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来的馆长不是别人，他就是筹委主任在电话里提到过的、六都县现任县长雷洞天，提了一级，从政府改来到文博馆当一个事业单位的头头来了。他到馆第一天，正好碰到那位管水电建设的副专员来“审查”展览，目睹了副专员跟中央大员演的“审查”活剧。馆内人员问他事情怎么办。他说：“我官比他小，虽说提了一级，实际上是退居二线，我还能怎么办？我看，筹委主任点化的办法大致可行，被叮肿一个包就肿一个包吧。以后凡是类似的审查意见，可以那样办的，你们干脆就那样办，不必再问我。”他接着又说：“我现在正在农村蹲点，接到调任通知先来亮个相，认识认识你们，完了还要回点上去。”他果然马上回点上去了，很精明地躲开去了。
偏偏就在雷洞天躲到乡下去的两个月里，因公因私过往六都的中央大员或部委大员，三不几天就有一两位，相当频繁，于是相应接待这些大员的本地区官员，也就“欲升帆而有风来”，先后有了引领大员前来文博馆演“审查”活剧的机会。如此一来，“墙面之争”的季候风越刮越烈，以至馆内的调整进度怎样也赶不上这季候风的风速，以至这两个月里连尝试再开馆也尝试不了啦。
说馆长雷洞天躲到乡下去，实际上他并没有躲得放心，躲得逍遥自在。他在乡下滞留期间，还是打来了六七次电话，询问馆内情况，得到的回答总是刚刚又有过往的大员来馆“审查”，免不了还要继续调整下去。这个馆的事情就是这样“大、逝、远、返”地反复了一次又反复一次，反复没个完。雷洞天沉默了半个月，前面七次电话都很有涵养地忍住了脾气，但是第八次电话，他的脾气终于爆发了。他在电话里问我说：“哎，文博馆大天井那蔸老梨树还没有开花吗？乡下这里的梨树，可都盛开了哪。”我知道他问的不是花，而是展览墙面的调整是否已经妥当。但我还是就花论花，回答他说：“我刚从大天井走过，老梨树的花没有开……”他没有听我把话讲完，就火了，在电话里发起雷霆来：“呀，呀，呀，呀！还要我老雷打多少雷，炸几回响，文博馆的老梨树才开花呀？我春催梨花开，夏催开梨花，秋催梨开花，都没有真正开就落了，难道还要我炸冬雷吗，嗯？”我急忙说：“馆长你还没有听我把话讲完，我是想告诉你，我们这里的老梨树虽然还没有开花，可是分分明明地，有许多花苞吐出在枝头了咧。”他依旧发着火说：“你这个书生！这时候还有心机说风凉话？”我笑着说：“这不是风凉话，是真实情况报告，不仅我们的老梨树含苞待放，我们的正式展出也含苞待放了，这回你炸的冬雷炸出春花盛开啦。”馆长雷洞天总算熄了火，急问：“此话怎讲？”我说：“最近十天，没有哪位领导再来搞个人‘审查’，也不见有哪位中央大员过往六都，一个也没有，这老梨树书院很平静，看来我们的墙面调整应该是最后一拨了。”馆长雷洞天反而疑惑起来说：“没有谁再来搞突然袭击？‘墙面之争’的仗就这样不打啦？”我补充说：“是的，不但没有谁来发难了，而且有两三个领导打来电话，说他半月前说的意见只是个人头脑一时发热说的，如果他的照片还没有上墙，那就最好不上墙了。”馆长雷洞天更加疑惑了，说：“反常！太反常啦！这老梨树大宅怎么突然变得平静了呢？会不会是酝酿着什么别的风暴？……风暴起于秋毫呀。”
雷洞天说到“秋毫”两字，把话打住了。他没有把话筒放下，显然是在沉思默想，以求从他的人生经验中给他的疑惑找到答案。我听得出他的思想意向因为疑惑得不到解答而有所收敛，不禁担心他又下不了决心回来正式上任，很想说句什么话来促进促进。可是他只是在电话里静默了片刻，终于像一名老战士跳出战壕，来一次大勇的拼搏似的，下了决心，说：“好吧，我过两天从乡下回文博馆去。不但回去，而且要实施我早有的一个打算，把曾经参加最早展览方案审查的各方代表都召集来，对展览墙面再做一次总体审查，看看新加上去的‘肿块’，哪些个可以保留，哪些个不应该保留，形成一个去粗取精的新方案，然后让凡是赞同新方案的代表在方案下面签字，只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签了字，那么我们就按新的方案，做永久性的展出，任凭哪一位爷来发难，我们一概把他的意见搁在一边，展出满五年再做一次新的调整，我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的签字，天王老子也不怕他来发难了。所以，你要在这两天里把那些是否增添的内容（也就是那些所谓的肿块），像原有的展览方案那样，粘贴成画页，附在原有画册相应的画页下，到时供代表们讨论。我讲的，你听清楚啦？”馆长雷洞天下得这样的决心很不容易，虽然这个决心下得晚了些，但总比不下决心要好，我于是回答说：“遵命！”
我虽然说了遵命，但是要动手做起来，就觉得身处两难境地。把那些“肿块”的内容贴成画页不难，可是该在哪个墙面位置给它腾出地方来，把它添加上去，我就举“图”不定了。我在电话里为雷洞天老是躲开矛盾的态度着急，其实我自己更像是一个盲人总是在听令的责任和历史的责任之间，在长官意志和科学信念之间摸索着，却总是摸索不出实事求是的结果来。前些天里，毕恭毕敬把那些来发难的领导个人的“审查”意见记录下来，准备消化贯彻的时候，我总以为自己是个明眼人，现在贯彻起来，才发现自己是眼瞎着的。要给一个非当事的人找出一个当事者的位置，我怎能不眼瞎？瞪大两只眼睛，目光在原有画册上扫过来寻过去，反复巡查多遍也巡查不出这样的位置来，顿时就眼瞎了。我唯一的作为，就是把新粘贴出来的画页，做挂油瓶式的处理，像筹委主任说的那样，给每个厅的展览拖一些小尾巴，不伦不类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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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近百万字的小说能够完成，得力于许多友人亲人的帮助，情义难酬。其中第一个要说的，当是我不宜言谢的我的妻子黄彬。写作的几年间，她把家庭的责任一肩担，让我不为饮食起居分心，此情自不待言。最值得一说的是，在我运笔写作的过程中，她的青少年时期的音容笑貌常常呈现在我的笔端。我这样说，并非意味她是小说中的哪一个角色的生活原型，这部小说并不采取一个角色一个生活原型的写法，而是走小说格式塔的写作途径，即是说，我总是把叙述的一个段落甚至是一个大的段落，组织成为一个包含某个生活故事或给某种人的精神提供锻炼场所的“场”，我一生中的种种生活感受，凡是在时间性或说存在的平面上有着同一性质的东西，便经由我的笔端被写进某一个“场”中，得到某种呈现与扩展，获得某种立体的厚度，在随物赋形之中使情成体。如此一来，常常呈现于笔端的她的行为举止和音容笑貌，也就无形中被融进到某一个或某几个“场”中人物的身上，成为他们的一个侧面乃至本质侧面，起一种给小说的意象增加厚度的作用。为此，写下这则后记，以铭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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