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德孚的丹心铁骨
窦宪诺 李永亮
邵德孚，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十年动乱中惨遭迫害，含恨而逝。他的革命生涯，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艰苦卓绝斗争的缩影。
1897年，邵德孚生于沂水城的一个贫民家庭，靠父亲当衙役、哥哥卖烫面包子来维持全家生计。在他童年时，家景稍好，父亲送他去私塾念书。在以后八九年的学习生活中，曾两次因腿疾、一次因眼病废学。16岁高小毕业后，因无力升学，在家居闲一年，到织布厂当徒工一年。19岁时，考人本县师范讲习所。一年后，当小学教员。因不能胜任，又借助教会关系到临沂经文教会中学半工半读一年。在织布厂学徒时，厂内到处张贴有“莫谈国事”的字条；在教会中学读书时，总接触到洋人鄙视和阴冷的目光；当教员后，他认真工作、谨言慎行、好自为之，但仍不时接到解聘的通知。
人生艰难，世道艰难，所庆幸的是，邵德孚有机会接触到了沂水县同盟会组织的领袖人物。1905年，在日本留学的周瑞麟加入了同盟会。回到沂水后，他兴办--学校、鼓吹革命、培养人才、发展组织。邵德孚先后在沂水县同盟会组织创办的第一、第二公学学习，校长、校董都是沂水同盟会组织头面人物。他们上课或讲话时，总要进行些革命宣传；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列强对中国的瓜分，Hi#N沂水县以官僚地主家族为首的“刘南宅”等封建势力对沂水人民的盘剥与压迫。同盟会员对社会问题的深透分析，以及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义无反顾地进行旨在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行动，确实给邵德孚以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促使他不仅较深刻地认识到一些社会问题，而且意识到自己改造社会的责任。
19岁时，他听说革命党人王铭三在上海刺杀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的特务头子郑汝成，感触颇深地说：“王铭三才19岁就能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业。我也19岁了，为何不能呢?”
辛亥革命失败了，邵德孚亲眼看到沂水革命党的领袖人物被捕、坐牢、杀头。连他自己也因倾向革命，不得不躲到乡下外祖母家。中国虽推翻了清朝的腐败统治，但大大小小的军阀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称雄割据，战乱不止，真是国无宁日，生灵涂炭。过去有孙中山领导同盟会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今后打倒军阀，改造社会，救民于水火，靠谁出头?邵德孚百思不得其解。
1923年，邵德孚在沂水县西北乡的下小诸葛小学当教员。恰好下胡同峪村的李清潍(松舟)也辍学来该校任教。他是在青岛商科职业学校学习时，由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从李松舟带到小学的《向导》《晨钟》等刊物里，从李松舟对苏联社会的介绍中，邵德孚知道中国有了共产党，也知道了共产党的主张是在中国实行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共产党在哪里?
1926年秋，邵德孚在沂水城县立模范小学当教员。一天，有一位名叫鞠百实的同学来找他，说有个名叫王敬斋的人刚从黄埔军校退伍回来，想和他谈谈。邵德孚一听这人从南方来，又是黄埔生，当即决定以请客方式约王到学校详谈。第二天，邵德孚便和王敬斋见了面，谈得还很投机。尔后，交谈的次数增多，了解也逐步加深。王敬斋就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说自己并非黄埔军校退伍生，而是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结业后被派回来开辟工作的。他向邵德孚等人系统介绍了南方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国共合作胜利北伐的情况；要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早日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当时，正值奉系军阀张宗昌祸鲁时期，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一听说行动起来声援北伐，都表示愿意参加。这样，王敬斋便首先介绍邵德孚、鞠百实等4人参加了国民党；然后让他们在学生、教员中做工作，特别在农民中做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通过他们的工作，有更多的进步青年集聚到王敬斋周围。凡是敢于揭露北洋军阀的罪恶、拥护北伐的人，王敬斋都介绍他们参加国民党，以便迅速壮大队伍，从中发现赞成共产主义和革命坚定的人。有一天，王敬斋让大家讨论农民组织的名称问题。年轻的国民党员热情洋溢，议论横生。有的主张叫“互助会”；有的主张叫“义和会”；邵德孚则主张叫“共济会”，并说是取同舟共济和共产之意。1926年底，邵德孚、鞠百实被王敬斋第一批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已近而立之年的邵德孚，积20年的苦难曲折、比较与选择，终于让自己的信念之根扎在了对共产主义有了较深刻理解的土壤中。这就是他以后愈折愈坚、愈磨愈亮的原因所在。
1927年夏初，南京政府二次北伐的队伍到达临沂。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沂水支部，公开筹备盛大的欢迎仪式。他们挂出了“国民党沂水县党部”的牌子，国、共两党党员都集中在党部办公。后来，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北伐军南撤，逃窜到穆陵关以北的张宗昌的队伍又回到沂水城。由于党员身份暴露，处境危险，王敬斋只好布置党员疏散，而自己则赴济南向中共山东区执委汇报，接着被调往寿光、平原等地工作，不久就完全倒向国民党。只成立几个月的沂水党组织便停止了活动。
邵德孚因“风头过高”被县教育当局辞退，他与鞠百实等流落南京。他们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兵权；要和军阀斗，必须有武装。邵德孚从南京返回沂水，在大刀会势力雄厚的沂水南乡拉队伍。他到处奔波，将大刀会的7位首领委为团长，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们在军阀队伍撤退时缴他们的枪，动员他们去和土豪劣绅斗争。想法虽好，但未能达到预想的效果。
武装斗争不成，就只好搞合法斗争。1928年春，国民党的军队到达山东。邵德孚立即联络回到沂水的共产党员，组成了国民党沂水县党部。不久，国民党派的县长胡咸吉也到沂水，与沂水封建势力的代表刘南宅勾结在一起，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邵德孚和在国民党县党部的其他共产党员，利用他们掌握的党权，一张状纸就将胡告走了。他们的愿望是赶走一位坏的，换来一位好的。事实相反，换来的却是一任比一任坏。这时，中共山东省委特派员孙兆鹏到沂水。他审查了原有党员，恢复了党组织，先后成立了沂水特支与沂水县委。
特支、县委成立后均把主要精力放到组织群众，特别是宣传组织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上。邵德孚利用在县党部的合法身份，紧密配合党组织，公开支持农运、工运、学运与妇运。县农民协会、工会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与妇女协会均成立起来。更可喜的是区和村也较普遍地建立了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的口号随处可闻，借粮、抗捐抗税的行动时有发生。
1929年二三月间，国民党山东省整委会已觉察了沂水县共产党组织力量的强大，遂派人改组沂水县党部。邵德孚对此有察觉，但有些年轻、幼稚的共产党员仍一如往常地与国民党员搞公开辩论，甚至有的女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搞恋爱。为此，邵德孚曾多次严肃地提醒过大家，但并没引起他们的注意。1929年5月，国民党沂水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开具名单，国民党县政府一次将十多名共产党员和群众组织负责人逮捕。当日，邵德孚等数人虽被保出，但包括县委书记朱寿年在内的所有县委委员被拘押，后又解往济南。县委遭到破坏，沂水县党组织再次遭受挫折。
邵德孚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内心焦灼而苦闷，就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找党。1930年初，他就任沂水县同盟会烈士纪念学校一一瑞麟小学校长。就任前，他与县教育局讲了几个条件，其中之一是对学校教职员有进出之权。就因有了这个主动权，他才与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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