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9点，一位中年女子准时走进了洪钧律师事务所。这位女子中等身材，偏瘦，相貌很慈善，大概天生就是做教师的人选。不过，她此时面容疲倦，双目无神。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她端详着洪钧，说道：“洪律师，我也不知道我的事情应不应该麻烦您。也许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可我心里总觉得不对劲儿。而且我害怕，再这样下去，我也该得精神病了！想来想去，我还得找人说说，哪怕只是帮我分析分析呢！可是我现在能去找谁呢？这种事儿不能找单位的人。找家里人，父母不在北京，女儿年纪还小。没办法，我只好来找您帮忙了。我知道您不仅是个有本事的人，而且是个热心的人。我相信您一定能帮助我解开这个谜的！”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金老师。我会尽力而为的。”洪钧用同情的眼光看着金亦英，说，“您谈谈具体情况吧。”
“好。从什么地方谈起呢？嗨，这些天来，我的脑子都乱成一锅粥了。”金亦英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宋佳，苦笑道，“真不好意思，我怎么一下子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那就从您丈夫得病谈起吧。”洪钧随口说道。
“好吧。”金亦英话音刚落，马上瞪大眼睛望着洪钧问道，“您……您怎么知道我丈夫得病的事儿呢？我还没有说过呀。难道您已经调查过了？”
宋佳也有些吃惊地望着洪钧。洪钧看了看两位女士，不十分情愿地解释道：“其实，从您一进屋，我就开始分析您的来意。这是我的习惯。我首先闻到您身上有一股来苏水味儿，或者像人们平常所说的，医院味儿。偶尔去一次医院的人身上不会有这种味儿，所以我推断您至少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经常去医院。您既不在医院工作，也不像久病之人，因此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您在医院里陪伴病人。这是我脑子里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其次，您到我们事务所来，可您又说不知道该不该来麻烦我。这说明您找律师的目的不是讨论一个一般性质的案件，而是一个既可能与法律有关也可能与法律无关的事件，比如说您身边的什么人突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特别是您说了，再这样下去，您也该得精神病了。您的那个‘也’字，进一步证实了我上面的推断。这时我的脑子里就得出了您是为某人得病的事来找我的结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位病人的身份了，或者说，病人与您的关系。您为了一个病人已经来找了我三次，而且这件事情使您如此痛苦，如此心烦意乱，那么这个病人一定是与您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您在刚才的谈话中提到了您的父母和女儿，却没有提到您的丈夫。因此我想，这个病人很可能正是您的丈夫。另外，从您脸上的疲倦与忧伤来看，我也倾向于病人是您丈夫的推断。于是，我的脑子里便得出了您是为丈夫得病而来找我的结论。当然，我的这个结论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它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它的概率也就是百分之七八十。不过，它的推理过程在我的脑子里是自动完成的，所以我随口就说了出来。”
听了洪钧的话，金亦英不住地点头，说：“您的解释很符合逻辑，就像我们的计算机程序一样。但是在听您解释之前，我真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我记得报纸上把您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看来那话并不夸张。”
“吹捧的话哪有不夸张的？您可别信。还是谈谈您丈夫的病吧。他得的是什么病？”洪钧此时最关心的还是案情。
“我也说不准。他开始得的是病毒性感冒，发高烧，昏迷了好几天，醒来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连我都不认识了。”金亦英的声音有些哽咽了。
“那医生是怎么诊断的？”
金亦英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低着头说；“医生说就是病毒性感冒造成的大脑损伤。”
洪钧身体向后一靠，看着金亦英说：“我能帮您什么呢？虽然我在那起‘龙眼石’一案中查明了当事人死于放射病，但我对医学所知甚少。”
“我来找您，并不是想让您帮我查明我丈夫得的是什么病，而是想让您帮我查明他这病是怎么得的。不瞒您说，我总觉得他得病的事情很奇怪。我觉得……”金亦英欲言又止。
“您觉得什么？”洪钧追问道。
“我觉得……我觉得他很可能是让人给害的！”
“是这样！”洪钧的眼睛又睁大了，他想了想说，“您能先简单介绍一下您丈夫的情况吗？我想我最好先对您丈夫的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可以。怎么说呢？我丈夫是个很聪明也很能干的人。”金亦英眯着眼睛，似乎沉浸在回忆之中。“他在大学时学的是光学，后来又读了生物学的研究生。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到生物研究所工作。五年前他辞职下海，到南方一家私人企业去当了总工程师。”
“在哪个城市？”
“广东省圣国市。他们公司叫达圣食品有限公司，就是生产达圣健脑液的厂家。”
“达圣健脑液？那可是全国名牌产品！您丈夫就是达圣公司的总工程师？那他干得很不错嘛！”
“是啊，那个产品就是他带着人搞出来的。要不然老板肯高薪聘他？每个月光工资就两万！所以他原来所里的人都很羡慕他。当然也有说三道四的。”
“老板很器重他？”
“对。听说老板还有意聘他当总经理哪！”
“他经常回北京吗？”洪钧想了想，又问。
“不，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
“他最后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
“大约两个月之前。”
“他每年都是七八月份回北京休假吗？那个时候南方太热了，是吧？”
“那倒不是。他一般都在春节时回北京。那次回来得挺突然，直到上飞机之前才给家里来了个电话。他说是准备去香港，提前休假。他以前倒是提过他们公司要和一家香港公司合资的事儿。那次是他和老板一起去香港考察。”
“去了吗？”
“去了。从香港回国之后他还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给我和女儿买了一些礼物。”
“他那次回北京时身体情况怎么样？”
“挺好的。就是情绪不太好，不爱说话。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儿。我当时觉得他的心里压力很大，可也没太在意，因为他从来就是这样，总是自己把工作安排得满满的。可谁想到他从香港回来没过几天就病倒了。我接到他们公司的电话后，立刻坐飞机赶到圣国。当时他已经昏迷不醒了。医院说他有生命危险。后来总算保住了命。他们公司也算对得起他，派人把他送回北京。老板还专程到我家来看望，说他是为公司操劳累病的，所以医疗费全报销，而且工资照发。公司的人也都对我很好，都说他是好人。我当时想，一个人能活到这个分儿上，也就该知足了。”
“那您为什么又怀疑他是被人害的呢？”
“因为我后来又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一封很奇怪的信。我觉得那封信很可能和他得病有关。”
“您说的‘后来’是什么时候？”
“就是前天。那封信是他在得病之前发出来的，但是我前天才看到。”
“信是寄到您学校的吗？”
“是。不过那不是一般的信，是电子邮件。您知道，我们学校和他们公司的计算机都联网了，所以我俩通信一直用E——MAIL，就是电子邮件。从圣国回北京后，我忙着带他看病，一直没时间到学校去。上个礼拜，他的病情基本上稳定了，所以我前天到学校去了一趟，顺便看了一下我的电子邮件。结果我发现了他的一封信，就是在他病倒的前一天发出来的。那信的内容我看不大明白，可我总觉得不对劲儿。而且我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那就是我丈夫得病是让人给害的！我说不出为什么，可就是有这种感觉。而且这个念头很顽固，赶也赶不走。”
洪钧看着金亦英。他觉得这位女子说话的声音有些怪。他用右手向后拢了拢头发，说：“那信您一定带来了吧？”
“我印了一份，带来了。”金亦英说着，伸手从皮包里取出一张打印纸，递给洪钧。洪钧接过来，很快地看了一遍。信的内容并不长，但其中有几句话确实很费解。P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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