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多伦淖尔是个蒙古地名，意思是七个湖泊，位于滦河上游，原本是蒙古草原上的一块好牧场。从清朝开始，多伦渐渐成为塞北草原的商业重镇————清庚午年秋，康熙帝北征得胜，于多伦召见蒙古草原上四十九家王爷贵族，举行盛宴，加封赐赏。因清廷惧怕蒙古铁骑入侵中原，闭关固守，断绝与蒙古高原的一切交往，所以，当康熙帝以他的宽容和仁慈而加封了所有的王爷贵族之后，这些贵族王爷便请求皇帝派商人到草原上来，沟通草原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商品贸易的民族会有发展，而蒙古的上层人物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宽厚的康熙帝应允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北京的鼎恒生、大利、聚长成等八大商号奉旨来多伦经商。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商户猛增，多伦竟成为十分繁华的商城，称为兴化镇。
据康熙三十五年所立的碑文载：“至今二十年矣，殿宇廊庑钟台鼓阁日完整，而居民鳞次栉比，屋庐望接，俨然大都会也。”可以想见，四方商贾云集多伦，各种能工巧匠随之而来，当铺、烟馆、妓院、赌馆总汇、屠宰场、粮米店……铺面沿街排开，热闹非凡；而各种人物：掮客、骗子、大盗、娼优、戏子、兵痞、乞丐等也应运而生，寄生在这个繁华商城。多伦成了北方的商业中心，有“口外小北京”之称，货物远销到大库伦、西藏、俄罗斯，甚至地中海沿岸。一条条驿道四通八达，驼队、骡队、马帮、勒勒车队每天都在驿道上奔忙，将蒙古高原的皮毛、肉食、奶酪、盐碱、草药、白蘑等土特产运往内地，又将内地的绸布、砖茶、铜银器皿、烟酒、马靴等商品运到蒙古草原。民国时，中山先生曾计划以多伦为中心，向外修筑十大铁路干线，形成以多伦为中心的商品经济网络。
在蒙汉两种文明的相互交流中，旅蒙商起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
乔光盛就是那些人数众多的旅蒙商中的一员。最初到蒙古高原经商要冒极大的风险，尽管他们手持皇帝签发的龙票，连王爷也对他们敬让三分，但是，草原上恶劣的自然气候————风暴、大雪、寒冷、迷路、干渴或遇见狼群————且不说，单那土匪打劫就不知使多少旅蒙商送了性命，暴尸荒野。
光绪十五年，乔光盛的祖父作为旅蒙商的代表，携带三千二百两银子进京请龙票，十天后由理藩院请得五十四张龙票，票面上记着商号、货物、金额、车数及保护旅蒙商的条文。正值那天龙颜大喜，还封了祖父一顶官帽，凭这顶官帽就可以在草原上任何一个地方经商，不仅畅通无阻，甚至有资格戴手铐脚镣去捕人再交王爷处治。这叫“奉旨经商”。
祖父自然欣喜若狂，日夜兼程地往回赶。然而，福兮祸所伏，行至元上都遗址处时，遇上一股土匪。土匪原以为他携金带银，却只搜出一张龙票，一怒之下杀了祖父，又将龙票撕碎而去。待另一支旅蒙商队赶到时，只见头尸两地，血溅官帽顶戴。
世代为商的乔家便有了个严厉的家规：不许任何乔氏家人到蒙古草地去经商。但是到了乔光盛这一辈，却按捺不住那欲望————那是一种男儿渴望冒险、用自身力量赢得身后功名的跃跃欲试的冲动。乔光盛在三十年前偷偷带了五十两银子从家里跑了出来，决心靠自己的双手建功立业，积累财富。到了多伦，乔光盛用仅剩十两的银子做股本，与一个姓樊的和另一个复姓西门的合股干了起来。三个同乡学“桃园三结义”歃血盟誓，苍天做证，大地为凭，拜了把兄弟————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人一心，共创大业。
