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巷拐弯处，停着一辆黑色伏尔加，司机正弯腰在撑开的引擎盖下修车。大男孩急中生智，招呼小伙伴们紧跟着他，很快贴近了伏尔加。大男孩并不知道有人在修车，看看车里没人，便悄悄地打开后车门，领着四个人钻了进去，猫在前排座位后面，大气不敢出。他想，躲一阵是一阵，躲躲再说。
司机似乎感觉有点异常，他下意识地停下手中活，歪头看了看驾驶室，没看见什么，又侧着耳朵听一听动静，也没听见什么，便继续修车。
范家驹一伙很快就追了过来，一个个心有不甘地样子，嘴里还一个劲地他妈的你妈的我他妈的在骂着。范家驹心想，难道他们会钻地缝？这也没有地缝啊！他看了眼不远处的伏尔加，一歪头，领着打手朝伏尔加走来。范家驹咳咳地朝司机打着招呼，并向司机打听有没有看见四个小屁孩。司机看了眼范家驹，懒得理他，嘭的一下盖上引擎，坐进了驾驶室，发动车子，几乎是贴着范家驹一伙的面朝大街驶去。
躲在座位后面的四个人惊慌起来，一个个似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小姑娘差点哭出声来。国阳抓住她的肩头，示意她不要哭，同时他指指自己的头，又戳戳每个人的脑袋，示意大家想想办法。
大约十分钟后，伏尔加远离下关，驶停在琅琊路的一座别墅门口。早有一个人在候车。司机边开启副驾驶室车门边歉意地说，杨教授，车子出了点故障，来晚了。
听到杨教授三个字，四个小伙伴惊异地互相望着，教授是个什么官不知道，觉得偏偏钻进教授的专车，这可就更加糟糕了。
杨教授上了车，一边与司机点头招呼，一边将随身公文包放在前排座位中间的空档处，然后坐定。那公文包差点就戳到哑巴的鼻子。
杨教授坐定后，车子就又驶动起来。
杨教授说，小刘哇，你给校长开车就够辛苦的了，校长也是为了支持办孤儿院，才把他的车派给了我用，这就给你加了工作量了。
还好，每周不就送您去孤儿院两次吗？不要紧的，校长说，车子紧着您用，只要他没在用，让我随时听您调用。司机小刘说。
哎呀，老校长真是，代我谢谢他。杨教授慨叹而言，办孤儿院，咱们金陵大学也是作了些资助的，老校长就点了我的兵，让我出席董事会，同时做兼职教员，学生都是些八九岁的娃娃，任重而道远呀！
伏尔加很快来到城北小红山，停在金陵孤儿院大门口。
一位很斯文的长者开门迎进伏尔加，关上门后，连忙走近伏尔加，向尚未下车的杨教授呵呵地拱手作揖，热情有加。
躲在后排座的四个小伙伴顿时紧张起来，几乎同时伸出了舌头，不无惊恐地相互对视着，真不知如何是好。
杨教授开车门，向这位斯文的长者回以一揖，笑言，哈哈，方院长，一向可好？
被称作方院长的斯文长者哈哈一乐，说，嗨！方某今年五十五，犹如下山一猛虎哇！
哈哈……笑声中，杨教授下了车，与方院长一握。
怎么，又做院长，又当门卫？杨教授跟方院长打趣。
嘿，何止啊，我还兼做厨师呢！方院长说，快了，所有应职人员下周全部到位，包括门卫。哦，这门卫呀，原是黄兴将军麾下的一个营长，战争中失去左臂，五十八岁了，姓管，听说建立孤儿院，他志愿来当门卫，你听他怎么说，谁让我姓管来着？我来给你管管大门吧！
嘿嘿……杨教授笑着说，建孤儿院，打中山先生起，都说了十年了，难得普觉大住持，奔走呼吁也都……都十个年头了吧？幸亏得到了中山先生和黄兴将军的支持，当然，还有宋庆龄女士，要不然……
方院长说，可不是嘛，董事会授命于我，我感到压力不小啊！
杨教授轻轻地在方院长肩头拍了一下，说，现在，社会各界都支持，还那句话，有力出力，有钱帮钱，孤儿院啊，一定会办得好的。
那是。方院长显得毋庸置疑的样子。
杨教授在方院长的引导下，向品字型大楼走去。
此刻，正准备下车的司机小刘突然发现后排座藏着四个孩子，不禁吃了一惊。没等小刘吱声，大男孩非常果断地打开车门，带着小伙伴仓皇下车。小刘哪肯放过，一把揪住了尚未及逃走的小姑娘。
小姑娘直嚷嚷，放开我，放开我……
显然，叫喊声惊动了正要离去的杨教授和方院长，他们折了回来。
已经逃离的大男孩也只得返回来，一个劲央求司机放了小姑娘。
杨教授问，怎么回事？
方院长云里雾里，一脸莫名，他习惯地用一个指头挠着脑门，紧随着杨教授，站到孩子们跟前。
说，你们怎么上的车？
小刘一手抓着小姑娘，一手指着站在远近的这几个孩子，很恼火。
杨教授让小刘放开小姑娘，他上前一步，爱抚地摸着大男孩的头，微笑着，同时招呼站在十米之外的哑巴和二分头，过来，过来。
