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年秋天。
肖思冰出命案的这天晚上，韩雪觉得外面的风刮得特猛，特瘆人，把电线刮得鬼哭狼嚎的嗷嗷直叫，好像有无数个冤魂在哭泣。院子里的枯枝败叶被刮起来，摔到玻璃窗上，发出“啪啪”的响声，好像有人在敲窗。
她心想：这风刮得这么瘆人，是不是西伯利亚又来寒流了？
她害怕西伯利亚寒流，每次西伯利亚来寒流，她都会胡思乱想，都会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恐惧之中。她一生中无法卸掉的生命之重，就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那是她永远无法忘却的痛。
当年，她曾经疯狂地爱上一个不知是法西斯党徒还是苏联特工的白俄流亡青年。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流亡青年在敌人的追杀中跑到她家里，却被她母亲发现了，用刀逼着他马上离开。就在他冲进暴风雨中的刹那，韩雪听到了枪声，发现了流亡青年丢弃在马路上的皮鞋及鲜血……
眼瞅着自己刚刚拥抱过，体温还没有散尽的恋人，就这样在她面前永远地消失了，留给她的是一双略带忧郁的灰蓝色眼睛，还有他那深情的求婚誓言：
“亲爱的，等战争一结束，我立刻带你走进圣·尼古拉大教堂，我相信你穿上婚纱，一定美得像天使一样！”
“尼古拉·阿里克塞也维奇·岗察洛夫，你愿意娶韩雪为妻吗？”他自问自答，“愿意！我非常愿意！我愿意一生一世爱她，呵护她，照顾她，直到生命尽头！”
她的精神崩溃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神经恍惚，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害死了恋人，见着谁就向谁请罪：“对不起，是我害了你！对不起，是我害了你！”
她错把教堂司祭当成岗察洛夫，与他私通并怀孕了。无奈，只好嫁给了一个国民党飞行员。后来，混血儿子下落不明，丈夫被打成右派，她被收监……
她害怕回忆，每回忆起这些往事，就像让她又经受一次疯狂与死亡一样。但是，人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害怕的东西，它却越像蛇一样缠着你，时不时地跳将出来，狠狠地咬你一口，让你再领教一次痛不欲生的滋味儿。
多少年来，每逢遇到刮风下雨的夜晚，她就下意识地一次次地跑到窗前掀开窗帘往外看，看外面是不是有人来了，是不是有人在敲窗？有几次，她甚至又出现了幻觉，发现有人影在风雨中晃动，仔细一瞅，原来是院子里的沙果树被风刮得东倒西歪，好像是人影似的。
这天晚上，又像往常一样，她又跑到窗前往外看，就在她掀开窗帘的刹那，发现有个黑影在窗外一闪就不见了。
她奇怪：这到底是我的幻觉，还是真有人来趴窗子呢？
她想开门看看，又不敢，怕来坏人，只好趴着窗帘缝隙偷偷地盯着窗外，看看那人影会不会再次出现。很遗憾，瞅了半天也不见人影。
她回到电视前，电视里正在播放电视剧《渴望》。她喜欢这部电视剧，尤其喜欢电视剧里的那首主题曲：“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她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好像在写她，一辈子对爱情那么执着，执着得就像世界上只剩下一个男人似的。她不知这种执着到底是对还是错，她觉得人世间的好多事情没人能说得清。
此刻，西伯利亚的冷风又勾痛了她心中最敏感的神经。
像往常一样，她又开始心绪烦躁，坐立不安，只见人影在屏幕上晃动，却不知电视里演的什么内容。
她觉得她这一辈子过得一团糟，糟透了。她就像上帝手中的一块面团，被一双无形的大手肆意地揉来揉去，一直揉搓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上帝对她终于玩腻了，放手了。她也老了，退休了，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电话响，她以为是女儿婉如打来的。
来电话的却是一个陌生人，而且，又送来一个天塌地陷般的噩耗。
“什么？你、你……你说谁出了命案？”
