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兴说，我在同学中年纪算是大的，平均比他们大个三四岁，有的要大上五六岁，他们都叫我老大哥，还选我当了生活委员。我呢，平时说话不是很多，可能看起来蛮成熟的，这大概和我的自我暗示有关，总觉得自己要有点儿老大哥的样儿，其实很多方面我跟他们差不多，也是那样不知天高地厚，意气用事，想当然，心里总有一股孟浪之气，这个我自己知道。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我也想当作家，只是我没像他们那样把这话当众说出来，主要是不好意思，一旦当不成呢！但我还是很努力地，读了很多名著，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红与黑》，托尔斯泰，契诃夫……那时候好多作家还没翻译过来。还有鲁迅，萧红，茅盾，主要是《呼兰河传》和《子夜》，另外就是柔石的《二月》，后来拍成了电影，叫《早春二月》，孙道临和谢芳演的。当时还每年都搞中短篇小说评奖，张抗抗，梁晓声，韩少功，就是那时候出的名，张抗抗是个下乡“知青”，就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这你知道吧？还有一些后来不写了，记得有一个王润滋，写过一篇《内当家》，当年影响蛮大呢。这些作品我也读了，还做了好多的笔记，包括前边说的那些名著，我都做了笔记，情节了，人物了，结构了，主题了，都逐一分析，有时候还会把一些精彩的语言摘录下来。
陶兴说，每次读完一本书或一篇小说，我都很兴奋，有时候好几天都在那个小说的感觉里，人也变得呆呵呵的，仿佛我就是小说里的什么人物，仿佛那个小说就是我写的……
陶兴说，我跟你说，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心里都翻翻腾腾的，都忍不住想哭，可又哭不出来，就像那句话说的，欲哭无泪，真的是欲哭无泪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唉————
陶兴说，后来就大学毕业了。毕业分配的时候，我选择了回县。说起毕业分配，还有好多事儿，太哕唆，就不说了。总之，大家都希望到一个好地方，再进一个好单位。总的说，我们那拨儿学生去向都不错，有一多半留在了省里，有几个进了大机关，有几个进了文化单位，出版社和杂志社什么的，对了，还有两个进了北京。我之所以要回县里，主要是因为我父亲，我以前好像跟你说过，我妈死得早，他身体又不好，这样我可以照顾他。我被分到了县文化馆，当创作员。那时候不像现在，各地方都挺重视文艺的，连县里都养着剧团，经常演一些相声，拉场戏二人转什么的。别说，还真有不少人看。省里还年年搞汇演，评先进，一旦获个奖，那就是个天大的荣誉。县剧团也有很多事儿，最多的就是那些男男女女的事儿。等将来吧，将来有空儿了，我仔细给你讲讲。
陶兴说，老实说，一回来我就有点儿后悔了。以后那几年，也不是很愉快，主要是看什么都不顺眼，觉得周围的人都是庸俗的。这里当然有我主观上的因素，我想这主要是那几年的大学生活造成的。这是一种反差。街道了，房屋了，原来觉得很亲切的，现在看来却又脏又破，以前一直觉得很神气的影剧院————记得叫“民众影剧院”————现在也觉得土得不得了。还有工作，也不怎么顺心。当时文化馆还有其他几个创作员，有写小戏的，有写相声和“数来宝”的，主要写一些好人好事儿，一旦哪儿有人捡到钱交给警察了，哪儿有人在大风天儿里帮人苫草垛了，马上就下去采访，然后写出来。这哪里是什么创作啊！简直就是瞎胡闹嘛！我根本就没放在眼里。他们却很在意，一开会就说我的作品在哪儿哪儿演出过，获过什么什么奖，省地(地区)县的哪个领导接见了我，当时说过什么话。他们几个也不团结，总是互相攀比，谁也不服谁，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多刻薄的话都说得出来。
