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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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四年级之后，我们村没有五年级，我只好到北边的直隶村去念书，跟我一起去的，还有我们村的黑五和四海。每天早上，天还黑蒙蒙的，四海在胡同里喊我一声，我来不及吃饭，抓一个窝窝头，便匆忙跑了出去，我们两个再到村西去找黑五，到他家门口，喊一声，黑五也跑了出来。我们三个人便背着小书包，一起向村后走。我们向北，要穿过一片麦田，穿过一片菜地，穿过一条很宽的大沟，那条沟很深，平常里有人在这里走路、赶车，沟底被踏成了平路，沟底的草木特别茂盛，一个人走会有点害怕，沟沿上的狗尾草看上去也很高，在风中摇摇摆摆的，像是要遮住了整个天空。我们还会路过一口浇地的机井，有水的时候，我们会停下来喝几口，往对方身上泼水，玩闹一会儿。然后再穿越一片小树林，我们就来到了一条大路上。从这条大路拐弯，向西走不多远，就到学校了，我们一路踢踢踏踏地走着，说笑着，打闹着，很是欢快。
从我们村到直隶村，不过三四里路，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却觉得很漫长，在心里也觉得很遥远。我们从小在自己的村子里长大，还没有走过那么长的路，也没有到过那么陌生的地方，在这个村子里，我们没有熟悉的人，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又那么新鲜。我们来到这个村子，像是来到了不属于自己的领地，我们在自己村里都是疯马野跑的孩子，到这里一下安静了许多，可这也增加了我们三人的亲密，似乎在这里，我们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是同一个村里的人。
可在直隶村孩子的眼中，我们是另一个村子的人，像是外来者或入侵者，他们不跟我们玩，总像是用一种嫌恶的眼光看我们。那时候我们玩的游戏，主要是弹玻璃球与对拐，弹玻璃球就是在地上挖几个小坑，谁把对方的玻璃球弹到坑里去了，就算赢了；对拐则是将一条腿屈起，盘在另一条腿上，突出的膝盖形成一个“拐”，男生们一只脚着地，踮着脚以“拐”互相撞击，谁把对方撞倒，就算赢了。现在我还记得，那时候刚到直隶村，下课后，常常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玩，直隶村的孩子在一起玩。我们教室的前面有一棵大槐树，不知有几百年了，像一把巨大的伞，遮下了很大一片绿荫。下课后我们就到树荫下面玩，我们三个在树下弹玻璃球，直隶村的孩子则三五成群地在那里玩对拐，互相碰撞，爆发出一阵阵笑声、喊叫声，在他们的映衬下，我们三个弹玻璃球，也弹得很落寞。
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很快就发生了冲突。直隶村好像姓高的很多，有一个孩子叫大刚，他是个粗壮鲁莽的家伙，还有一个孩子叫高秀才，他学习很好，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父亲在我们县邮局的前面摆摊租书，他家里有很多书和连环画，那时在我们的眼中，他好像是大刚的军师，是躲在后面出主意的。在他们身边，还有很多孩子，有姓高的，有不姓高的，还有一个孩子姓邴，因为他的姓很少见，所以我现在还记得，但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有一天课间休息，我和黑五、四海在大槐树下玩玻璃球，正轮到我弹时，玩对拐的队伍挤挤撞撞地向我们这边走来了，我正专心地瞄弹球的路线，大刚一个趔趄，一脚踩住了我的手，随后啪的一下摔倒在地上，他爬起来冲我破口大骂，说我碍了他们的事，又要冲过来打架，我一下蒙了，愣在那里。这时四海冲了上去，一拳打在大刚的胸脯上，大刚后退了两步，高声大叫，“在这里，你们还敢撒野啊！”说着抡起拳头，就朝四海打去，我和黑五也急了，跳上去和他扭作了一团，这时高秀才在后面高叫，“他们敢打咱们村里的人，快上啊！”一群直隶村的孩子拥了过来，拳头如雨点般落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甘示弱，揪住一个人就狠狠地打，一时间鬼哭狼嚎，直到有人叫来了老师，才结束了这一场混战。（P1-3）
云雷的小说，突出的特点是它的“质朴温婉”之气，他的小说让我们感受到一种青春的处子般的清净。云雷近期小说的语气或者可以说其小说的调子好像是为当下的小说宣布了一种新转折，展示一种新的画面和温情。云雷对过去的讲述和对过往深情的怀恋带动着人们转向醇和清明的生活，起码，读他的小说可以让人在短暂的时间里远离混乱无序的现实生活，可以重新知见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质朴和真诚。
————王祥夫