韩雪变了调的惊叫声就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兔子，在摆放着紫檀雕花衣柜的客厅里四处乱撞。她不相信老天爷会如此无情，总是跟她过不去。
“听着，我再说一遍！你家肖思冰出了命案。他害死了新婚妻子被逮捕了。看守所通知家属，给他送去被褥和洗漱用品！他给我们的电话是他妹妹肖婉如的。我们给肖婉如单位打电话，单位说她外出了，又给了你家的电话号码！这回听明白了吧？”
“听、听明白了。他、他怎么能干出这种蠢事啊？”
这无异是一张提前送达的死亡判决书，欠账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几年前，失踪多年的儿子肖思冰终于回来了，在道里中央大街开了一家公司，当起了小老板。做母亲的总算可以放心了。就在几天前，1992年国庆节那天刚结婚，娶了一个小他十八岁的小媳妇。儿子并没有请她这位母亲去参加婚礼，让她很伤心。但是，看到从小就野性十足的儿子总算成家立业了，今后守着小媳妇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她这个当母亲的也就省心了。没想到，这个冤家又闹出了人命。
她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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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钟声
张雅文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产生动意想写这部小说的，也许是十几年前，也许更早。
但真正触动我心灵，让我沉下心来回望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认真思考那些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生命，从中理出我的人物，编织出我的故事，从而挖掘出深刻的历史内涵，还是来源于近些年来的采访。
我所生活的黑龙江是一个集聚了中国、俄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多个国家、多个民族的地区，是一片流血的土地，曾长期被外寇奴役和欺凌，沙俄割地，日本入侵，伪满洲国，开荒团，细菌试验，都曾发生在这里。但是，纯朴善良的黑龙江人就像一位善良而伟大的母亲，敞开她那虽然瘦弱但却慈悲的胸怀，不仅接纳了数十万外国逃亡大军，包括沙俄的白匪军，而且也接纳了日本侵略者溃败时所留下来的大批遗孤。这些漂泊在异国他乡的生灵，承载着不同时期的政治风浪，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存下来，从而演绎出多少悲欢离合，演绎出多少催人泪下的心酸故事?我听到和见到的实在太多了。故事中的人物命运所折射出的深刻内涵，远远超出了黑龙江地域范畴，超越了国界，成为人类共性的东西。
在哈巴罗夫斯克，一个因“间谍”罪名被处决的俄罗斯小伙子，临刑前，他呼喊着一个哈尔滨姑娘的名字：“余静，永别了，我亲爱的姑娘了!我们只能到天堂再相见了!”
在贝加尔湖畔，一个中俄混血的中年汉子，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贝加尔湖畔，陪伴他的只有一条牧羊犬。当年，他曾是一个帅气的混血儿小伙子，马上就要跟他心爱的中国姑娘结婚了，却忽然收到一张通牒令，勒令他三天之内必须离开中国，否则将以特务论处!他只好与未婚妻挥泪告别，两人相约：“亲爱的，我一定要回来娶你，你可一定要等我呀!”她哭泣道：“我一定等你!你可一定要回来呀!”
他回到了贝加尔湖畔，等了一年又一年。夏天，人们经常看见他醉倒在湖边，唱着悲怆而绝望的歌：“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劝他，中苏关系解冻了。你可以去中国找你心爱的姑娘了。他却说：“找她有什么用?她早已成为别人的新娘了!”
人世间多少美好的爱情，都被黑龙江冻死了。又有多少青男少女在期盼与守望中，苦度着短暂人生?