陶兴说，刚到馆里的时候，几个人对我都不错，一开会就争相夸奖我，说我是真正的科班出身，文学修养好，思想有深度，一看就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一定会写出好作品来，还说我的到来会提升本馆的整体创作水平，一脸的严肃认真，把我弄得一愣一愣的，特不好意思。平常，他们还会分头请我喝点小酒，开始嘛还客客气气的，几盅酒一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就开始攻击他们中的谁谁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极尽贬损之能事，总的意思就是别人都是臭狗屎，就他自己是金子。老实说我挺瞧不起他们这一套。后来我就敬而远之了。再后来，他们也就再懒得搭理我了。这样不知不觉，我就把自己搞成了一个他们眼中的“另类”，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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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从鲁院结业，已经十年，回首往事，这十年间，又有众多的学弟学妹从这里辗转走了出去。经常会在不同场合见到这些孜孜以求的学子们，大家挚手道来，杯盏交错、文脉暗通，倍感亲切。我们这班常被人们谑称为“黄埔二期”。这二期冠以高编班，大多男女都是从事主编和编辑工作的。通常来说，是为他人作嫁衣。众多的青年才俊。文坛新星几乎都是从这些人的慧眼中跃上文坛的。然而这些玉尺量才的人物中也不乏吟风弄月、硬语盘空、出将入相，怀有不羁之才的各路神仙。今天，这些慧业文人大多已执掌了各地的文坛大印，并在创作上春华秋买，多有斩获。回望朝花夕拾，少长成集、剑胆琴心、风骨峭峻、仁义君子、不栉进士都花开花落，触景伤情，喟然长叹。
今天的鲁院已迁至富丽堂皇的文学馆院内，经常会与巴金、茅盾及郭老曹老等作家的塑像耳鬓厮磨，熏染贯通文气。在这里，他们听了莫言与库切的演讲，在这里，他们常能近水楼台聆闻到各路艺文大师的教诲。且蓉花开放之际，宿舍窗明几亮、宽敞舒适。这里已成酝酿发酵李白斗酒十千，李清照品竹弹丝之地。
而我们那时，则蛰居在南八里庄城乡结合处一隅，在方寸之地的校园内，探星望月，穷源溯流，河海不择细泉。这里，我们听了音乐、我们习了军事、我们走进了现代派的美术空间。我们看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电影与话剧。我们吹过牛，喝过酒，吃了一串又一串的羊肉串，周围的湘菜馆、老五饺子馆及远一点的骨头庄和涮肉坊都让我们扫荡遍了。我们柔情四溢，我们苦辣酸甜交织于胸。
相对于鲁十二期少数民族班在国庆大典时登上天安门观礼的荣幸，我们则赶上了非典，囚禁于院墙之内，困而学之。至今，那戴着口罩的合影仍让我们记忆犹新。由此，我们成了鲁院最长一期的培训班，前后整整待了一年。这一年中山高水长，流水落花，皆成遗音袅袅。
当非典过后，四方散仙再次聚拢而来，迎堂开课，有些人事已非，物转星移，人去人来，流年似水。
出了这寸地尺天的校园，我们各奔东西，各创新业，各执春秋，蚕头燕尾、笔花四溅。常闻君住长江头，画龙点睛入，又探花落长江尾，纸落云烟出。也有几多知己在对景挂画中小聚畅想。其间却不知不觉中得知张新芝老大姐已患骨癌溘然离去，让人怅然。张新芝仅是《诗刊》一普通的行政工作人员，患病退休后仅三月就故去了。生前记得在一次同学聚会中，她硬掏出500块钱要请大家客，虽未领受，但这份情让人难忘。
这套丛书适值我们鲁二期十周年纪念日编出，其尺长寸短、含英咀华，也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编时，人事代谢红孩、曹雷帮助联系，刘俊帮助组稿并倾心旁求俊彦。也衔各路学友贤集奉文；在此特感谢白描院长为丛书作序并题字；最后要特别感谢出版人张海君先生和敦煌文艺出版社鼎力相助，促成此套丛书出版。在以鲁二期学员为重点的龙章风姿外，也吸呐了其他班期学员的金石之声，甚至还包括老鲁院的学员王成林的佳作，有些未能单独结集的同学，已单篇收在另集《恰同学芳华》中。令我们颇感自豪的是莫言、王安忆、刘恒、余华、迟子建、刘震云、陈世旭、毕淑敏、严歌苓、虹影、王刚等也都在鲁迅文学院深造过。我们是这些前辈的延续，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足印。
王童
写于癸巳年已未月戊寅日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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