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克敬,1954年生于陕西省扶风县,西北大学文学硕士,现任中国书画院副院长,中国书画院陕西分院院长,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委员,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政府参事。近年共创作小说、散文、随笔400余万字,出版了《渭河五女》《碑说》《状元羊》《风流树》等二十八部著作,作品多被国内著名选刊转载,《羞涩的火焰》《拉手手》等作品改编拍摄成了电影。2008年获冰心文学奖,2008年、2010年两次获柳青文学奖。2010年以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11年以长篇小说《初婚》入选国家“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2012年中篇小说《你说我是谁》,获第十四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文学类)。2011年编剧策划的电影《拉手手》获美国纽约国际雪城电影节最佳艺术片奖。 “你瞧你,每次这个字都会写错,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张兆和在与沈从文结婚后的一封信中,如此严厉地批评了沈从文。而且她还当面批评过沈从文,嫌他太在意他的文字了,翻一遍他的文稿,都是这里修一修,那里改一改,永远都在修改自己的文稿。 我与朋友周公度聊着前辈们的这种事,周公度说了,许多外国的文学巨匠,也爱不断地修改重写自己的文稿。周公度举了博尔赫斯的例子,说这位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作家,就非常偏爱不断修改甚至重写他的文学作品。我不是这方面的研究者,对此了解甚少,但我去年秋天,在《作家》杂志第七期,读到了薛忆沩的访谈,《在文学的祖国里执着地生根》的文章,一下子有了种沉睡文字泥潭,被叫醒打捞出来的幸福感。他在《自我挑战,发动“重写”的革命》的一章里,回答访问者的问题时说,“在2009年前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汉语的感觉发生了很大或者说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导致了薛忆沩把他2010年之前发表过的所有旧作,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甚至随笔作品都进行了重写。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位客居他国的华语作家的文学作品,见到了,是会不错眼的要读的。2000年《天涯》第五期,刊发的他的《出租车司机》,他原先就刊发过了,这一次是重写重发,导致重写重发的结果,十分喜人,先发时,没怎么被人重视,重写重发出来,则被《新华文稿》和《读者》等几乎所有的选刊转载;接着的《首战告捷》,也是一个样,还被残雪称赞为“达到了博尔赫斯的水平”。这充分证明,薛忆沩对自己的作品重写重发是成功的,得到了有识者的普遍认同。而他自己则也不无自豪地说:“我所有重写的作品都得到了更高的评价”。 薛忆沩启发着我,我想对自己的一些旧作也来一次修改重写。但我有资格修改或重写我的旧作吗?我有条件修改或重写我的旧作吗? 我的问题把我自己惹笑了。谁的手伸得再长,谁的手再有力量,又岂能挡得住他人修改或重写自己的旧作!沈从文先生这么做过,博尔赫斯前辈这么做过,薛忆沩同仁正在这么做,他们的资质,他们的成就,他们的声望,响当当、亮堂堂,他们都做了,我凭什么不可以做呢?我自知资质、成就、声望非常一般,因此我就更应该这么做了。有些“夸”我的人,说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说我只是个农民,只是个小木匠,这我是要满盘子满碗的接过来、端起来的。我从来没隐瞒过我的出身,而且我在多篇文章里,就是这么介绍我的。这是我的差距和不足,正因为我有这么多差距,所以我就更有资格修改或重写我的旧作了。 这是我的资格了,也是我的条件。我能吃能喝,晚上脱衣睡觉,早上起来呼吸喘气。嘿嘿,活着的人都有这个条件;一口气喘不上来,就没有条件了,绝对没有。 而且是,我还有这方面的教训,很严重的教训呢!第一部长篇小说《初婚》,发表出版的绝不是我最初设想的样子,我被我笔下的三位新娘子带坏了,尤其是那个叫惠杏爱的新娘子,她一出场,就苦难深重,且坚韧不拔地引诱着我,让我昏头昏脑地随了她,写成了一部与我原来构想完全不同的作品。虽然作品上市后,还有不错的市场表现,以及读者和评论家的正面评价,并迅速被陕西最具声望的曲江丫丫影视公司,购买去了影视剧的改编权,且组织起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开展剧本的改编和拍摄准备工作,但我还是于2014年的时候,对《初婚》做了一次重大修改,部分章节及个别人物,几乎是重写了一遍。修改重写的内容,主要在于不弱化三位新娘子外,加重了小说中那位退休回村的县粮食局局长谷冬梅的内容,让她成为作品中的女一号。我之所以这么做,最根本的是突出“寡婆祠堂”在小说中的象征意义。谷寡婆村引以为祖先的谷寡婆,可说是中华文明中最为不可磨灭的“家”文化的代表,谷冬梅还在谷寡婆村当家的时候,是她带头拆毁“寡婆祠堂”,几十年来,她走出村庄,脱产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她想要遗忘,遗忘掉被她拆毁的“寡婆祠堂”,可她越想遗忘,却越是遗忘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把自己当年的这一“壮举”,看成了自身所犯的一项大罪恶。她退休了,本来可以在县城享受她安逸的退休生活,可她回到了谷寡婆村,把她当年拆毁的“寡婆祠堂”,经由她的努力,再建了起来。 可是,在过去那种思潮里,拆毁“寡婆祠堂”容易,现在要把“寡婆祠堂”再建起来,可就不容易了。这是我修改重写《初婚》最大的变化。而这次出版的《长河落日》,最先发表时,都是一部一部的中篇小说,我结合题材的统一原则,大修大改,串联起来又是一部长篇小说了。 今年初,《作家》杂志又发了篇研究巴金先生的文章,其中说起先生会见日本友好作家时,就自我揭秘,说他把他的长篇小说《家》,出版时改,出版时改,改了七八次之多。 这应该说是一个作家对自己作品追求精益求精的一种优秀品质。前辈作家的这种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从2014年起,我回头看了我的一些旧
|