几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一对马瑞连夫妇。他们父辈的经历深深地震撼着我。马瑞连先生是个中俄混血儿，他是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械厂的工程师。其父亲马员生是早期王若飞介绍入党的中共优秀党员，1927年被中共中央秘密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第二年却被打成“托”派，从此，三次被捕，三次被判刑，在西伯利亚监狱度过了二十六个年头。直到1955年，在董必武的过问下，他才带着刚刚几岁的混血儿子回到中国。后来，中苏关系恶化，文化大革命，马员生又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在反省的牛棚里，他写出了三十万字的自传《旅苏纪事》。
像马员生这样的中国青年，并不在少数。黑龙江有一批对国际情报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早期革命者，都被冠以“叛国罪”、“日本间谍罪”等诸多罪名，被判刑、被处死了。一位叫高庆有的同志，曾经创建了沈阳和哈尔滨两个国际情报站，对共产国际情报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三十年代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决了。其亲属直到八十年代才获知这一准确消息。还有的被冤死后，至今连尸骨都没有找到。
在马员生父子身上，我不仅看到了残暴统治对一个中国革命青年的迫害。而且，从他带回来的混血儿子身上，看到了一个从小被歧视、被压抑的孩子，在漫长岁月中所形成的胆怯、卑微、处处谨小慎微的性格，看到他的言谈举止，让我感到心酸，几次落泪。
战争与残暴的统治，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泯灭人性的杀戮。
多年前，我曾经深入采访过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罪行，准备写一部揭露日军罪恶的书。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在采访中，令我震惊的不仅是日军用活人做试验的灭绝人性的行为，而且还有一些革命志士被冤屈、被埋没的历史真相。一位满脸核桃纹似的老妈妈，流着泪，给我拿出厚厚一沓申诉材料，几十年来，她一直在为丈夫鸣冤叫屈，说她丈夫是革命者，不是叛徒和汉奸。
真正触动我，让我沉下心来回望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并决定酝酿这部长篇小说的，不仅是那些悲剧的故事，还有北方女性那种刚强、执着，不肯向命运低头，不肯向丑恶屈服的强悍个性!
我见过太多的北方女性，她们平凡而伟大，强悍而柔情。为了给丈夫的冤案平反，她们从满头青丝申诉到满头白发。她们的鞋底磨坏了一双又一双。她们的一生是在呼唤正义中度过的。为了追求爱情，她们可以毅然决然地与家庭绝裂。为了革命，她们毫无惧色地面对敌人的屠刀。在她们身上，无论是对爱情的坚守，还是对正义的呼唤，无论是承受苦难的能力，还是面对生死的淡定，都深深地震撼着我，呼唤着我，激励着我的创作激情。
另外，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有几千万同胞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没有留下名字，连尸骨都不知藏在何处?有的甚至成了冤魂。为此，莫斯科红场立有无名英雄纪念碑，上面刻着：“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
今天，我们再回望那段血染的历史，似乎觉得它已经走远了，只留下一个灰色的背影。但是，拨开岁月的迷雾，沉下心来静静地聆听，你会发现，历史老人的脚步并没有走远。它就在我们身后不远处徘徊呢，不时敲击着我们浮躁的心灵，以唤醒我们并不遥远的记忆，来聆听历史的钟声。
为了创作这部作品，我就像一条大章鱼，把触角伸到一切可以伸到的地方，哈尔滨、黑河、呼玛、小丁村、富拉尔基、佳木斯……去采访，去钻图书馆，查资料，进教堂，跟东正教徒们促膝长谈，看阅《满洲黑手党》、《旅苏纪事》、《哈尔滨俄侨史》、《东正教史》、《我是日军翻译官》等几百万字的资料及《古拉格群岛》等书籍。
2007年6月10日动笔，到2012年5月1日最后一稿，差一个月历时五年。我跟我书中的人物形影不离，度过了一千七百多个日夜，白天与他们对话，夜晚在睡梦中常常被他们唤醒。
我一边写一边不断地修改，究竟改了多少遍，无法统计，只记得从头到尾大改动了六稿。2010年6月，请五位评论家及资深编辑，对书稿进行审读，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我又对书稿大手术改了一年多。期间，请两位熟悉哈尔滨的资深编辑为书稿把关，请东正教工作人员对书稿中有关宗教章节进行审阅，请资深编辑多次提修改意见。
在此，我向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的评论家、编辑，向作家出版社编辑王宝生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谢谢他们给予我的鼓励和支持。
此刻，我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对这个即将出生的婴儿，寄予了无限的厚望。我期待着它的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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