虽然一时还搞不清怎么一回事情，但是，出于一种职业敏感，方院长马上介入进来，说，来来来，不要害怕，这是我们孤儿院的杨教授，他特别喜欢小朋友的，你们过来。方院长说着话就走过去，一手一个，将哑巴和二分头裹在腋下，想揽他们过来。
哑巴和二分头死赖着不肯过来。
大男孩虽然也有点抖呵，但是，看到杨教授和方院长倒也慈眉善目，心想你们总不会像范家驹那样横行霸道吧？不就是搭个便车嘛，又能怎么样呢？要钱给钱。他摸了摸口袋，除了那把弹弓外，还有几个铜板。于是，他冲哑巴和二分头招了下手。
哑巴和二分头这才乖乖地让方院长揽过来。
哑巴倒还不太熊，小胸脯还挺着的。
二分头可就抖呵得不行了，怯怯地躲在了大男孩背后。
笑容可掬的杨教授打量着四个孩子，说，你们都是哪里人哪？
没有回应。
谁能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还是没有回应。
杨教授又说，你们……都几岁啦？
仍然没有回应。
杨教授便挨着个儿走过来，一个一个地瞧着，然后笑着说，那我猜猜看，你们大概……也就八岁，九岁？顶多十岁？这小姑娘个儿虽高，恐怕也就十岁，有十一岁？
放我们走吧！大男孩递上两个铜板。
呵，听口音，你是山东人？山东临沂？我猜得对吗？杨教授攥着大男孩的肩头说。
放我们走吧，伯伯……小姑娘哀求着。
呵呵，你是安徽的……安徽……凤阳人？杨教授抻了一下小姑娘的小辫子，回头转向哑巴和二分头，你呢？还有你？
我……二分头索性把脸掩在国阳的后脑勺里。
杨教授走过来，将哑巴往身边拽了拽，说，看来你最小，你是？
哑巴面对杨教授站着，像木桩一根，他不知道害怕。
杨教授往后退了两步，看着这四个孩子，眉心里鼓出个疙瘩。
司机小刘正欲说什么，被杨教授止住，他走到大男孩跟前，蹲了下来，侧着脸说，孩子们，取名字就是给人叫的，喏，我叫杨开源，金陵大学文史系教授，也是孤儿院的老师，你们，你们……是孤儿吗？我是说你们有没有家？有爸爸妈妈吗，或者是爷爷奶奶？
四个孩子都摇头。
杨教授注视着大男孩的脸，问，到孤儿院来读书，好吗？
大男孩凝视着杨教授的脸，好一会儿，微微地摇着头。
那你们呢？扬教授挺直了身子，冲小姑娘笑着，期待着回答。
他们都先后摇起了头。
方院长啧啧哀叹，说，当今……不知怎么搞的，娃儿们都不愿意读书？已经送来入院的几个孩子，也都……唉，孩子们，读书多好呀，读书……
杨教授朝方院长摆了下手，微微摇着头，又微微点了点头，转对孩子们说，那好，你们……你们可以走了。
大男孩向小伙伴们递一个眼色，四个人撒腿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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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3日，我的《金陵孤儿》在夜幕降临时杀青了。
此时，闻室外鞭炮声起，我顿觉诧异，便走出了创作室，站在了乡间小院里。我看到，鞭炮响处，无不燃动着点点火苗，更觉诧异。
今天是什么日子？我问自己。
恰巧，一直在关心我的这部书稿的国强老弟打来一个电话，问，怎么样？杀青了吗？我回答说杀青了，顺便问了老弟，今天是什么日子？国强老弟随即一声“啊哟”，今天是……他的话还没有出口，我便一下想起来了，我们几乎同时说，今天是阴历七月半。
是啊，七月半，一个祭奠亡灵的日子。
此时此刻，我的思绪仍然停留在书稿的最后一章的情节中，金陵孤儿壮烈牺牲的画面仍然活现在我的眼前。我在电话里跟我的国强老弟再三哎呀着，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杀青竟然在这个祭奠亡灵的日子里，而且在满世界祈祷的“篝火”燃得最红的时刻。我的心忽然被揪紧了，我的眼眶里忽然就有一种炽热的东西在涌动。面对亡灵，面对着我的金陵孤儿的亡灵，我简直无以敬奉。我一激动，居然毫不犹豫地将堆积在我的案上长达三年多的采访材料一起搬到院子里。在我擦着火柴的一刹那，我的眼前又出现金陵孤儿们一个个可爱的身影。我在心里说，真不知道今天是祭奠亡灵的日子，我什么也没有准备，完全来不及了，就把这些宝贵的资料，权当纸钱，交还给你们吧……
我的小院里，腾起了一条火龙……
