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开禁与变局的困惑。如果上溯寻源的话，这种困惑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就出现了，并在接下去的两个世纪中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激烈。不幸的是中国人沉湎自身优越，置身局外，不去理会更不屑一顾，把机遇白白浪费，最终承受屈辱厄运。
“地球村”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概念，只是发生国际关系所借助的工具和方式不同而已。哥伦布“地理新发现”依托的是轮船，随后出现了更快的火车、飞机，而电信的出现一下子又把沟通的距离缩短到可以以秒计算。中国在轮船阶段曾经处于明显优势，但却没把这种优势变成强势，更没变成胜势，而是自火车出现后转为劣势、颓势。平心而论，当初的这种选择并不存在列强的压力，而完全是自身固执的拒绝。
在这个过程中，公元1793年(大清国乾隆五十七年)，出现了一件至今仍被广泛关注的中西方交流的大事————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谒见中国乾隆皇帝。有史家称此事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天下惟一的文明国家之间的对话”。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尖峰对话”的主要话语权在中国；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拥有主要话语权的中国再次拒绝了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与合作。而其中发生的“礼仪之争”即“跪拜磕头”，既是一个足以令人长久思索，又可引发无数关于东西方理念冲突、智慧碰撞、观念交锋，最终上升为关乎“国家尊严”的大命题。这个大命题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纠缠不休，蒙上了一层互相猜忌、互不相容的文化阴影，余波至今尚存。
在中国统治者与生俱来的传统思维中，中国乃世界中心，周边只有向自己朝贡的藩属，根本不存在平等的主权国家。这些藩属尊中国为“上国”，对自己接受中国保护的藩属地位心怀感激、心满意足，这种“国际关系”的核心特征就是宗藩关系。这种关系令中国历代皇帝沉醉，并不容任何挑战。“三跪九叩”正是朝贡皇帝的经典大礼，这个礼仪对中国内臣和藩国外臣一视同仁。
坐大是需要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古代中国在亚洲周边各国中完全拥有这样的实力，足以让他们俯首帖耳。坚硬的政治制度和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自不待言，16世纪～18世纪中国的经济水平(按现在的说法是GDP总值)在欧美各国之上，亚洲人(主要指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平均生产力大大高于欧洲人。1800年中国人均收入约为228美元，而西欧各国为213美元，1781年至1790年法国人均收入是170美元～200美元。这足以说明这个时期的东西方并无明显差距，东方又略高于西方，尤其是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整体上高于西方人。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这个收入指标的基准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而西方各国正处于将要依托工业文明迅速腾飞之时，与此配套的措施就是他们已经开始的对东方的寻找并逐渐发展到劫掠。
西方的思维中没有藩属的概念，所以他们不愿跪下叩头。西方文化的精髓是平等契约理念，即使对他们的国王也不跪不叩。但中国皇帝依然固执地把所有外来者都当作自己的藩属，你“泰西各国”也是来天朝朝贡的，当然必须按我的规矩三跪九叩。
156年前的1637年，与马嘎尔尼同样挂着“联合王国贸易代表”头衔的约翰·威特远涉重洋到达当时还没有辟为商埠的广州，就以双膝着地的跪拜之礼晋见了中国官员。直到1727年，葡萄牙特使亚勒散还以三跪九叩大礼晋见了雍正皇帝胤祯。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这也许是耻辱的记忆。
工业革命之后的大英帝国已在全世界遍布殖民地，工业技术在全世界独占鳌头，岂能甘愿再向中国皇帝行此大礼？按照中国人的理解，下跪叩头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中国的被保护国————藩属，而这对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大英帝国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
