宫殿庙宇没有什么兴趣。她喜欢去的地方，是工厂、农村、学校等等老百姓工作生活的场所。
光美说，她有个怪脾气，就是不喜欢摸钱，对钱的多少没有概念。她辅仁大学毕业后留校当助教，每次通知她去领薪水，她竞很不好意思，也不问多少，低着头拿了就回去交给家里。
她也没有攒过钱。当年，刘少奇的工资四百多元，她一百多元。每月领到工资，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将几项固定开支付掉：交给卫士组一百元，用来为少奇买香烟、茶叶和一些小日用品；交给厨师一百五十元，作为全家一个月的伙食费；交给她母亲一百三十元，由她母亲统一安排家里五个孩子的学杂费、服装费和其他零用钱；付给赵淑君阿姨工资三十元；上交少奇、光美两人的党费二十五元；付每月的房租、水电费等四十多元。这些基本开支就去掉四百多元。这还不包括添置一些大的用具、衣服和接济亲友。所以，在王光美当家的日子里，根本没有积蓄。有几次，报纸和出版社曾给刘少奇发来稿费，但少奇不让留，全部上交了。
光美继承丈夫的做法，前几年出版《刘少奇选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所得稿费也全部上交了。不仅如此，她还总想捐钱。她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不久，就把她母亲留下的六件古董拍卖后捐了。以后她又多次捐钱捐物，但她总感到捐得不够，常为自己没有东西捐感到遗憾。一次，女儿刘亭因银行卡挂失在家里打了个国际长途电话，她听到后说：“这个电话是公家配给我的，你打长途应该交费。”女儿见她这么认真，就笑着把身上的五百美元给了她。光美隔天就把这五百美元捐给了“幸福工程”组委会。
“一滴水可以映射出太阳的光辉。”光美留给我们的，是平凡而光荣、朴实而美好的印象。作为一位世纪老人，她不愧是中国杰出的、深受人们爱戴的女性。
黄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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