我在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在大屠杀纪念馆的祭坛前，虔诚地跪拜你们，还是用这种古老的办法，将这本刚刚出版的书寄往天国，让你们也看看，同时让你们知道，后辈人没有忘记你们。当然，我要在这本书上签上我的名字，写上我等十三亿中国人，甚至全世界的华人，乃至全人类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对你们的祝福：安息吧，伟大的民族英雄！
书稿在七月半杀青，这对于我来讲是一种巧合。但是，这对据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来讲，也许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上帝也许在震怒之余，早就决定将这一鲜为人知的小人物抗日故事交予我来叙述，我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但我不知道我的叙述可否令人满意，上帝会不会责怪于我。我想上帝已然看见了，那么多善良的人在燃纸钱，放鞭炮，在向金陵孤儿表示着虔诚的祭奠————
足矣！
哦，感谢上帝！
这部书稿当从2006年说起。那年2月，我在乡下创作室已经整整蹲了一年。我在开始琢磨我的《情乱情人节》(已经出版)的书稿时，有幸接触了一些朋友。他们听说我在写电视剧，便向我描述了当年的一些孩子，当然有的竟是孤儿，他们在南京跟日本鬼子顽强作斗争的情形，建议我写一部电视剧。朋友的建议，忽然使我想起早年，我的伯父跟我讲述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南京孤儿的故事，我便开始了艰难的收集材料的历程。一年下来，案头堆积的材料，足足可以告诉人们一个让人为之激动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那几个孤儿(包括几个困顿潦倒的乞丐)在与日本鬼子无数次较量之后，终因不是鬼子的对手，有的惨死在鬼子的手里，有的在最后离开了南京，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这些材料固然好，但我并不满足，我似乎无法完成我的结构。
2008年春节前，一个实在偶然的机会，我接触了一本二十余万字的自娱性书稿《安乐窝》(非正式出版物)。整个春节我除了看春节晚会外，其它时间都在研读这部书稿。让我感兴趣的是，这部书稿记录了当年金陵孤儿院的另一批孤儿的故事，许多章节读来让人感动。于是，我又重新研读自己的采访材料。不久，有一种新的创作欲望在心里萌动，在没有完成整个构思之前，《金陵孤儿》这个书名就自然产生了。我费了些周折，总算找到了《安乐窝》书稿的作者石桥先生。石桥老先生原名蔡虎因，是一位资深的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历史老师，为人真诚，待人热情。听着他的谈吐，看着他的一头银丝，联想到《安乐窝》里的那些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让我感佩石桥先生的博学和伟岸。我请教石桥老先生一些历史掌故，并表示想借用他书中的金陵孤儿院这个篮子，装自己已经获得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写一部《金陵孤儿》。石桥老先生给予我热情支持，还认真向我提供背景材料，令我不胜荣幸和感激。在几次接触石桥先生后，我带着新的思考，泡图书馆，觅相关资料，甚至再次寻找相关的老人……至此，我开始进入创作。