马嘎尔尼伯爵出生于北爱尔兰一个颇有教养的家庭，毕业于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获硕士学位。他早年在英格兰从事律师事务，后来涉足外交领域，曾先后担任英国驻俄罗斯圣彼得堡特命公使和英属西印度加勒比群岛总督，富有外交经验。他身负乔洽三世国王的使命，率领一个600余人的庞大使团前往中国再提通商贸易要求，责任重大，难度更大。为此，马团长十分重视，不敢丝毫怠慢，特别选定“展示英吉利科学和艺术”的哲学家、天文学家、艺术家等重要人物，同时携带价值13，000英镑的礼物，这些礼物包括代表英国也是代表当时世界工业水平的地球仪、蒸汽机模型、棉纺机、织布机、望远镜和吊灯等。可谓精挑细选，优化组合，无论人还是物，尽遣主力在中国皇帝面前亮相。既有炫耀成分，又有诚意其中。
经过一年多的海上跋涉，马嘎尔尼使团乘坐的炮舰、货船和运输船终于到达天津大沽口。清政府官员按照祖宗惯例在他们的船上挂上了一面书有“英吉利贡使”的旗帜，不问情由，自说自话，宣布马嘎尔尼前来朝贺乾隆皇帝弘历的八十寿诞。其时乾隆已八十有二，但清政府觉得八十寿诞显得更为庄严和堂皇，然后郑重其事地对马团长说，见皇上须行三跪九叩之礼。
为了能晋见乾隆，马嘎尔尼忍住了硬塞给他的“插旗”之举，但对前来打招呼的官员很坚决地表示，三跪九叩绝对不行。双方商议来商议去，弄出一个“单腿下跪”方案，算是折中。为了晋见皇帝，为了大英帝国的商业利益和未来与这个东方大国的贸易，马嘎尔尼吞下了这口恶气。
单从政治上讲，乾隆是不想见马嘎尔尼的，但这个82岁的老人有点怜悯心、恻隐心，还有点虚荣心，所以最终作出了妥协，允许马嘎尔尼单腿下跪。马嘎尔尼心中自是不服，但不管怎么说没有受到驱逐的待遇，而大清皇帝也已作出退让。于是他单腿下跪，双手将一个镶着珠宝的锦盒举过头项，盒子里装有乔治三世给乾隆皇帝的亲笔书信。乾隆接过盒子，随手往旁边一放，说道：英吉利国君主派遣使臣来访，朕非常高兴，朕希望贵国君主长寿、健康。马嘎尔尼致谢后，又将带来的礼物一一献上，然后代表国王向清政府提出两国贸易协议草案：
一、英国派遣驻中国的使节；
二、准许英国在舟山、天津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用于居留商人和存放货物；
三、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请对英国商品在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
不久以后，马嘎尔尼收到了乾隆给乔治三世的那份“著名”诏书。说它著名，是因为这份诏书在很多中外史学家的叙述中被提到，并被作为中国拒绝与西方接触，坚持闭关锁国政策以及中西冲突的重要证据。P12-15
2003年，在中国海关学会等发起“赫德与旧中国海关”的研讨期间，我读到不少论文，我被这片尚不知晓的天地牵引着，带着探其究竟的心态走了进去，但我没想到，我走不出来了。我被它“迷”住了。“迷”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历史片段的空间和影响，竟然深藏在我们谓之“近代”的内核之中，既饱受烟熏火烤，又生机频现。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连接点。它的表层还覆盖着迷一般的浓雾，诱惑人们去识见，去寻觅。于是我就有了“撩拨”一番的心思。
俱增的阅读量持续蛊惑着探究的欲望，读得越多越觉得不够，越探越觉得深不可测。出入这段历史宫阙，我渐渐感到那些事和那些人活起来了，直至有了跟他们时空对话的念头。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欲罢不能了。
15世纪到19世纪，东西方文明的最大特点是内倾和外展，如果借用文学语汇来形容这段时间的中国，我以为最恰当的表达是“诡谲”。面临很多机遇，但一一错过，准确地说是自愿的撤退和放弃。到了19世纪中期，也就是被我们称为“近代”的开端，中国终于收获苦果，也真正开始体会屈辱。几千年采只有“中央之国”概念的老大帝国硬是被拽入了“夷人”并起的国际社会。中国第一个“涉外”的特殊机构也在此时应运而生了，这个机构的标签上赫然写着“中国海关”。后来学者谓“海关乃近代化之窗口”。我意识到，以海关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化进程在开放的今天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命题。它的作用是独特的，它也许是一个具有前瞻意义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绝佳样本。著名史学家周振鹤先生曾说：“历史叙述……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制造’了此事件与他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出一种历史故事，并赋予这个故事以社会意义。”我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践行这次“建构”。