云雷以他独特的真挚，为他的思想背景、理论倾向找到了一条写作上的出口。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种推测，云雷希望通过短篇小说的写作来延续、丰富、完善他在“底层文学”乃至整个左翼文学层面的思考，他试图通过“真切”和“亲历”这种化繁为简、化巧为拙的写作策略来实践他的上述思考。当然，作为一种写作策略，它的价值也许不在它本身，更不在于这种策略是否最终被证明成功，而在于：作家为何必须去寻找这样一种策略。
————石一枫
我怎么写起小说来
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写小说，时断时续，一直到最近才开始集中写起小说来，说起为什么写小说，在大学的时候是因为读了一些小说，觉得像这样的作品自己也能写，于是便写了起来。那时很有热情，写起来很快，一两个星期就能写一个中篇或短篇。那时候我读的是外语系，中文系的同学住在隔壁，彼此都很熟悉，我写完了就拿给他们看，这星期刚拿给他们一个短篇，下星期又拿过来一个中篇，他们都笑话我，你写得太快了，我们都来不及读。那个时候我写了很多东西，但大多不讲章法，不讲文采，只有初学写作的热情，所以只在我们学校的院刊和文学社的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其他的也就废弃了。
由于爱好写作，爱好文学，在快毕业的时候，我决定跨系报考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我通读了文学史，也阅读了大量的现当代作品，最后终于考上了。但是等我到了学校，发现和我想的并不一样，刚一入学就迎来当头一棒，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中文系是培养学者的，主要在知识、理论、学识方面进行学术训练，使他们成长为一个合格或优秀的学者，那时候我写小说的心思虽然没有断，但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不只是外在的，而是渗透到了内心里，在上那些文学史和理论课的时候，在听各种人物所做的讲座的时候，我也禁不住为他们吸引，他们的思想为我打开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照亮了我的心，我觉得我阅读的每一本名著，似乎都比自己写的东西重要，那么自己还有什么写的必要呢？我这样想，写作的心思也渐渐冷了下来，所以在北大6年，我写的小说也不过寥寥可数的几篇。我将主要精力放到了研究和评论上，尤其在“底层文学”兴起之后，我作为一个评论家也开始为人所知，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新的文艺思潮的倡导、解读和评论之中，跟踪阅读，做出阐释，与作家访谈，在报刊上推荐等等，我做了大量工作，也乐在其中，与很多作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这时我毕业之后，已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但是仍延续着在学校时的勤奋与热情，编辑《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办“青年文艺论坛”，做了不少与学术和批评相关的事情。在此期间，我受朋友鼓励，写了《父亲和果园》《舅舅的花园》两篇小说，发表在《十月》杂志上，其中《舅舅的花园》还获得了十月文学奖，但是我似乎已经适应了做研究和评论的生活，在那之后并没有继续写下去，总觉得有比写作更重要的事情，或者将来总有时间可以写，现在似乎不必着急。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我到了《文艺报》之后，到了这里，我变得更加忙碌了，这个时候我才真切地意识到，如果自己现在不写，可能将来再也没有机会写了，于是我便提起笔来，写下了《界碑》，写下了《暗夜行路》，写下了《电影放映员》。在作协工作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整天看的，想的，琢磨的，都是文学，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个人的潜能总是会被激发出来，寻找到它的出口和方向。在这个时候，回想起以前，我才发现自己浪费了多少时光，但是这或许也是一种天意，如果我仍在以前的环境中，可能现在也不会提笔去写。而且现在的我，也比以前更加成熟，更有沧桑感了，或许就小说的写作来说，这是一个最佳的年龄了，我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到现在为止，我所写的内容大多是故乡、童年和乡村的故事，这是我最熟悉的题材，也寄予了我最深的感情，我总是念念不能忘，生命最初的那些人与事，历经人世变化的沧桑，在我内心留下了种种印痕，我们的时代变化太快，有时候我总是在想，如果我不将它们一一记下，或许它们很快就在时光的流逝中湮没无闻了，于是我在内心中穿越到那个时代，去想象一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甚至没有电的世界。那也曾经是我的生活，但现在于我却是那么陌生，我想在这里，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深的秘密。我们总是在发展，在进步，偶尔停下来细想想，竟然无法记起自己的来路，忘却了初心，又胡为乎来哉？我们走了那么久，又要到哪里去呢？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这些都是时常萦绕在我心中的问题，我也没有答案，但我想以小说的方式进行探讨。