不曾想，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差点累得找不着北。原以为准备了这么长时间，拥有了这么多材料，又根据这些材料写了详细的提纲，写起来一定会得心应手，哪知道，它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当我进入状态，在与我的所有人物密切交往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我的金陵孤儿们，他们甚至不按照我原先给他们制定好的模式走，总拧着，他们不听我的。特别是当书稿写到第十三章的时候，简直就是举步维艰。我感觉我不是在写一部小说，而是总跟他们一起，天天琢磨着怎样跟小鬼子干，天天着急赶走小鬼子，收回南京城，写作速度突然慢起来，慢得我着急上火。我甚至担心我难以完成这部书稿。但是，我这是与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品，就是说，我是立下军令状的，完不成，我怎么向市作协、市文联交代？心里那个累呀！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逼自己，决不能畏难而止步不前，要迎难而上。于是我重新查阅大量资料，求教于更多的师长和朋友。我的老弟国强急我所急，想我所想。我在乡下写作，一遇需要查证的，就打电话请他在网上或通过其它途径为我帮忙。我这老弟是一位资深编辑，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裳，与我交往三十余年，特别熟悉我的脾性和写作风格。他脑子灵，知识面广，记忆力又特好，他不断地为我查找一些背景资料，帮我梳理创作思路，他甚至向我提供了1936年的南京地图。他实际上是在鼓励我。
我终于在突破创作瓶颈子之后，视野一下开阔，思路一下畅通，几乎一气将书稿完成。
就在我吃了难言之辛苦完成书稿之后，在享受如释重负之快感的日子里，我有幸见识朱成山先生。曾经，他太忙，我们无缘见面。我呢，太执拗，非见他一面不可。因为，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我的这部作品中，一定有“不实之词”，一定有“不妥之处”，一定有“贻笑大方之处”，非让朱成山先生审视不可。我的坚持终有结果，成山先生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见我，并花了许多宝贵的时间，逐章审读了我的书稿。果不其然，他在基本肯定书稿的同时，向我指出了多处的“不实”“不妥”，我便认认真真地逐一修正了。此后，我有幸得到南京市作协的支持，市作协专为本书稿请了两位专家审读，专家为本书稿给予了非常严肃的指正。根据专家的意见，我认真地做了某些校正，非常感谢。当然，专家的意见，我没有完全其实我也是无法一一接受并修正，如果两位专家有机会读到这部被他们判定为与《地道战》《地雷战》差不多意思的作品后，千万不要生多大的气。毕竟，这是我的“孩子”，是我“怀了多年身孕”才勉强生下，即便丑了点，那不要紧，丑儿如母，我自己生的就不那么漂亮嘛！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金陵孤儿》，它其实不是一部历史小说。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人物和事件，作者不可能都调查到位，即便调查到位了，它也不可能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恳请读到这部书稿的每一位朋友，千万不要硬套历史，这只是一部非常普通的小说而已，而已……
本部书稿，辗转波折多年，终于付梓。在签订出版协议的时候，作者惊愕————这部书稿竟在一个祭奠亡灵的日子里完稿，却又在“12月13日”这个非常的日子签约出版，怎么这么巧？呵，难道真的……无巧不成书？
在《金陵孤儿》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我谨向：
曾经接受我的采访并向我提供翔实材料的所有朋友致意！
向热情支持本书创作的石桥老先生、王国强老弟致谢！
向为本书作最后审读的朱成山先生致谢！
向为本书题写书名的著名旅日书法家、日本中国书法学院院长、全日本书法协会主席、日本华人华侨协会副主席刘洪友先生致谢！
向积极策划出版本书的贾银东先生、罗建先生、张焕廷先生、王有虎先生致谢！
向积极支持本书出版的南京出版社致谢！
是为记。
周荣耀
2011年12月13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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