决定好了，真正进入就不轻松了。整整3年多的业余时间，我几乎魂牵梦萦在我企图“建构”的世界中，常常疾书，又常常在一大堆资料或纸张或电脑前呆坐冥思，直到弄出36万字的初稿回馈给自己，才从这个世界中跳将出来。但过段时间再看这个新生儿就又有些“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感觉了。老人说，大人都这样，越喜欢孩子就越觉得哪个地方没长好。其实还不是想让孩子长得更好？
2006年初，我在与中国海关学会上海分会秘书长金茂新的一次闲聊时，谈到了我正在创作中的这部作品，他当即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兴趣增添了我的自信。年底，他阅读了初稿后，告诉我要推荐给刚成立不久的海关文化工作室。我虽欣喜，但心里没底。不久，我接到了海关文化工作室的通知，说已将此书稿列入其重点扶持的创作选题，并拟定和中国海关学会上海分会在上海召开此书稿的审读研讨会。海关文化工作室始终关注着我的修改进程，在我遇到困惑时给予真诚的鼓励和帮助，从邀海关史学、文学专家及编辑等对36万字的初稿进行审读、研讨，到积极协调上报总署政治部，为我申请3个月的创作假，一年多的跟踪扶持，组织推动，推介出版，并邀请文学评论界专家作序，此书得以有今日。
金秘书长和文化工作室主任冯鹭对书稿选题、内容和意义的阐释，作家梁晓瑜、海关出版社图一编辑部主任刘先中、上海海关学院姚梅琳、上海海关詹庆华、北京海关柳水才、厦门海关翁重德等专家的灼见和期望，使我在兴奋和激动之余又陡感压力。我一直记得姚梅琳副教授在研讨会上的由衷感言：“仅仅为了一位业余作者的业余创作，特地召开这样一次审读研讨，这太难得了，让我感动。”我想其意义已完全超出了一部书稿，足见总署政治部和海关出版社领导对海关文化建设和选题创作的重视和支持！
海关各级领导对海关文化的弘扬和培育，海关文化工作室和海关学会倾心鼎力的扶持，为海关文化人营造了良好的创作平台，也在不断地诠释海关文化，将其书写为另一个“春天的故事”。我常常为海关文化工作室冯鹭主任对我说的一句话而感怀：“海关文化是我们共同的事业。”这是发自肺腑的。
写字的人都知道，改稿其实比写稿痛苦得多，因为难以“忍痛割爱”，况且这不是简单的删除与拼接，必须重新审视，有的章节甚至要重新架构。但既然开始了就必须坚持到底。痛苦与兴奋。寂寞与充实，艰辛与守约，半斤对八两很公道地陪伴着我。几易其稿，殚精竭虑。
感谢在我进行二稿创作中，资深老编辑、著名作家、海关文化工作室文学顾问汪兆骞先生在文学方面所提出的中肯的修改意见，受益匪浅。感谢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会长李炳银先生对海关作者的厚爱与鼓励，为拙作写序。其中述及：在其质地上，这样的作品可以看成是一种在镜鉴过去的过程中对现实的诉求。这正是我创作的初衷，并延续于整个艰辛而痛苦的思索过程。先生对拙作的奖掖令我深怀感激又十分忐忑。我不知道这样以“理性引领中国海关历史的文学叙述”能否寄托我的某种使命感，我将继续“长考”。
当然我更要感谢我供职的上海海关领导，尤其是副关长郑建民和副关长兼缉私局局长郑宁。虽然我们的日常工作十分繁忙，但郑宁副关长获悉我的创作需求时，还是慨然应允给我3个月集中修改，确保按时完稿。感谢缉私局政委何胜华、副局长范钦扬、上海海关政治部副主任柳波、政工办副主任宋新海等对本书创作的关心。
感谢海关文化工作室尚秀菁女士，对本书进入编辑和出版阶段所作出的协调和辛劳；感谢特邀编辑刘巍，责任编辑普娜；感谢海关学院法律系副主任陈晖博士提供的参考材料；感谢我的妻儿，他们是本书部分段落的第一读者，家人之间无所顾忌的议论也常使我灵感突现。感谢所有关心本书创作和出版的同仁、朋友们。
不久之前，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署长的张福运之女、美中教育基金会主席张之香女士在一篇关于她父亲的回忆中写道：“中国海关史，尤其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去研究和撰写的历史，应当为更多的民众所知晓。”
从无意到有意，从偶然的灵感，再到必然走上这样一条充满艰辛的探究和历史写作的道路，书出版后如果能扩大一些知晓的范围，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了。
是为后记。
孙建伟
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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