所以我的小说总是穿梭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总是细细刻画自己在某一刻的生命体验，总是希望说出那些稍纵即逝的真实或真相。在小说中，我不太注重技术，也不太注重情节，我希望以最简单的方式写下最真诚的情感，我相信这素朴的诗是足以打动人心的，我的人生是什么样子，我就用什么样子将之写出来，不粉饰，不做作，像一篇散文，像一首长歌。但这也并不是说，我的小说中所写的都是真事，我也写过真事，但我在写的时候才发现，真事往往受到很多限制，尤其是有个人心理上的障碍，反而是那些虚构的部分更自由，也更像真事。我想在这里隐藏着小说作为叙事艺术的秘密，从一个小小的由头出发，我虚构场景，虚构人物，虚构故事，就可以充分表达出个人的感受，可以将我所感觉到的传达给我的读者。当然这里所说的虚构也并不是绝对的虚构，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所以有朋友误将小说中的人物，认作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这样谈起来，就离得比较远了。
有朋友说我的小说像散文，而不像小说。确实我那篇《电影放映员》，就曾作为散文发表了出来，不过我认为小说有各种各样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太像小说的小说，这样的小说更注重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而缺少来自生活的质感，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俄罗斯文学中的“生活故事”，或者法国文学中的“巴黎风俗”“外省风俗”，这样的说法让我们看到，我们既是在讲故事，也是在讲生活，既是在谈事件，也是在谈风俗，而生活和风俗总是多姿多彩的，我们讲述的方式自然也可以多种多样，不必限定于某种固定的模式。你有什么样的生活故事要讲，或者你有什么生活中的体会要和别人分享，那就自然而然地去讲好了，或许这样的方式可以更贴近你，也更贴近读者。我想只有最自然的方式，也最真诚，也才能最打动读者的心。
由于我大部分时间是做评论的，常有朋友会问到，你的小说和你的评论有什么关系？会不会受到评论的影响，我想对于我来说，小说和评论是面对世界的两种方式，评论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与评说，而小说则更多的是经验、细节与情感，两者之间有区别，但也有联系。有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比如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由于我自己经历了从构思、选材到剪裁、创作的过程，对于作家的创作心理及其中的甘苦可以感同身受，再去做评论时，就会带着一种理解、体贴的心情去贴近他们，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与作家有一种距离，似乎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也有不好的影响，那就是频道很难转换，你不可能上午刚完成一篇论文，下午就开启小说写作模式，这中间需要情绪节奏的调节，需要心境的转换。这种转换是很困难的，有时枯坐在电脑前一整天，也无法为一个小说开头，在这样的时刻，没有别的办法，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耐心地等。但也有顺畅的时候，那样的状态下，三五天就可以完成一个短篇小说，可惜这样的状态总是不可多得。
至于将来，我想至少在三两年内，我同样还是小说和评论一起做，而小说也仍然是以故乡、童年和乡村故事为主，写起来我才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素材可以挖掘，简直就像一个宝贵的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些逝去的人物和事件，仍然活在我心中，我想我有义务让他们重生，让他们获得存在的形式。当然我也不会长久地沉浸其中，我想做更多的尝试，而这应该只是一个起点，我有很多的写作计划，现在我所需要的只是时间和耐心，“或许真正的我还没有出现”，我很喜欢这一句话，愿意与从事创造性劳动的朋友共勉。
2017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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