最初，三个人背上货物，徒步到附近的草地上做买卖，货到牧民家得三分利，换回的畜产品带回多伦又得三分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餐露宿，酷暑严寒，吃尽千般苦，受了万样罪，经历了常人无法经历的诸多磨难，一个铜子儿一个铜子儿积攒，一块银圆一块银圆苦挣，买卖渐渐有了起色。不久，他们一大群一大群往回赶牲畜群了，而再到草原上做买卖时，派出的已是长长的几串见头不见尾的勒勒车队了。买卖越做越大，气派也大了，从北京、天津、张家口进货，在大库伦、归绥等地设了分号，“聚兴长”渐渐成了多伦旅蒙商中的一个小有名气的商号。
民国五年，聚兴长的资金达到八十多万两白银。三人在生死患难中结成了胜如亲兄弟的友情。按照当年股份多少来排位，西门龙当了大掌柜，樊天胜当了二掌柜，乔光盛当了三掌柜。
十多年的呕心沥血，三人几乎是白手起家，终于创下这份大业，心中自然感慨万端，经常聚在一起，饮个亲密无间，一醉方休。那时，西门龙已有一子，而樊天胜则刚得一女，酒席间举杯为证，半真半假定下了娃娃亲。这样一来，倒把乔光盛看得眼热，也把妻子接到了多伦，他用了几年时间，做了最大的努力，并使用了民间许多偏方秘方技巧，到头来仍然一无所获，竟始终未能得到一个继承家产的后代。妻被他折腾得憔悴不堪，肚子比以前更加干瘪。妻自感羞愧无颜，在一个早晨悄然离去。妻走后托人捎来一句话：兴许不怪你，不妨换一个试试。
乔光盛那时还顾不得考虑纳妾的事情，每天不但忙着买卖上的事儿，而且正忙于在暗中调兵遣将，运筹帷幄，寻找时机。乔光盛的雄心很大，三掌柜的交椅远不是他追求的终极目标，他盯着的是商号的第一把交椅，是整个“聚兴长”。
P7-9
对于色彩的敏锐捕捉，使我与草原和原野融为一体。我喜欢大自然，喜欢把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放到大自然里去展现。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过：只要我把人物放在草原上或者是原野上，他们马上便有了生命，有了活力，有了动感。
这是一部中篇小说集子。其实我还有一些写农村的短篇小说，譬如曾发表于《山西文学》上的系列短篇《一方水土一方人》，自认为也是比较“牛”的小说，可由于篇幅限制，只能忍痛了。在题材方面，我很难界定这几部中篇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有的小说是历史与现实相交融。再就是民族，这部集子里的人物大都是汉人，但他们活动于荒原，便有了“野味儿”，有了鲜明的地域性，反倒成了另外一种“汉人”了。而我所要塑造的，正是这另外一种汉人！
忆起来也是蛮有意思的，当年，我的《乐园》（即集子中的《黑乐园》）在《十月》发表后，被《作品与争鸣》评论，被刚刚创刊的《中流》“批判”，热闹了一阵子。后来，《神汉》（即集子中的《褐衣人》）在《当代》发表后，却是众口一词地叫好，《小说月报》和《中篇小说选刊》同时选载，并且，几家电影厂抢着买影视版权，要把它搬上银幕和屏幕。如果说《乐园》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那么，《神汉》还是留下了一丝光明的尾巴，似乎有一种英雄主义的东西在里面。在为两部作品得到读者和评论界关注的同时，也为其他的作品没有引起重视而愤愤不平————《乡村的太阳》（即集子中的《紫太阳》）是一篇令我沾沾自喜的“独特之作”，虽然作品还依然保持着我的一贯的“浪漫主义风格”，但其“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还是十分明显的。
天下所有的作者，大概都会认定自己的小说是最好的，我自然也不例外。作家若无这点儿自信，那么也就不会那么有激情、有信心进行创作了。但自信归自信，究竟作品如何，还得凭借着时间来检验。
近年来，所谓的“知名作家”越来越多，被冠为“大师”头衔的亦不少。但若问其写过些什么？知者寥寥！我想，一位真正的作家应该是用作品来说话的，而不是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内蒙古的作家若想在全国得到认可，需要的只有作品。少说多写，这才是真的；若无作品，一切都是空的。
2017年9月25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